女性主义翻译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女性主义把翻译当作一种政治手段。重写是女性主义翻译最大的特点,女性主义翻译的实质就是重写。尽管女性主义翻译改写的实践和理论历史悠久,但运用勒费威尔的操纵理论来研究女性主义改写却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传统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的具体现象和翻译实践上。翻译现象包括女性与语言的关系、性别与翻译的关系——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研究(Kaufman 1987; Brod 1987)。翻译实践包括:对女性身体的翻译、文化双关语的翻译、对男权的翻译、重写翻译的理论与神话、重读和重译作品等。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为何如此盛行并影响深远?很少有人对这个论题进行研究。本文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勒费威尔的翻译操纵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女性主义盛行的深层原因进行的研究。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的转换,还要把其它诸如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因素考虑在内。勒费威尔提出了四类操控文学翻译的因素:赞助人、诗学、论域以及意识形态。勒费威尔提出了“改写”的概念,“改写”指用某种方式对原文进行的一系列阐释,改变或者操纵原文的过程,包括翻译。“改写”的概念起源于一种信念:翻译的研究应该探讨隐藏于翻译文本深处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巴斯奈特和勒费威尔认为译者、评论家、历史学家、教授和新闻工作者所写出的文本都被归类为“重写”。勒费威尔运用俄国形式主义的系统论来阐述控制文学体系的两大因素,一个因素来自系统内部,称为诗学;第二个因素来自外部,统称为“赞助人”。“赞助人”应该被抽象的理解为一种“权利”。文学创作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本文是以勒费威尔的操纵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女性主义改写进行的研究。由于篇幅有限,研究将集中在从“诗学”、“赞助人”或“权利”的角度进行。解构主义及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和创作使女性主义译者充分地认识到:中立的和绝对有意义的文本不存在,因而也没有一个文本是“原文本”。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都会加入自己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妇女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环境使女性主义翻译工程繁荣兴盛。出版社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乐意出版与女性主义有关的书籍。一旦女性主义作家和翻译家的书大量发行,她们也可以获得经济利益。很多女性主义者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一定的地位,说明她们被“赞助人”所接受,是“权利”的支配者。读者对女性主义译者的同情及对她们的言论和观点接受的程度大大提高。女性歧视问题也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