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宗商品而言,国际定价话语权强弱即为在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中,一国能够对交易品种的最终价格所发挥的影响力大小,即一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该商品的交易价格。对一个国家而言,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即可被认为是在多大的程度之上,此国有能力可使大宗商品的进出口价格接近以消费者或生产者剩余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想价格。我国目前已超过美国,跃居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第一大国。然而,有关方面认为,我国的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不强。目前,业界有声音反映,因缺乏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话语权,我国不论是能源、还是原材料、农产品等大宗商品,都在国际市场上陷入“高买低卖”的被动地位。因缺乏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话语权,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缺少对价格的谈判能力,不得不接受高价买入和低价卖出的局面,企业利益受损严重;国家产业安全受到威胁,国内众多产业因利润被严重挤压而迫近被并购的边缘,甚至已经被纳入国际产业巨头名下,沦为弱势行业；宏观经济方面,缺乏大宗商品的定价话语权会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论文的研究思路为,首先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模式做一般性描述,再从一般到特殊,依据大宗商品的一般分类,分别讨论能源、金属、农产品大宗商品的定价模式演变,分析其国际定价话语权。其中,能源以原油为例,金属以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的铁矿石为例,农产品以大豆为例。通过构造我国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的动态比价模型,结合各类大宗商品的定价模式演变与国际定价话语权,分析我国的大宗商品国际定价话语权现状,得出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的政策建议。论文通过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模式演变及国际定价话语权进行研究,可得如下结论。由大宗商品的定价模式演变,对供需双方力量总体仍未达到均衡状态、市场竞争未尽充分,同时该商品的期货市场仍不甚发达的大宗商品种类而言,如果上游企业垄断力强、供应偏紧,下游企业小而分散,一般倾向于采用以卖方为主导的延期结算定价模式,例如铁矿石的长期合同定价；反之,当下游垄断力强、供应过剩,上游小而分散时,倾向于采用以买方为主导的延期结算定价,例如二战结束后的原油国际定价模式。当某种大宗商品所处产业的买卖双方数量较少、力量较为均衡且供需较为平衡时,倾向于采用长协定价模式,如铁矿石长协定价模式。当买卖双方对市场均没有绝对的控制力、供应较为宽松、市场竞争充分时,则倾向于采用均价定价,如2010年后铁矿石的普氏指数定价模式。而当供需双方力量总体均衡、市场竞争足够充分,同时该商品的期货市场较为成熟时,该类大宗商品倾向于采用以期货价格为基准的定价方式,如现今的原油公式定价、大豆的基差定价模式。相比于协商定价模式,以期货作为定价基准的定价模式成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的趋势所在。不同的定价模式之下,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将为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掌控。综合比较各类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可归纳影响大宗商品国际定价话语权的关键因素：供求力量对比、产业结构和衍生品市场发展程度。根据我国大宗商品的动态比价,随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模式由协商定价向以期货市场为基准的定价模式转变,我国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话语权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需强化。我国铁矿石国际定价话语权呈优权化发展,这与采用指数定价后,三大矿商的垄断程度被削弱有关。我国的原油定价话语权总体上呈等权化发展,然而,相较于我国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地位,我国在原油上的定价话语权仍需强化。我国大豆的国际定价话语权仍在总体上呈现出劣权化特征,其原因主要有,目前采取的定价基准CBOT大豆期货合约价格失真、升贴水设置不合理以及我国大豆贸易商的点价时机把握不准。论文主要创新点在于,首先,通过定量方式,构架我国大宗商品的动态比价模型,对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话语权进行量化判断,并将其与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模式、定价话语权相结合。其次,论文遵从大宗商品的分类,分别探究能源、金属及农产品大宗商品的定价模式与定价话语权,故可从宏观角度归纳大宗商品定价模式与定价话语权的一般规律。最后,在对于各类大宗商品定价模式的探求过程中,获得了较多贴近于目前相关国际贸易实务的一手资料,论文对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模式的整理为相关后续研究提供一定思路。论文的不足之处则在于,首先限于数据,仅可得十余年的我国大宗商品动态比价R值,样本不充足可能影响对我国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的判断；其次,论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模式与定价话语权进行归纳,使得对具体某一类别大宗商品的分析不尽深入；最后,论文侧重于对影响大宗商品国际定价话语权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而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还牵涉到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等问题,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框架下的其他领域内容仍有待后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