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直接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公共服务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明显提高。然而,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面临着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与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群众反映强烈；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结构失衡现象严重,存在明显的分配不均。随着当今世界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不断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日益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目前学术界已经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提出背景、理论基础、供给范围、绩效评价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体系,难以从公共政策的特征出发,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全面、系统地政策分析。这容易导致政策目标不明、价值取向不清,难以构建合理的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定量研究,也使得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实施缺乏针对性的思路和方法,不利于政策实践。对此,本研究基于公共政策视角,借鉴西方政策科学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理论成果,结合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现实考察,从价值取向、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四个维度建立“金字塔型”理论分析模型,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的目标、价值取向、政策制定方法论、政策执行模式和政策评估标准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同时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公众满意度测度指标体系,选取浙江省舟山市为政策评估对象开展实证研究,并最终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实施的有效路径。通过以上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1)“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的终极目标,“均等化”是实现终极目标的中介目标,而“满足社会公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是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2)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的之下,“效率与公平统一”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的价值取向；(3)“有限理性主义”是当前时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制定的方法论,这就决定了政策制定在介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有限度理性条件下进行,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4)当前时期,我国应当坚持“一主多元”供给模式,努力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广泛参与的多元供给机制互补的格局；(5)公众满意度,作为当代政府绩效评估的有效管理工具,坚持“公众为本”,强调以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为最终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了公共责任和公众至上的管理理念,理应成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的评估标准。纵观整个研究过程,在充分借鉴与应用现有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创新：(1)基于多维视角分析,从价值、目标和过程三个维度系统地界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从而为全面开展政策分析奠定了基础；(2)基于公共政策视角,从价值取向、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四个维度建立起“金字塔型”理论分析模型,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3)基于“金字塔型”理论分析框架,立足于现实与挑战,全面分析并提出了当前时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的总体要求。即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以“效率与公平统一”为价值取向,以“有限理性主义”为政策制定方法论,以“一主多元”为政策执行基本模式,以“公众满意度”为政策评估标准。这不仅丰富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研究的理论成果,也为推进政策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4)基于公众满意度标准,从公众期望、感知质量、感知效果、信任度和公众抱怨五个维度开发了测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公众满意度的量表,并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分析,最终获得科学、合理的测度指标体系。这不仅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评估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探索性的尝试。诚然,囿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水平,研究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为此,本文最后部分明确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有待完善和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