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辞是韩国朝鲜朝时代用朝鲜文创作的诗歌体裁。目前,学界对朝鲜朝歌辞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歌辞源流、时代背景、思想内容等方面,而对接受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却鲜有问津。朝鲜朝歌辞在其形成、发展、成熟等整个过程中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但学界对其研究还不够深入,尚停留在初期研究阶段。“发展期歌辞”是指,自朝鲜朝“燕山君”时代到壬辰倭乱为止约100年间创作的歌辞。这一时期,以曹伟的《万愤歌》为开端,歌辞创作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并由郑澈带到了巅峰。迄今,学界普遍公认的“发展期歌辞”共达21首,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考察“发展期歌辞”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联,剖析“发展期歌辞”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特点、并谈论中国古典文学在朝鲜朝歌辞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本文特选取江湖闲情歌辞(5首)、恋君歌辞(3首)、教训歌辞(5首)等“发展期歌辞”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类歌辞作品,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为基础,运用文献考证、接受美学、传记批评等研究方法,分析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联及其文学史意义。全文共四个部分。具体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简述文化传播的特点、歌辞的中国文学影响;其次,梳理前贤对“发展期歌辞”的研究现状,指出其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进而为本文指明方向;最后,框定研究对象,指出研究方法,简述研究目标。第二章为朝鲜朝“发展期歌辞”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联。特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三类即江湖闲情歌辞、恋君歌辞、道德教训歌辞等,分析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联。对于江湖闲情歌辞,选出李绪的《乐志歌》、李珥的《乐志歌》、李滉的《退溪歌》、许橿的《西湖别曲》、宋纯的《俛仰亭歌》等5首,系统分析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联,归纳其发展特点;对于恋君歌辞,选出曹伟的《万愤歌》、郑澈的《思美人曲》和《续美人曲》等3首,重点分析其与屈原文学之关联;对于道德教训歌辞,选出李滉的《琴赋歌》、《道德歌》、《相杵歌》、《孝友歌》,李珥的《自警别曲》等5首,分析其与中国儒家经典之关联,即从文学形式和典籍的文学化角度考察儒家典籍对道德教训歌辞的影响。第三章为“发展期歌辞”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意义。从接受的角度,探讨三类代表性“发展期歌辞”发展特点及其意义。第四章为结论部分。首先,归纳朝鲜朝“发展期歌辞”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联特点,并进一步透视中国古典文学对朝鲜朝国语文学的影响,指出本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及今后有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