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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东欧其他国家的演变基本是“天鹅绒式”的，那么，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的阿尔巴尼亚的演变则是“疾风暴雨式”的，或者说是“粗野式的”，其剧烈和迅猛使其后果的严重程度都远远超过其他各国。
从20世纪60年代起，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来往于北京和地拉那之间，在地拉那常驻多年，我亲身经历了这一“粗野式的”过程。
导火索——假集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规模的假集资活动正是阿尔巴尼亚1997年武装动乱发生的导火索。
假集资始于1992年阿民主党执政之初。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一场私有化运动，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紧张，无力向经营者提供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司和个人以贸易实业公司或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注册，大搞假集资活动。这些机构支付给储民的高额利息并非来自投资所得利润，而是用后来储户的存款垫付前者的利息。
到1996年下半年，假集资活动达到了疯狂程度。这些机构为争夺储户竞相提高存款利率，有的利息竟高达70%～100%。那些日子里，我们目睹高利息集资机构的门前从半夜起就排起长龙阵，有的人等着取利息，更多的人是经不起诱惑而加入储蓄大军，纷纷将一生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屋、土地所得，全部送到这些骗子手中。
据统计，阿全国当时共有12个大的假集资机构，在全国普设储蓄点，储户多达100多万，占阿全国人口的1/3，总存款额近20亿美元，甚至超过阿国家进出口总额，近乎阿国民收入的1/3。
疯狂的假集资使阿全国金融市场出现混乱乃至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投资计划受到严重破坏。但阿当局仍漠然处之，总统贝里沙甚至公开为假集资活动辩护。
然而，眼看群众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储蓄了，一些骗子便携巨款潜逃，或宣布“破产”，这引起储民极度不安，有人甚至暴病不起或绝望自杀。他们呼吁政府干预，政府却不予理会。
1997年1月中旬，民主党利用集资机构的资金大搞竞选、拉选票的丑闻败露。阿全国广大储民在极度绝望与愤怒的情况下，从1997年初开始，相继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己的钱”“打倒强盗政府”“打倒贝里沙”等口号，并伴有打、砸、抢行为。
此时，一直受到民主党打压的社会党及其他反对党相互联合，并借助于广大民众就假集资事件掀起的反政府浪潮，提出“经济问题，政治解决”。一次由假集资引发的规模浩大的武装动乱和政治动荡开始了。
南方起事
这次动乱首先发端于阿尔巴尼亚南方，作为阿第二大海港和第一海军基地的发罗拉是此次动乱的主要据点。
自1997年2月初起，发罗拉的市民开始连续举行抗议活动，2月底，发罗拉市民在被军队包围的情况下，竟然抢劫了该市郊区的军火库，成立了武装组织，走上了武装暴动之路。随后，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城市的市民也纷纷抢劫军火库，掀起武装暴动。
为镇压南方叛乱，总统贝里沙秘密制定了“南部作战计划”，议会紧急通过了“全国戒严法令”，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紧急状态。
戒严令的宣布和3月3日贝里沙强行蝉联总统的行为，进一步激怒了全国的老百姓。南方武装力量在坚决要求贝里沙下台的呼声中，迅速向北推进，一个又一个军火库被抢。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反政府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便扩大到距离首都地拉那仅60公里的策里克市。
被派到南方镇压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军警部队，大多表示不愿向“自己的兄弟”开枪，有的部队把武器，甚至把坦克、装甲车、巡逻艇拱手送给武装民众，有的飞行员驾着米格战斗机逃往意大利，许多军人或投降“起义军”，或自愿“解甲归田”。
在此期间，一些公检法机构遭到袭击，并陷入瘫痪；监狱被劫，大批刑事犯出逃；全国各地拿起武器的抗议者各自为政，无人过问，喜欢玩枪的到军火库拿上几支背在肩上，满街乱逛；甚至南部费里区的一些有放射性的军事装备也流失民间；大量建筑物被烧、被毁；银行抢劫案和拦路抢劫事件频频发生……政府失去了对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整个阿尔巴尼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3月初起，外国商人纷纷离开阿尔巴尼亚，一些外国驻阿大使馆也将外交官家眷和无紧急公务的一般工作人员送回国内。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特别是反政府武装力量的逼迫下，贝里沙总统终于不得不同意与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3月9日，贝里沙与10个主要政党负责人举行圆桌会议，制定“民族和解纲领”，同意提前举行议会大选。
地拉那三日
原以为局势会很快出现转机，但事与愿违，首都地拉那的局势却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
3月12日——全市枪声彻夜不停。
地拉那西南郊的一座军火库及西北郊的一座兵营遭到抢劫，大量枪支弹药失散于民间。
中国驻阿大使馆立即发布命令：所有馆员，包括新华社记者，除非不得已，严禁外出。为防万一，使馆还给大家发了工人施工用的安全帽。
3月13日，监狱暴动，官员外逃。
地拉那的人们在整夜的激烈枪声中迎来了13日的晨光。浓重的恐怖气氛始终笼罩着全市：大、中、小学一律停课；政府机关停止办公；商店停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地拉那简直成了一座死城，一座没有设防却几乎家家都有枪支的城市。
就在这一天：
阿尔巴尼亚全国唯一的国际机场——里纳斯机场（特里萨国际机场）关闭了；
阿尔巴尼亚与周边国家的所有海关关闭了；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茹拉利携全家老小及宠物狗出逃了；
贝里沙总统躲到了停泊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意大利船上，而他的子女出逃了，许多民主党的干将也出逃了；
地拉那使馆街两头及各外国使馆门前的警察踪影全无，只见一些背枪者穿街而过；大街上看不见一个穿军装警服的；
都拉斯海港400人强抢一艘商船，逃往意大利；
……
由于连日来不断发生银行被抢事件，我们担心地拉那国家商业银行也会遭此厄运，因为我们数万美元的汇款都存在这个银行。为了免遭损失，我们一大早便驱车前往国家商业银行，准备把存款全部取出来。
当我们抵达国家商业银行门口时，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银行的大门紧闭，门外警察林立，阻拦着一大群要求取款的储户。我们好不容易挤到警察跟前，要求会见主管存款业务的娜塔莎女士。警察说：“对不起，我们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去！”
正当我们无可奈何之际，好心的银行守卫偷偷地叫出了娜塔莎。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娜塔莎便急急忙忙跑回了办公室，20多分钟后，她拿着一个大信封返了回来，低声告诉我们：“你们的存款全在信封里，相信我，分毫不差，回去再点吧，路上小心！”
当天晚上，又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地拉那的3座监狱同时发生暴动！
3月14日，“南昌工地”被抢。
中国南昌对外工程总公司于1995年中标承包了马来西亚投资兴建的阿尔巴尼亚住宅项目工程。该工程位于地拉那市的边缘地带。
14日凌晨，一大群阿尔巴尼亚人持枪来到工地大门口，一面朝天开枪，一面往里冲，见什么拿什么。随后，多达上千的阿尔巴尼亚人，有的开着汽车，有的赶着牛车、马车，还有的牵着毛驴，络绎不绝地赶来。他们在枪声的“鼓舞”下，把工地的钢材、水泥、木料、砖头装上车，驮上毛驴，把工地办公室、宿舍、仓库洗劫一空，把停在工地上的大、小汽车开走。更有甚者，一些阿尔巴尼亚人竟让赤手空拳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举起双手，面对墙壁，或趴在地上，搜翻他们衣裤的口袋，把所有的钱物抢走。
被抢后的工地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房屋不是墙被推倒或被捣毁，就是屋顶被掀翻，工地四周的铁丝围墙几乎全部被推倒。工地上的100多中国人，别无选择，只好全部撤到中国大使馆安身。
就在两天之内，意大利、土耳其、希腊等国商人在地拉那开办的一些公司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许多商店也都遭到同样的厄运。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在阿尔巴尼亚颇有影响的最大的民营公司——中国长城公司开办的服装厂和商店，由于阿尔巴尼亚职工自动组织起来，武装护厂、护店，没有遭受巨大损失。阿国职工说：“我们护厂护店，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失业如此严重的阿尔巴尼亚，能找到这份工作实在不容易，加上老板对我们好，我们自然要加倍保护它。”
两天的严重动乱迫使在阿尔巴尼亚从业的华人都来到中国大使馆避难，使馆顿时从原来只有20来人猛增到近200人，往日宁静的中国使馆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为了解决同胞们的住宿问题，使馆打开了举行大型招待会用的宴会厅；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中国长城公司的叶小明老板等人冒着枪林弹雨开车四处寻购食品，终于搞到上千斤大米白面和几十公斤食油，解了燃眉之急。
地拉那军火库被劫后，市政权机构瘫痪，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14日，刚刚宣告成立的临时政府——民族和解政府发出“祖国在危险之中”的紧急呼吁，要求现役和退役军人、警察速返原单位，执行捍卫祖国和维护社会治安的神圣使命。
阿国家电视台的著名女播音员代夫塔·拉达在14日的晚间新闻节目中，在播完地拉那发生的一起大宗抢劫案和流弹杀伤人数后，情不自禁地加上了一句：“我当播音员已经30年，广播这么令人痛心的消息还是头一次。亲爱的听众们，兄弟姐妹们，同胞们，让我们放下武器，快快结束这场浩劫吧！”
大撤离
就在这一天，我国政府接到我驻阿使馆的紧急报告后，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方式安全撤离我在阿尔巴尼亚的公民。我使馆人员除5人留守外，全部撤离。
3月15日，地拉那全市停水停电，幸亏通往法国的国际电话线路还没有中断，我们只能通过电话向新华社巴黎分社转报站口述稿件，由那里的报务人员记录后发回国内。
使馆相继与希腊、美国、意大利等驻阿使馆取得联系，寻求帮助。在希腊国防部长的帮助下，100多中国同胞乘坐希腊方面安排的3艘军舰离开地拉那，在希腊的科孚岛转乘飞机回到祖国的怀抱。
送走了撤离的同胞，我和夫人到地拉那街头观看动静。3月15日是地拉那发生武装动乱的第4天，虽仍不时有乒乓作响的枪声划破长空，但比起前几天来稀少了许多。主要街道的红绿灯处，几个人向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送上一张张传单，上面写着：“……阿尔巴尼亚是我们的，让我们来保护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祖国！”
地拉那似乎有了一丝生气。最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使馆区的街道两端又恢复了警戒，一位值勤的警察告诉我，前两天，由于有人袭击警察，有的警察被打死，他们就全都脱下警服回家了。今天，他们响应民族和解政府“祖国在危难之中”的紧急呼吁，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执行捍卫祖国和维护治安的神圣使命。
动乱平息
撤离后的中国大使馆只剩下包括我们在内的7名留守人员，不免显得冷清。傍晚，使馆临时代办召集全体人员开会，讨论使馆保卫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一旦暴徒闯馆，所有人员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使馆机要和电台。
深夜，发完稿子，我忐忑不安地躺在床上，竖着耳朵静听外面的动静，直到黎明时分才进入短暂的梦乡。出人意料和令人惊喜的是，这一晚竟然相当平静。
3月16日清晨，我打开收音机，首次听到令人欣慰的消息：南部发罗拉市实现了数周以来的第一个无枪声之夜；北部的斯库台市建立了市民自卫组织，实现了第一个无抢劫的夜晚。
这天是阿尔巴尼亚当局宣布的全国哀悼日，追悼在这一期间的死难者。上午10时，上万名地拉那居民来到地拉那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举行和平集会和游行。广大的民众企盼这场灾难尽快成为过去。
3月16日下午，菲诺总理紧急召开政府会议，决定宣布政府“1号命令”：17日国家机关正式恢复上班。
地拉那的形势开始有了初步好转，但全国局势仍然混乱。经阿当局再三请求，欧盟向阿派遣多国部队，阿尔巴尼亚整体局势趋于平静。
1997年6月下旬，阿尔巴尼亚举行了议会大选。以社会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取胜，并获得组阁权。贝里沙总统被迫下台。7月24日，阿尔巴尼亚新一届议会选举社会党总书记迈达尼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7月28日，以社会党主席法托斯·纳诺为总理的联合政府正式成立。
噩梦过去
举世震惊的1997年武装动乱以及次年发生的“未遂政变”，犹如一场噩梦。在这次武装动乱中，300余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共有近3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国民经济遭到重创，物质损失高达数10亿美元，而动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难以消除。更令人担心的是：动乱中失散的70万支枪和15亿发子弹难以收回，社会治安成了问题，对国家后患无穷。
时光荏苒，2001年元旦。为了永远告别那个噩梦的年代，阿尔巴尼亚的孩子们收集了动乱期间的3万颗子弹壳，铸成了一口“和平钟”，安放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国际文化中心”的广场前。
时针指向12点，阿尔巴尼亚总统迈达尼亲自将“和平钟”首次敲响，为新千年发出希望与和平的信息。
铸造大钟的计划是由一位叫斯卡拉的神甫发起的。斯卡拉号召孩子们收集1997年武装动乱期间四散的子弹壳，以便“使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保持清洁”。他用书本和笔换取孩子们收集的弹壳，然后说服意大利的一家铸造厂将弹壳熔化，铸成这口“和平之钟”。钟上刻着：“我在子弹中出生，愿在第三个千年里，在阿尔巴尼亚儿童的和平道路上嘹亮高歌。”
（王洪起，新华社驻地拉那分社前首席记者兼驻马其顿首席记者，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从20世纪60年代起，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来往于北京和地拉那之间，在地拉那常驻多年，我亲身经历了这一“粗野式的”过程。
导火索——假集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规模的假集资活动正是阿尔巴尼亚1997年武装动乱发生的导火索。
假集资始于1992年阿民主党执政之初。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一场私有化运动，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紧张，无力向经营者提供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司和个人以贸易实业公司或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注册，大搞假集资活动。这些机构支付给储民的高额利息并非来自投资所得利润，而是用后来储户的存款垫付前者的利息。
到1996年下半年，假集资活动达到了疯狂程度。这些机构为争夺储户竞相提高存款利率，有的利息竟高达70%～100%。那些日子里，我们目睹高利息集资机构的门前从半夜起就排起长龙阵，有的人等着取利息，更多的人是经不起诱惑而加入储蓄大军，纷纷将一生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屋、土地所得，全部送到这些骗子手中。
据统计，阿全国当时共有12个大的假集资机构，在全国普设储蓄点，储户多达100多万，占阿全国人口的1/3，总存款额近20亿美元，甚至超过阿国家进出口总额，近乎阿国民收入的1/3。
疯狂的假集资使阿全国金融市场出现混乱乃至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投资计划受到严重破坏。但阿当局仍漠然处之，总统贝里沙甚至公开为假集资活动辩护。
然而，眼看群众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储蓄了，一些骗子便携巨款潜逃，或宣布“破产”，这引起储民极度不安，有人甚至暴病不起或绝望自杀。他们呼吁政府干预，政府却不予理会。
1997年1月中旬，民主党利用集资机构的资金大搞竞选、拉选票的丑闻败露。阿全国广大储民在极度绝望与愤怒的情况下，从1997年初开始，相继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己的钱”“打倒强盗政府”“打倒贝里沙”等口号，并伴有打、砸、抢行为。
此时，一直受到民主党打压的社会党及其他反对党相互联合，并借助于广大民众就假集资事件掀起的反政府浪潮，提出“经济问题，政治解决”。一次由假集资引发的规模浩大的武装动乱和政治动荡开始了。
南方起事
这次动乱首先发端于阿尔巴尼亚南方，作为阿第二大海港和第一海军基地的发罗拉是此次动乱的主要据点。
自1997年2月初起，发罗拉的市民开始连续举行抗议活动，2月底，发罗拉市民在被军队包围的情况下，竟然抢劫了该市郊区的军火库，成立了武装组织，走上了武装暴动之路。随后，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城市的市民也纷纷抢劫军火库，掀起武装暴动。
为镇压南方叛乱，总统贝里沙秘密制定了“南部作战计划”，议会紧急通过了“全国戒严法令”，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紧急状态。
戒严令的宣布和3月3日贝里沙强行蝉联总统的行为，进一步激怒了全国的老百姓。南方武装力量在坚决要求贝里沙下台的呼声中，迅速向北推进，一个又一个军火库被抢。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反政府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便扩大到距离首都地拉那仅60公里的策里克市。
被派到南方镇压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军警部队，大多表示不愿向“自己的兄弟”开枪，有的部队把武器，甚至把坦克、装甲车、巡逻艇拱手送给武装民众，有的飞行员驾着米格战斗机逃往意大利，许多军人或投降“起义军”，或自愿“解甲归田”。
在此期间，一些公检法机构遭到袭击，并陷入瘫痪；监狱被劫，大批刑事犯出逃；全国各地拿起武器的抗议者各自为政，无人过问，喜欢玩枪的到军火库拿上几支背在肩上，满街乱逛；甚至南部费里区的一些有放射性的军事装备也流失民间；大量建筑物被烧、被毁；银行抢劫案和拦路抢劫事件频频发生……政府失去了对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整个阿尔巴尼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3月初起，外国商人纷纷离开阿尔巴尼亚，一些外国驻阿大使馆也将外交官家眷和无紧急公务的一般工作人员送回国内。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特别是反政府武装力量的逼迫下，贝里沙总统终于不得不同意与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3月9日，贝里沙与10个主要政党负责人举行圆桌会议，制定“民族和解纲领”，同意提前举行议会大选。
地拉那三日
原以为局势会很快出现转机，但事与愿违，首都地拉那的局势却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
3月12日——全市枪声彻夜不停。
地拉那西南郊的一座军火库及西北郊的一座兵营遭到抢劫，大量枪支弹药失散于民间。
中国驻阿大使馆立即发布命令：所有馆员，包括新华社记者，除非不得已，严禁外出。为防万一，使馆还给大家发了工人施工用的安全帽。
3月13日，监狱暴动，官员外逃。
地拉那的人们在整夜的激烈枪声中迎来了13日的晨光。浓重的恐怖气氛始终笼罩着全市：大、中、小学一律停课；政府机关停止办公；商店停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地拉那简直成了一座死城，一座没有设防却几乎家家都有枪支的城市。
就在这一天：
阿尔巴尼亚全国唯一的国际机场——里纳斯机场（特里萨国际机场）关闭了；
阿尔巴尼亚与周边国家的所有海关关闭了；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茹拉利携全家老小及宠物狗出逃了；
贝里沙总统躲到了停泊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意大利船上，而他的子女出逃了，许多民主党的干将也出逃了；
地拉那使馆街两头及各外国使馆门前的警察踪影全无，只见一些背枪者穿街而过；大街上看不见一个穿军装警服的；
都拉斯海港400人强抢一艘商船，逃往意大利；
……
由于连日来不断发生银行被抢事件，我们担心地拉那国家商业银行也会遭此厄运，因为我们数万美元的汇款都存在这个银行。为了免遭损失，我们一大早便驱车前往国家商业银行，准备把存款全部取出来。
当我们抵达国家商业银行门口时，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银行的大门紧闭，门外警察林立，阻拦着一大群要求取款的储户。我们好不容易挤到警察跟前，要求会见主管存款业务的娜塔莎女士。警察说：“对不起，我们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去！”
正当我们无可奈何之际，好心的银行守卫偷偷地叫出了娜塔莎。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娜塔莎便急急忙忙跑回了办公室，20多分钟后，她拿着一个大信封返了回来，低声告诉我们：“你们的存款全在信封里，相信我，分毫不差，回去再点吧，路上小心！”
当天晚上，又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地拉那的3座监狱同时发生暴动！
3月14日，“南昌工地”被抢。
中国南昌对外工程总公司于1995年中标承包了马来西亚投资兴建的阿尔巴尼亚住宅项目工程。该工程位于地拉那市的边缘地带。
14日凌晨，一大群阿尔巴尼亚人持枪来到工地大门口，一面朝天开枪，一面往里冲，见什么拿什么。随后，多达上千的阿尔巴尼亚人，有的开着汽车，有的赶着牛车、马车，还有的牵着毛驴，络绎不绝地赶来。他们在枪声的“鼓舞”下，把工地的钢材、水泥、木料、砖头装上车，驮上毛驴，把工地办公室、宿舍、仓库洗劫一空，把停在工地上的大、小汽车开走。更有甚者，一些阿尔巴尼亚人竟让赤手空拳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举起双手，面对墙壁，或趴在地上，搜翻他们衣裤的口袋，把所有的钱物抢走。
被抢后的工地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房屋不是墙被推倒或被捣毁，就是屋顶被掀翻，工地四周的铁丝围墙几乎全部被推倒。工地上的100多中国人，别无选择，只好全部撤到中国大使馆安身。
就在两天之内，意大利、土耳其、希腊等国商人在地拉那开办的一些公司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许多商店也都遭到同样的厄运。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在阿尔巴尼亚颇有影响的最大的民营公司——中国长城公司开办的服装厂和商店，由于阿尔巴尼亚职工自动组织起来，武装护厂、护店，没有遭受巨大损失。阿国职工说：“我们护厂护店，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失业如此严重的阿尔巴尼亚，能找到这份工作实在不容易，加上老板对我们好，我们自然要加倍保护它。”
两天的严重动乱迫使在阿尔巴尼亚从业的华人都来到中国大使馆避难，使馆顿时从原来只有20来人猛增到近200人，往日宁静的中国使馆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为了解决同胞们的住宿问题，使馆打开了举行大型招待会用的宴会厅；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中国长城公司的叶小明老板等人冒着枪林弹雨开车四处寻购食品，终于搞到上千斤大米白面和几十公斤食油，解了燃眉之急。
地拉那军火库被劫后，市政权机构瘫痪，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14日，刚刚宣告成立的临时政府——民族和解政府发出“祖国在危险之中”的紧急呼吁，要求现役和退役军人、警察速返原单位，执行捍卫祖国和维护社会治安的神圣使命。
阿国家电视台的著名女播音员代夫塔·拉达在14日的晚间新闻节目中，在播完地拉那发生的一起大宗抢劫案和流弹杀伤人数后，情不自禁地加上了一句：“我当播音员已经30年，广播这么令人痛心的消息还是头一次。亲爱的听众们，兄弟姐妹们，同胞们，让我们放下武器，快快结束这场浩劫吧！”
大撤离
就在这一天，我国政府接到我驻阿使馆的紧急报告后，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方式安全撤离我在阿尔巴尼亚的公民。我使馆人员除5人留守外，全部撤离。
3月15日，地拉那全市停水停电，幸亏通往法国的国际电话线路还没有中断，我们只能通过电话向新华社巴黎分社转报站口述稿件，由那里的报务人员记录后发回国内。
使馆相继与希腊、美国、意大利等驻阿使馆取得联系，寻求帮助。在希腊国防部长的帮助下，100多中国同胞乘坐希腊方面安排的3艘军舰离开地拉那，在希腊的科孚岛转乘飞机回到祖国的怀抱。
送走了撤离的同胞，我和夫人到地拉那街头观看动静。3月15日是地拉那发生武装动乱的第4天，虽仍不时有乒乓作响的枪声划破长空，但比起前几天来稀少了许多。主要街道的红绿灯处，几个人向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送上一张张传单，上面写着：“……阿尔巴尼亚是我们的，让我们来保护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祖国！”
地拉那似乎有了一丝生气。最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使馆区的街道两端又恢复了警戒，一位值勤的警察告诉我，前两天，由于有人袭击警察，有的警察被打死，他们就全都脱下警服回家了。今天，他们响应民族和解政府“祖国在危难之中”的紧急呼吁，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执行捍卫祖国和维护治安的神圣使命。
动乱平息
撤离后的中国大使馆只剩下包括我们在内的7名留守人员，不免显得冷清。傍晚，使馆临时代办召集全体人员开会，讨论使馆保卫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一旦暴徒闯馆，所有人员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使馆机要和电台。
深夜，发完稿子，我忐忑不安地躺在床上，竖着耳朵静听外面的动静，直到黎明时分才进入短暂的梦乡。出人意料和令人惊喜的是，这一晚竟然相当平静。
3月16日清晨，我打开收音机，首次听到令人欣慰的消息：南部发罗拉市实现了数周以来的第一个无枪声之夜；北部的斯库台市建立了市民自卫组织，实现了第一个无抢劫的夜晚。
这天是阿尔巴尼亚当局宣布的全国哀悼日，追悼在这一期间的死难者。上午10时，上万名地拉那居民来到地拉那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举行和平集会和游行。广大的民众企盼这场灾难尽快成为过去。
3月16日下午，菲诺总理紧急召开政府会议，决定宣布政府“1号命令”：17日国家机关正式恢复上班。
地拉那的形势开始有了初步好转，但全国局势仍然混乱。经阿当局再三请求，欧盟向阿派遣多国部队，阿尔巴尼亚整体局势趋于平静。
1997年6月下旬，阿尔巴尼亚举行了议会大选。以社会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取胜，并获得组阁权。贝里沙总统被迫下台。7月24日，阿尔巴尼亚新一届议会选举社会党总书记迈达尼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7月28日，以社会党主席法托斯·纳诺为总理的联合政府正式成立。
噩梦过去
举世震惊的1997年武装动乱以及次年发生的“未遂政变”，犹如一场噩梦。在这次武装动乱中，300余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共有近3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国民经济遭到重创，物质损失高达数10亿美元，而动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难以消除。更令人担心的是：动乱中失散的70万支枪和15亿发子弹难以收回，社会治安成了问题，对国家后患无穷。
时光荏苒，2001年元旦。为了永远告别那个噩梦的年代，阿尔巴尼亚的孩子们收集了动乱期间的3万颗子弹壳，铸成了一口“和平钟”，安放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国际文化中心”的广场前。
时针指向12点，阿尔巴尼亚总统迈达尼亲自将“和平钟”首次敲响，为新千年发出希望与和平的信息。
铸造大钟的计划是由一位叫斯卡拉的神甫发起的。斯卡拉号召孩子们收集1997年武装动乱期间四散的子弹壳，以便“使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保持清洁”。他用书本和笔换取孩子们收集的弹壳，然后说服意大利的一家铸造厂将弹壳熔化，铸成这口“和平之钟”。钟上刻着：“我在子弹中出生，愿在第三个千年里，在阿尔巴尼亚儿童的和平道路上嘹亮高歌。”
（王洪起，新华社驻地拉那分社前首席记者兼驻马其顿首席记者，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