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四川一直坚持农业支持工业、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路线，极大地推动了四川工业的进步。目前，四川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四川经济发展也将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依靠财政投入促进农业发展是国际国内发展农业的有效传统方式之一，也是四川支持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四川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不断加大，支出重点不断调整，但是四川面临的政策形势、经济形势等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对四川解决长期面临的“三农”问题提出新要求。如何适应四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确定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农规模与支出方向，以实现支农资金的最优配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做好四川财政支农工作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笔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就四川财政支农资金支出最优总量与支出结构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最优使用效率，促进四川新农村建设是有益的探索。文章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四川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与结构进行研究，对论文的理论依据、四川财政支农状况等进行翔实的定性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财政支农支出最优总量、结构运用C-D函数及其变形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从而基于效率的基础上确定了四川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总量与结构。另一方面，笔者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开展调研的基础上从农民需求角度出发，探讨四川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四川财政支农支出的优先秩序选择问题。在效率与农民需求两重标准的基础上，确定四川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问题，并在借鉴国外其他国家财政支农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作者的建议。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四川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结构与目前四川面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已经不相适应，在总量支出和结构支出上存在很大问题，必须对目前的财政支农现状进行调整。一方面，四川财政支农支出的缺口还比较大，并且有逐步加大的趋势，因此要缩小甚至填补该缺口，还需要加大财政支农的规模；另一方面，从四川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看，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函数系数为正，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函数系数为负，说明四川财政支农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产出弹性为正，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产出弹性为负。对此，笔者认为四川财政支农应该在加大四川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财政支农的结构。就总量而言，政府除通过立法、税收等手段加大对财政支农的倾斜外，还要引导社会力量多元化途径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总量；就结构而言，在坚持效率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农民需求，支农资金重点投向效率较高、农民需求最强烈的方面。文章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四川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与结构问题，特别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将研究的条件限制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并运用定量方法对四川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总量与结构进行测度，是本文较有新意的地方；另外，笔者通过调研，基于农民需求的视角，确定四川财政支农支出的优先秩序，在研究思路上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