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易传》,均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哲学最高智慧的总结。《易传》成书于战国末期,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易传》中的趋吉避凶思想根源于《易经》的忧患意识,是人的主体性意识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天命观”到奴隶社会中期“天人合一观”发展的产物。多年以来关于《易传》的吉凶价值观的探讨与应用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这里面既包括鸿儒学者也包括市井白丁,如此说来,对《易传》趋吉避凶思想的研究便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文选择以“《易传》趋吉避凶思想研究”为论题,在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易传》的趋吉避凶思想产生的背景与理论渊源。《易传》是一部兼容百家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哲学发展的产物,忧患意识是《易传》趋吉避凶思想的根源,“天人合一”的阴阳辩证法,是《易传》趋吉避凶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易传》趋吉避凶的思想内涵与因人而异的吉凶观相关,且具体表现为“其要无咎”;其次重点探讨了《易传》趋吉避凶的方法论问题,主要路径是针对《易传》在事件发展的每个阶段应该如何趋吉避凶展开研究。研究思路按照事件的发展都会经历“始”、“壮”、“究”三个阶段的逻辑展开,在事件之始,应该做到“知几”,用唯物辩证的发展观“见几而作”;在事件发展壮大的过程里,要趋吉避凶必须“趣时当位”,“趣时”是在“明时”、“待时”的基础上与时偕行;“当位”是在“守位”的基础上保持中正,“时”和“位”是密不可分的,要想趋吉避凶,必须做到随时而中即“时中”。事件发展到末期应该达变,变易是宇宙万物运动的永恒性原则。“动者尚其变”是《易传》的“四圣道”之一。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件的“吉”“凶”结果。在事件发展的全部过程里,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趋吉避凶的根本之道是德行的修持,要从思想上崇德,行动上育德,言语上慎辞,这样就能使生命顺畅展开自身,趋吉避凶,做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再次,研究《易传》趋吉避凶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阐明《易传》从人生哲理层面上来研究《易经》的意义,其现实意义显性地表现为对当代处在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在人生哲学和伦理观均带来较强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