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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济源 454650）
【摘要】宗教与世俗是西方精神意识形态发展的两大脉络，在此影响下形成的宗教与世俗音乐在西方音乐的历史长河里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在彼此的独立与交融中推动着西方音乐的发展。下面笔者就按照历史纵向发展的逻辑顺序分析宗教与世俗精神视域下的西方音乐發展。
【关键词】宗教；世俗；西方音乐发展
一、宗教与理性--复调音乐的繁荣
基督教精神作为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宗教神学几乎统治孕育了西方音乐长达千年的文化发展，尤其是现存最早的有实际音响记录的基督教仪式音乐——格里高利圣咏，它的出现证明了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质的西方音乐由此诞生。然而随着人类对自我认识的解放，世俗性质的需求逐渐在音乐创作中显现。
最早的基督教仪式音乐，以单音音乐为主的格里高利圣咏，后经过变体逐渐发展为附加段和继续咏，最后在宗教理性化思维影响下，记谱法和音乐理论体系得到完善，音乐创作技法也由最初的单音音乐走向复杂了多声音乐，逐渐呈现出高度理性化趋势。从早期巴黎圣母院乐派的奥尔加农-孔杜克图斯-克劳苏拉-经文歌一系列复调体裁，各种复调音乐体裁的创作手法：对位、模仿、赋格、以及音与音之间、声部与声部之间的安排都遵循着严格的范式，直至经文歌的出现，复调结构达到了高度理性化阶段，虔诚、和谐和普世的宗教精神也赋予音乐内在、均衡、和谐的音乐风格。
二、复兴与解放——世俗音乐融入
摒弃了动力性、矛盾冲突性的宗教音乐一直延续至文艺复兴的到来。人文思想的推动使得音乐创作恢复对人的关注，宗教与世俗意识在此交汇，此前的失衡开始得到调整。以意大利牧歌和法国尚松为代表的世俗音乐快速发展，但宗教影响并没消失。在勃艮第乐派、弗兰德斯乐派的音乐创作中，融入世俗因素的“模仿弥撒”被创作成一种更具表现力的特殊复调体裁，直至宗教改革，音乐创作中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上升，教皇的权威受到打击，此时马丁·路德的众赞歌创作融入了自由的艺术性，固定声部与高声部的转换，四声部音对音的和弦式技法是主调和声织体的体现。而这些斗争都没有阻挡得了威尼斯乐派在音乐创作中对宗教与世俗的兼容并蓄，主调音乐在复调形式中得以运用。
巴洛克时期的来临成就了歌剧的诞生、器乐体裁的丰富、通奏低音的出现，主调风格的发展，以及从世俗音乐中发展而来的大小调体系，一切都意味着音乐艺术开始将目光从上帝转向对人的关注，世俗音乐正在跃跃欲试的发展。但宗教音乐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各个阶段的群众都以追求宗教自由为口号来完成自我的认识，在巴赫音乐中，“以马泰福音书为题材创作的大型音乐作品《受难乐》，就其精神而言，宗教理念的表达与世俗情感的宣泄之间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
在此时期似乎所有的音乐体裁都是宗教与世俗意识的集合体，康塔塔和清唱剧中便可体现。以对位法为基础的理性化复调思维逐渐融入了赋予情感的主调思维。从复合唱形式中吸取灵感的器乐合奏音乐--奏鸣曲与协奏曲发展迅猛，音乐技法上所使用的通奏低音预示着主调音乐的来临。同时人性的发掘使作曲家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以出现“个性化”的音乐风格。
三、世俗与人性--主调音乐的兴起
18世纪后半叶，宗教理念退居次位，世俗市民意识以及启蒙运动所提倡的新理性精神占据主导地位。在世俗意识下成长的主调思维在风格和技法上完成转型，“旋律—和声式的音乐思维方式，奏鸣曲式结构和奏鸣曲—交响曲套取体裁扩大了音乐的情感容量，为情感表现的深化开辟了自由广阔的天地。”[2]同时，歌剧创作的脚本大多反映贵族与市民生活气息。
浪漫主义时期的来临，以宗教为依托的复音风格被表达世俗个人情感的主调和声风格取代。相比古典时期大量的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等大型器乐合奏体裁，主观情感表达泛滥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更钟爱小型音乐体裁的创作，例如：室内乐、单乐章器乐小品和艺术歌曲。在音乐创作技法上，结构灵活自由、和声丰满、旋律绚丽多彩，织体精细，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作曲家细腻、敏感、幻想性的心理体验。
四、宗教与战争--复调音乐的回归
20世纪战争的毁灭性，致使信仰危机出现。然而作曲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再次回到宗教的怀抱，寻求宗教普世精神的救赎。在勋伯格、普朗克等人的音乐创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宗教与音乐的再次结合。
历史上，宗教的统治曾如火如荼，也曾盛极而衰，然而一切音乐形式的改变却无法脱离宗教精神的影响。源于天国与尘世的二元对立是基督教精神最根本的特征，这种二元对立的精神为西方音乐的内在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西方音乐的构成，包括大小调体系的对立、和声的和谐与不和谐、音阶的稳定与不稳定、曲式的呈示与冲突、音乐内容中的苦难与欢乐、现实与理想，其所有的结构精神都离不开基督教所赋予的二元对立。
此外，宗教理念的影响也表现在音乐题材的选择上，尤其是歌剧、清唱剧等声乐体裁的音乐作品中，如亨德尔的《弥赛亚》、莫扎特的《安魂曲》、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等；基督教理念中提到的“原罪”与“救赎”、生命与死亡、现世与彼岸、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永恒观念深刻影响着西方音乐创作，在莫扎特的诸多歌剧创作中，能够鲜明的感受到给罪人以拯救的价值取向；瓦格纳《帕西法尔》中所追求的一种基督教的净化力量；比才的《卡门》所讲述的“一个感性个体生命象征的卡门向社会理性挑战而造成的悲剧。它所昭示的不是对生活现实的善恶所进行的褒贬，而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艺术象征。”
参考文献
[1]于润洋.关于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J].人民音乐，1998，（8）.
[2]高士杰.基督教精神与西方艺术音乐传统[J].中国音乐学，1998，（3）.
作者简介：黄鑫（1987—），女，汉族，河南济源人，现为济源职业技术学院表演艺术系教师，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
【摘要】宗教与世俗是西方精神意识形态发展的两大脉络，在此影响下形成的宗教与世俗音乐在西方音乐的历史长河里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在彼此的独立与交融中推动着西方音乐的发展。下面笔者就按照历史纵向发展的逻辑顺序分析宗教与世俗精神视域下的西方音乐發展。
【关键词】宗教；世俗；西方音乐发展
一、宗教与理性--复调音乐的繁荣
基督教精神作为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宗教神学几乎统治孕育了西方音乐长达千年的文化发展，尤其是现存最早的有实际音响记录的基督教仪式音乐——格里高利圣咏，它的出现证明了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质的西方音乐由此诞生。然而随着人类对自我认识的解放，世俗性质的需求逐渐在音乐创作中显现。
最早的基督教仪式音乐，以单音音乐为主的格里高利圣咏，后经过变体逐渐发展为附加段和继续咏，最后在宗教理性化思维影响下，记谱法和音乐理论体系得到完善，音乐创作技法也由最初的单音音乐走向复杂了多声音乐，逐渐呈现出高度理性化趋势。从早期巴黎圣母院乐派的奥尔加农-孔杜克图斯-克劳苏拉-经文歌一系列复调体裁，各种复调音乐体裁的创作手法：对位、模仿、赋格、以及音与音之间、声部与声部之间的安排都遵循着严格的范式，直至经文歌的出现，复调结构达到了高度理性化阶段，虔诚、和谐和普世的宗教精神也赋予音乐内在、均衡、和谐的音乐风格。
二、复兴与解放——世俗音乐融入
摒弃了动力性、矛盾冲突性的宗教音乐一直延续至文艺复兴的到来。人文思想的推动使得音乐创作恢复对人的关注，宗教与世俗意识在此交汇，此前的失衡开始得到调整。以意大利牧歌和法国尚松为代表的世俗音乐快速发展，但宗教影响并没消失。在勃艮第乐派、弗兰德斯乐派的音乐创作中，融入世俗因素的“模仿弥撒”被创作成一种更具表现力的特殊复调体裁，直至宗教改革，音乐创作中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上升，教皇的权威受到打击，此时马丁·路德的众赞歌创作融入了自由的艺术性，固定声部与高声部的转换，四声部音对音的和弦式技法是主调和声织体的体现。而这些斗争都没有阻挡得了威尼斯乐派在音乐创作中对宗教与世俗的兼容并蓄，主调音乐在复调形式中得以运用。
巴洛克时期的来临成就了歌剧的诞生、器乐体裁的丰富、通奏低音的出现，主调风格的发展，以及从世俗音乐中发展而来的大小调体系，一切都意味着音乐艺术开始将目光从上帝转向对人的关注，世俗音乐正在跃跃欲试的发展。但宗教音乐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各个阶段的群众都以追求宗教自由为口号来完成自我的认识，在巴赫音乐中，“以马泰福音书为题材创作的大型音乐作品《受难乐》，就其精神而言，宗教理念的表达与世俗情感的宣泄之间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
在此时期似乎所有的音乐体裁都是宗教与世俗意识的集合体，康塔塔和清唱剧中便可体现。以对位法为基础的理性化复调思维逐渐融入了赋予情感的主调思维。从复合唱形式中吸取灵感的器乐合奏音乐--奏鸣曲与协奏曲发展迅猛，音乐技法上所使用的通奏低音预示着主调音乐的来临。同时人性的发掘使作曲家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以出现“个性化”的音乐风格。
三、世俗与人性--主调音乐的兴起
18世纪后半叶，宗教理念退居次位，世俗市民意识以及启蒙运动所提倡的新理性精神占据主导地位。在世俗意识下成长的主调思维在风格和技法上完成转型，“旋律—和声式的音乐思维方式，奏鸣曲式结构和奏鸣曲—交响曲套取体裁扩大了音乐的情感容量，为情感表现的深化开辟了自由广阔的天地。”[2]同时，歌剧创作的脚本大多反映贵族与市民生活气息。
浪漫主义时期的来临，以宗教为依托的复音风格被表达世俗个人情感的主调和声风格取代。相比古典时期大量的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等大型器乐合奏体裁，主观情感表达泛滥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更钟爱小型音乐体裁的创作，例如：室内乐、单乐章器乐小品和艺术歌曲。在音乐创作技法上，结构灵活自由、和声丰满、旋律绚丽多彩，织体精细，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作曲家细腻、敏感、幻想性的心理体验。
四、宗教与战争--复调音乐的回归
20世纪战争的毁灭性，致使信仰危机出现。然而作曲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再次回到宗教的怀抱，寻求宗教普世精神的救赎。在勋伯格、普朗克等人的音乐创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宗教与音乐的再次结合。
历史上，宗教的统治曾如火如荼，也曾盛极而衰，然而一切音乐形式的改变却无法脱离宗教精神的影响。源于天国与尘世的二元对立是基督教精神最根本的特征，这种二元对立的精神为西方音乐的内在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西方音乐的构成，包括大小调体系的对立、和声的和谐与不和谐、音阶的稳定与不稳定、曲式的呈示与冲突、音乐内容中的苦难与欢乐、现实与理想，其所有的结构精神都离不开基督教所赋予的二元对立。
此外，宗教理念的影响也表现在音乐题材的选择上，尤其是歌剧、清唱剧等声乐体裁的音乐作品中，如亨德尔的《弥赛亚》、莫扎特的《安魂曲》、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等；基督教理念中提到的“原罪”与“救赎”、生命与死亡、现世与彼岸、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永恒观念深刻影响着西方音乐创作，在莫扎特的诸多歌剧创作中，能够鲜明的感受到给罪人以拯救的价值取向；瓦格纳《帕西法尔》中所追求的一种基督教的净化力量；比才的《卡门》所讲述的“一个感性个体生命象征的卡门向社会理性挑战而造成的悲剧。它所昭示的不是对生活现实的善恶所进行的褒贬，而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艺术象征。”
参考文献
[1]于润洋.关于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J].人民音乐，1998，（8）.
[2]高士杰.基督教精神与西方艺术音乐传统[J].中国音乐学，1998，（3）.
作者简介：黄鑫（1987—），女，汉族，河南济源人，现为济源职业技术学院表演艺术系教师，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