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康德审丑问题进行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议。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于保尔·盖耶的《康德论审丑的纯粹性》(Kant on the Purity of Ugly)一文，探讨在康德美学体系中“审丑”的可能性及其历史影响。
　　盖耶用康德鉴赏判断理论解释审丑，从纯粹鉴赏判断的角度来取消了纯粹审丑判断的可能性，认为审丑体验是混杂着生理、实践或道德判断。其依据在于，对象的纯粹审美反应必须是一种在自由游戏状态下的审美愉悦。
　　基于盖耶对康德审丑问题的回答，本文回溯到《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实用人类学》与《判断力批判》三部美学著作中，探讨审丑的可能性：在《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中，通过康德对崇高感与美感的比较分析发现，“恐惧的崇高感”更加接近“丑感”的内涵，这是“审丑”在经验世界的一次应用；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积极为感性辩护，并认为美丑具有“三价论”：“美”“丑”之间存在一种中立状态作为过渡形式，赋予了“丑”化为“美”的单向路径；在《判断力批判》中，基于自由游戏的特点和先天条件，康德并没有赋予“丑”与“美”一样的纯粹审美反应基础与先验原则，而将“丑”引入艺术，成为一种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基于对“纯粹”审丑与“应用”审丑的区分，本文认为康德美学体系中“审丑”判断不是纯粹性的，而是混合了多种因素的“应用”审丑判断，即生理的愉快与不快或道德的审慎或罪恶。
　　同时，本文探寻作为“应用”审丑判断理论对西方审丑理论的影响。一方面，盖耶给我们指引了方向，促使更多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审丑”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但其理论仍然存在局限性，盖耶将康德隐晦的美学思想明确化的方式也引发了其他学者的批判；另一方面，康德审丑问题正是对19世纪之后的文学艺术的一种理论支持，体现了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康德借助“崇高”进行调和美丑冲突，留下一种“应用”审丑判断的可能性。
　　总之，本文基于保尔·盖耶的对康德审丑问题的积极探索，对其进行理解、诠释与批判。本文试图在康德前期批判美学思想中寻找“审丑何以可能”的理论依据，以及在《判断力批判》中寻求一种调和美丑的理论反思。这对进一步丰富“审丑”理论与康德鉴赏判断理论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