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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我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索契完成了这部著作。”他还一口气说了11个俄罗斯作家的名字：“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这些作家或许有人不熟悉，但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影响巨大。鲁迅曾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他还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它以其直面现实的勇气、对社会的深沉担当及强大的人文情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但俄罗斯文学真正成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恐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很少有人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苏维埃经典”。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视作家为“灵魂工程师”的苏联文学，与当时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相呼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青年的个性塑造和精神成长，那一代人身上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俄苏文学的长期熏陶。
后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出版量也在减少，有专家总结这其中的原因大约有这样几点：首先，在人们普遍赞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当下，反而出现了英语和美英文化的话语霸权，相比之下，俄罗斯文学和其它非英语文学一样，都变成了“小语种文学”，被程度不等地边缘化了。其次，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国力有所下降，国际影响力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与国力之间并无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其国际声望的大小无疑还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和文化的辐射力。最后，被许多评论家称之为“后苏联文学”（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自身也出现了空前多元的局面，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这使得我国在对其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译介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那么，俄罗斯文学的现状是怎样的呢？本期特别刊载“格拉斯新俄罗斯文学”（Glas New Russian Writing）丛书主编娜塔莎·佩洛娃（Natasha Perova）关于“俄国文学现状”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一扇了解当下俄罗斯文学现状的窗口。在本文中，娜塔莎·佩洛娃表明了对于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的恐惧，解释了当人们欲了解当今俄罗斯文坛现状时，类型文学（genre literature）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俄罗斯人民有着极为崇拜本国作家的传统。这不仅仅是指我们这些受“伟大的俄国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年人，许多年轻人也有相同的感受。现在的文学和严肃艺术日益西化，作家写作也是娱乐大众而非进行教育。像其它地方一样，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喜欢热闹的表演、刺激的游戏以及消遣性的小说，严肃艺术不得不裹上艳俗包装。互联网上各式各样（包括阅读在内）的娱乐活动也使人们沉溺其中，比如网络杂志只录用短小、娱乐感强的小说，而将那些带有悲情和沉重色彩的故事拒之门外，人们的阅读耐心下降、关注范围萎缩。出版商也竭力让作家适应大众的口味进行创作，毕竟读者是他们的钱包……以上种种自然挫伤了作家们的自尊心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
格拉斯出版公司在过去几年主要出版三十岁以下、曾获得过“新人奖”（Debut Prize）作家的作品，因此对这代作家有所了解。他们对成为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感兴趣，更不愿像19世纪的知识分子那样身系国家命运。年轻的作家们头脑清醒且相当实际，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动荡、经济混乱充斥在他们成长的岁月，因此他们视乱世如平常。当我们这些中年人对现实表现出震惊、沮丧的时候，他们却显得冷静与超然，从不指望这个世界能够圆满。但是这批作家对细节相当敏感，具有生动地描绘真实俄罗斯的能力，他们眼神犀利，笔触精致，感情漠然。
过去，苏联作家的日子不好过。审查制度以及不同政见经常会这样那样地影响他们的创作——不是亲苏就是反苏，如果 “为了艺术而艺术”，毫无疑问必然是反苏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审查制度取消以后，之前被禁的书籍潮水般涌入书店，此时新创作出的作品被冠以“后苏联”（post-Soviet）”的，而后就是“后后苏联”（post-post-Soviet）的，但它们仍旧不能从苏联的历史里摆脱出来。只有今天这些二三十岁的作者拿起笔讲述现在的生活，“苏联主题”才变成了遥远的过去，对他们来说，“苏联”纯粹是一段历史，就像彼得大帝或伊凡雷帝。
当局最终也意识到知识分子其实没什么危害，于是便采取放任的态度。今天的作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而政府也不介意作品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因为这些作品印数有限。作家渴望自由，而当其真正拥有自由的时候，他们却发现没人在乎他们那些大胆的想法。政府偶尔仍会找作家们的麻烦，但聪明的作家干脆把这些麻烦当作宣传、炒作自己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我们目睹了俄罗斯文学与传统道德的背离，魔幻、科幻、怪诞以及虚无主义等题材作品变成了主流。当然还有一批严肃作家并不追逐时尚，魔幻、怪诞、侦探小说在他们眼里只是文学形式，他们只想利用这些形式来表达其伟大的思想，描绘其想象中宏伟的画面。这足以让人想到，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其实就是魔幻类作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其实也是一部侦探小说。
当代文坛的现状极为多样。俄罗斯国外的读者经常说，俄罗斯过去二十年间大事不断，但却没有任何一部能够表现这一时期重大事件的“有分量的小说”问世。其实读者应该明白，文学与新闻不同，它做不到及时记事，作家需要对一段历史进行消化，同时分析社会的种种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动荡最激烈的时候，作家们仍然试图要理解他们所经历的过去。当代小说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被翻译出去，但它们确实存在。有许多重要作品面世，其中有涉及改革的、帮派争斗的、狂热追逐资本主义的、小人物讨生活的……比如奥尔嘉·斯拉夫尼科娃的小说《2017》，它就是过去二十年里俄罗斯生活的缩影。她的最新小说《脑残》（Light Head）似乎更具时代气息（内容涉及情报机关的恢复、恐怖主义、大批做小生意的经理人以及一直以来对小人物冷漠无情的国家机器对人际关系的破坏等）。 市场经济时代，低俗小说已经战胜了纯文学，轻轻松松地将纯文学推到了边缘地带。如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当代，要把他们的小说推荐给商业出版社出版的话，多半会很困难，他们可能会以各种理由被拒，例如作品太长、太密、太繁冗、情节发展缓慢、过于严肃等等。许多纯文学作家正在朝中端市场靠拢，并有大量作品问世。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他们会因此感到无地自容而使用假名。但现在，知识分子精英拥抱流行文化成为时尚。维克托·佩列温（Victor Pelevin）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最早开始利用不同体裁形式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且获得了广泛关注。然而他又是为数不多从不牺牲任何文学价值的作家之一，因而他的作品受到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青睐，每一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水平来感受文本。新生代作家中很少有能模仿他的例子来达到一种平衡——写作质量与大众市场之间的平衡。鲍里斯·阿库宁是另外一位特点明显的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他文化修养高且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为大众市场而写作（尽管使用笔名），因此大获成功。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也是一名优秀的心理学家，他知道如何打动那些简单的头脑。他的经验被许多聪明的年轻作家所效仿，并且有不同的成功案例。
由于纯文学不得不与大众文化共存，因此年轻的作家不断地试图跨越这其间的障碍，不断地运用各种流行文学形式，凭借着各种自我推销的手段“出彩”，其中“爆丑闻”成了抓住公众眼球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俄罗斯的萨德侯爵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被控传播色情，他的书甚至被扔到莫斯科剧院外的硬纸马桶里，而这一丑闻恰恰提升了索罗金的人气，以至于他的出版商们竭尽全力地来散播消息。而纯文学创作的组织过程也像娱乐业一样，有炫彩的表演、有比赛、有收视率以及测验等等，严肃作家也上电视节目，甚或为商品进行广告代言。
当下，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年轻作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主要涉及创作形式与方法，而非更深层次的东西。由于作家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作品选材也本土化，因此他们的作品在精神与风格上都保留着独特的俄罗斯味道。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俄罗斯19世纪古典文学就是以法国古典小说为模板的，但却丝毫无损其本身的原创性与重要性。
苏联时期，女性作家的名字以及性别问题等几乎没有出现在俄罗斯文学当中，但作为更具实践型的生物，女性则在以大众市场为导向的出版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积极。现今，无论是在低俗小说还是纯文学小说领域都涌现出了大量的成功女性，这也是当代文坛的一大特点。
国家对文化的扶持连同意识形态审查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结束，这给了作家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公众的兴趣已经不由分说地转向了大众文化，严肃文学失去了往日的威望。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产生出了大量、多样的文化。在很多方面，这种后审查时期与20世纪20年代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国家又一次身处激烈变革的阵痛之中，之前的偶像遭到颠覆，既有的价值观受到质疑，全新的观念此起彼伏，各种创作理念及怪诞的理论、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各路分支（魔幻现实主义、龌龊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并驾齐驱。作家为了接近读者，在公众缺乏兴趣的新文学中勉强谋生，为此纷纷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书店以及文学俱乐部。纯文学小说以微型版本出版并且印数稀少，大众正忙于恶补之前的那些禁书……当下，虽然文坛与艺坛的活跃度是前所未有的，似乎一片盛况，但暗波涌动的却是集体失去了方向。
这些作家或许有人不熟悉，但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影响巨大。鲁迅曾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他还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它以其直面现实的勇气、对社会的深沉担当及强大的人文情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但俄罗斯文学真正成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恐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很少有人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苏维埃经典”。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视作家为“灵魂工程师”的苏联文学，与当时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相呼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青年的个性塑造和精神成长，那一代人身上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俄苏文学的长期熏陶。
后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出版量也在减少，有专家总结这其中的原因大约有这样几点：首先，在人们普遍赞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当下，反而出现了英语和美英文化的话语霸权，相比之下，俄罗斯文学和其它非英语文学一样，都变成了“小语种文学”，被程度不等地边缘化了。其次，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国力有所下降，国际影响力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与国力之间并无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其国际声望的大小无疑还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和文化的辐射力。最后，被许多评论家称之为“后苏联文学”（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自身也出现了空前多元的局面，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这使得我国在对其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译介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那么，俄罗斯文学的现状是怎样的呢？本期特别刊载“格拉斯新俄罗斯文学”（Glas New Russian Writing）丛书主编娜塔莎·佩洛娃（Natasha Perova）关于“俄国文学现状”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一扇了解当下俄罗斯文学现状的窗口。在本文中，娜塔莎·佩洛娃表明了对于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的恐惧，解释了当人们欲了解当今俄罗斯文坛现状时，类型文学（genre literature）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俄罗斯人民有着极为崇拜本国作家的传统。这不仅仅是指我们这些受“伟大的俄国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年人，许多年轻人也有相同的感受。现在的文学和严肃艺术日益西化，作家写作也是娱乐大众而非进行教育。像其它地方一样，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喜欢热闹的表演、刺激的游戏以及消遣性的小说，严肃艺术不得不裹上艳俗包装。互联网上各式各样（包括阅读在内）的娱乐活动也使人们沉溺其中，比如网络杂志只录用短小、娱乐感强的小说，而将那些带有悲情和沉重色彩的故事拒之门外，人们的阅读耐心下降、关注范围萎缩。出版商也竭力让作家适应大众的口味进行创作，毕竟读者是他们的钱包……以上种种自然挫伤了作家们的自尊心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
格拉斯出版公司在过去几年主要出版三十岁以下、曾获得过“新人奖”（Debut Prize）作家的作品，因此对这代作家有所了解。他们对成为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感兴趣，更不愿像19世纪的知识分子那样身系国家命运。年轻的作家们头脑清醒且相当实际，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动荡、经济混乱充斥在他们成长的岁月，因此他们视乱世如平常。当我们这些中年人对现实表现出震惊、沮丧的时候，他们却显得冷静与超然，从不指望这个世界能够圆满。但是这批作家对细节相当敏感，具有生动地描绘真实俄罗斯的能力，他们眼神犀利，笔触精致，感情漠然。
过去，苏联作家的日子不好过。审查制度以及不同政见经常会这样那样地影响他们的创作——不是亲苏就是反苏，如果 “为了艺术而艺术”，毫无疑问必然是反苏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审查制度取消以后，之前被禁的书籍潮水般涌入书店，此时新创作出的作品被冠以“后苏联”（post-Soviet）”的，而后就是“后后苏联”（post-post-Soviet）的，但它们仍旧不能从苏联的历史里摆脱出来。只有今天这些二三十岁的作者拿起笔讲述现在的生活，“苏联主题”才变成了遥远的过去，对他们来说，“苏联”纯粹是一段历史，就像彼得大帝或伊凡雷帝。
当局最终也意识到知识分子其实没什么危害，于是便采取放任的态度。今天的作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而政府也不介意作品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因为这些作品印数有限。作家渴望自由，而当其真正拥有自由的时候，他们却发现没人在乎他们那些大胆的想法。政府偶尔仍会找作家们的麻烦，但聪明的作家干脆把这些麻烦当作宣传、炒作自己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我们目睹了俄罗斯文学与传统道德的背离，魔幻、科幻、怪诞以及虚无主义等题材作品变成了主流。当然还有一批严肃作家并不追逐时尚，魔幻、怪诞、侦探小说在他们眼里只是文学形式，他们只想利用这些形式来表达其伟大的思想，描绘其想象中宏伟的画面。这足以让人想到，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其实就是魔幻类作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其实也是一部侦探小说。
当代文坛的现状极为多样。俄罗斯国外的读者经常说，俄罗斯过去二十年间大事不断，但却没有任何一部能够表现这一时期重大事件的“有分量的小说”问世。其实读者应该明白，文学与新闻不同，它做不到及时记事，作家需要对一段历史进行消化，同时分析社会的种种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动荡最激烈的时候，作家们仍然试图要理解他们所经历的过去。当代小说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被翻译出去，但它们确实存在。有许多重要作品面世，其中有涉及改革的、帮派争斗的、狂热追逐资本主义的、小人物讨生活的……比如奥尔嘉·斯拉夫尼科娃的小说《2017》，它就是过去二十年里俄罗斯生活的缩影。她的最新小说《脑残》（Light Head）似乎更具时代气息（内容涉及情报机关的恢复、恐怖主义、大批做小生意的经理人以及一直以来对小人物冷漠无情的国家机器对人际关系的破坏等）。 市场经济时代，低俗小说已经战胜了纯文学，轻轻松松地将纯文学推到了边缘地带。如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当代，要把他们的小说推荐给商业出版社出版的话，多半会很困难，他们可能会以各种理由被拒，例如作品太长、太密、太繁冗、情节发展缓慢、过于严肃等等。许多纯文学作家正在朝中端市场靠拢，并有大量作品问世。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他们会因此感到无地自容而使用假名。但现在，知识分子精英拥抱流行文化成为时尚。维克托·佩列温（Victor Pelevin）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最早开始利用不同体裁形式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且获得了广泛关注。然而他又是为数不多从不牺牲任何文学价值的作家之一，因而他的作品受到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青睐，每一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水平来感受文本。新生代作家中很少有能模仿他的例子来达到一种平衡——写作质量与大众市场之间的平衡。鲍里斯·阿库宁是另外一位特点明显的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他文化修养高且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为大众市场而写作（尽管使用笔名），因此大获成功。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也是一名优秀的心理学家，他知道如何打动那些简单的头脑。他的经验被许多聪明的年轻作家所效仿，并且有不同的成功案例。
由于纯文学不得不与大众文化共存，因此年轻的作家不断地试图跨越这其间的障碍，不断地运用各种流行文学形式，凭借着各种自我推销的手段“出彩”，其中“爆丑闻”成了抓住公众眼球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俄罗斯的萨德侯爵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被控传播色情，他的书甚至被扔到莫斯科剧院外的硬纸马桶里，而这一丑闻恰恰提升了索罗金的人气，以至于他的出版商们竭尽全力地来散播消息。而纯文学创作的组织过程也像娱乐业一样，有炫彩的表演、有比赛、有收视率以及测验等等，严肃作家也上电视节目，甚或为商品进行广告代言。
当下，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年轻作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主要涉及创作形式与方法，而非更深层次的东西。由于作家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作品选材也本土化，因此他们的作品在精神与风格上都保留着独特的俄罗斯味道。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俄罗斯19世纪古典文学就是以法国古典小说为模板的，但却丝毫无损其本身的原创性与重要性。
苏联时期，女性作家的名字以及性别问题等几乎没有出现在俄罗斯文学当中，但作为更具实践型的生物，女性则在以大众市场为导向的出版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积极。现今，无论是在低俗小说还是纯文学小说领域都涌现出了大量的成功女性，这也是当代文坛的一大特点。
国家对文化的扶持连同意识形态审查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结束，这给了作家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公众的兴趣已经不由分说地转向了大众文化，严肃文学失去了往日的威望。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产生出了大量、多样的文化。在很多方面，这种后审查时期与20世纪20年代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国家又一次身处激烈变革的阵痛之中，之前的偶像遭到颠覆，既有的价值观受到质疑，全新的观念此起彼伏，各种创作理念及怪诞的理论、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各路分支（魔幻现实主义、龌龊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并驾齐驱。作家为了接近读者，在公众缺乏兴趣的新文学中勉强谋生，为此纷纷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书店以及文学俱乐部。纯文学小说以微型版本出版并且印数稀少，大众正忙于恶补之前的那些禁书……当下，虽然文坛与艺坛的活跃度是前所未有的，似乎一片盛况，但暗波涌动的却是集体失去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