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是我国反腐肃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是完整还原犯罪事实、及时打击犯罪行为的关键所在。特别是贪污贿赂案件，不但犯罪影响巨大，而且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变化，调查对象在案件中的身份和作用也越来越隐蔽。实务中，侦查人员对这类案件的侦查往往有着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期间面对的是一群高智商且具有丰富社会阅历的当事人。如此艰巨形势之下，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手段的局限性却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时常陷入司法成本投入巨大而破案率低下的尴尬局面。为了能有效地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鉴于涉案当事人在案件侦查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妥善利用询问、讯问阶段，在保障调查对象权益的同时，成功获得其真实供述是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不断探索的一个命题。随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正式入律，侦查机关和涉案当事人之间假设起一个双方落座圆桌前进行权益交换的刑事规则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涉案当事人作为一个意思自由的主体，被认定为能够权衡自身行为结果，继而作出最优选择的理性人。基于此，无论从“心理渴求”层面还是“经济效益比”层面，涉案当事人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需求都呈现出依赖状态。笔者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结合自身办案实际，尝试建议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适用“侦辩协作”制度，并针对这一制度可能与“公正”、“正义”等法律原则产生的冲突，具体分析将侦、辩双方置于权益交换平台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操作性，以求在具体运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时更符合侦查实务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