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探究领土争端对中印、印巴国家间安全与合作的影响。从历史上讲，中印和印巴的领土争端是殖民时代的遗产，这一遗产已经在双边安全关系与发展前景方面深刻而严峻地影响到上述国家间关系。中印是两大新兴经济体。他们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人口与劳动力大国。两国拥有广袤的领土和漫长的共有边界。考虑到地理上的临近与各自的规模，两国在多个领域存在双边合作与冲突。与中国、印度一道，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力量，它虽然在人口和领土规模上不及中印，但是巴基斯坦对两国的影响不容小视。巴基斯坦的战略决定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印地区战略走向的影响。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建立现代国家以来，中印巴三国就陷入了领土与边界争端，并导致三国在安全领域的竞争。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以后，巴基斯坦便在1963年同中国签署边界协议，以和平友善的方式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是，中印与印巴之间的领土冲突依旧存在，这两对关系分别发生的战争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但是，在冷战后特别是一进入新世纪，中印关系重新出现了新的转机。尽管领土问题依旧有待解决，中印已经将精力投入在两国睦邻友好与关系正常化上，而非扩大冲突。这为世界和平带来了一个好兆头，因为中印在经济政治与社会方面都具有影响全球的潜力。本文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特别是从领土争端的角度，分析了中印和印巴关系，并强调阻碍印巴之间的合作中思维、建构出的敌对的口号以及假想敌的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中印之间这些人为的、单方面的、自我美化的思维，并没有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在这两对关系中思维的力量在起何种重要性的作用？中印之间在后冷战时代，从“冲突”模式“合作——冲突”模式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世界政治的变化以及全球化、开放市场的力量不能对印巴关系产生与中印关系相似的影响？通过建构主义的研究，这些同样变量不同结果的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当的解释。在国际关系中，采取行动的前提是分析现状。而现状具有关于行为体的两大特点：第一是他们自身的身份及利益，这些可以反映出他们在面对现状时的状态；第二是他们对其他行为体行为的预判，而这些又决定了他们对敌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认定。以印巴两国内生性的具有对抗性的历史遗产以及长期以来冲突的身份为基础，通过创造一种怀疑与误解的气氛，印巴两国的双边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论文的解释框架是基于如下观点：印巴之间不断变化的认同，正处于一个冲突的秩序中，这是因为其双边关系因为领土争端对国家间安全与合作的决策过程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不能产生聚合力。对于印巴两国的双边关系，其现状是由行为体自身的身份与利益，以及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身份与利益的理解决定的。建构主义解释了中印之间展开合作的过程中有关于身份和利益的观念的力量，尽管领土争端很难解决但是这是可以管控的。中印之间的低政治，例如在贸易与全球治理方面，带来的频繁的会晤凭借着其较轻的复杂性，成为了两国合作的促进性因素。而这一现象在印巴之间貌似并不能行得通，关于恐怖主义、孟买事件、两国之间信息互联以及商业领域谈判，巴基斯坦认为如果不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这些问题是不能接受的。本文揭示了中印关系解冻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两国在国家利益、愿景、现状与对未来的展望方便不断互相靠近。同样地，国内的需求也促使两国站在避免发生冲突的同一立场。许多其他因素，比如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状态、国家认同与经济增长使中印面临着相同的处境。同样重要的是，除了1962年战争，中印之间没有历史包袱。而巴基斯坦却与印度没有持续的和平，并蓄意诉诸暴力。两国之间双边的敌对状态受到激进因素的推动，他们对战争与仇恨从来没有厌倦。印巴的领土争端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国统治被过于草率地从印度驱离。英国统治给两个临近国家留下了克什米尔这样一个难题。因此，自从两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后，印巴在卡尔吉尔进行了三次全面战争和一次有限战争，并发现其自身正处于一个安全悖论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两国都意识到了领土争端的具有伤害性的僵局，但是伴随着历史痛苦记忆的信任赤字使两国关系停滞不前。1997年，巴基斯坦新政权上台后，开始恢复对话进程（CDP），并在1998年印巴两国分别进行了核试验后签署了拉合尔宣言，但是由于两国根深蒂固的认同冲突，两国关系并没有什么进展。除此之外，随着21世纪到来，两国恢复关系的新的努力在进行着，阿格拉峰会显现出一些希望，但并没有什么实际进展。见证了连年不断的对抗与竞争，CDP在2004年再一次重启，建立了一些信任建立措施（CBM’s），启动了二轨外交，并且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以重新利用公民社会之间沟通的积极角色，这一角色曾经被2008年11月的孟买危机所破坏。持续并加剧印巴领土争端以及两国正面冲突的根源是共同的殖民历史、可以追溯至穆斯林入侵的痛苦的历史记忆,激进的宗教，以及相互冲突的国家认同。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印巴两国持久的对抗，由于两国没有进行关系正常化和恢复邦交，两国一直没有建立统一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中印两国在成为主权国家之初就显露出友好的双边关系，“中印两国亲如兄弟”（Hindi-Cheeni bhai bhai）回荡在亚洲地区，但是及至1950年代中，受到领土问题的影响，两国由友好转变为敌对。两国都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很不幸的是，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两国这么做。于是，最终爆发了1961年中印边界战争，为两国对抗打下了基础。但是尽管领土争端在持续，两国间的敌意与敌对性的竞争关系并不能取代两国合作的潜质，两国间也已在多项议题上达成一致，为两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发展的机会。结论部分，文章指出，后冷战时代中印关系见证了一个面向未来的融冰的进程——英吉拉·甘地访华期间，确定了将领土问题置于两国间事务的次要地位。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和印度拥有领土争端的原因是这些领土争端涉及到本文所讨论的安全问题，但是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的正面冲突烈度并没有印巴之间强烈，因为中印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防务与多边对话等领域确实存在合作。相比之下，由于统一权力的真空，印巴一直忽视两国的地区利益与合作，两国陷入了复杂的安全迷局，并用冲突、不信任、怀疑和恐惧的思维建构对方的形象。对于印度，历史的开伯尔综合征抵制任何制造和平的单边主义行动，而对于巴基斯坦，安全困境阻止了其消除对印度的悲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