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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重臣张之洞去世至今，已经过去一百余年。对他的评价，仍然是众说纷纭，戴在他身上的头衔形形色色。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从张之洞这个人的主流而言(不是全面的)，应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认为主要可概括为：清王朝的忠臣，经世致用的学者，温和的改革家。
盖棺百年无定论
人们常说，对一个人的评价，要盖棺才能定论，可是对张之洞的评价，盖棺后一百余年还是褒贬相伴，毁誉交加，尚无定论。十多年前，我读马东玉著《张之洞》大传。作者写道：“从张之洞办企业、办学堂开始，在当时，在后世，中国人、外国人，评论者不绝于言论，不绝于笔章。仅就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和教育思想而论，批‘旧学’者斥其封建、顽固，批‘西学’者骂其买办、卖国。说他有功者有之，咒其有罪者更多，真是笔口喙置，不一而足；人虽盖棺，其论难定。”我认为他的这种描述符合实际情况。值得补充的是：在清末人物中，他大概还是争议最多的一个。
之所以这样，我以为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评价的主体不同。二是评价的时期不同。由于这些原因，以至同一时期不同主体有不同的评价，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有截然相反的评价。
评价主体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界(包括政府和政界人物)以及受政界影响、操纵、控制的舆论。第二类是学界。第三类是群众。
群众的评价是自发的，也比较稳定。看群众的评价，主要看张之洞任职地区，即四川、山西、两广、湖广、两江老百姓的反映。张之洞任学政六年，督抚二十五六年(1882年2月至1907年6月)，总共32年，其中在武汉达20年(任湖北学政3年，湖广总督17年)。所以看群众的评价，既要看川、晋、两广、两江(笔者到这些地区了解过，听到的全是好评)的评价，更要看湖北的评价，首先是武汉的评价。张之洞主持修汉口的长堤，当地群众把该堤称为张公堤。武昌西湖闹匪患，张之洞派兵弹压，居民得以安宁。该地群众把自己住的地方称为张公寨，2009年又立雕像纪念。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湖北省学界筹款建奥略楼，以兹怀念。1909年，张之洞去世，湖北省军界中他的学生建抱冰堂以纪念他。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下设张之洞研究会，以研究他。近年华中农业大学一个班的同学将自己的班称为张之洞班，有尊敬之意。如此等等，皆群众自发之行为。武汉大学尹进教授生前在一次讨论张之洞评价的学术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中，他奉命参与批判张之洞，想发动工农参加，到汉口张公堤走访贫下中农。被访者说，这一带的一些农民在家中设神龛祭祀张之洞，有的神龛现在还在。没有张之洞修堤，我们没有这里的田可以耕种，批他干什么!尹进又到武昌访问张之洞办的纱厂、布厂的老工人，被访者说，他办了工厂，使许多人有事做，批他做什么!这样，发动工农群众批张之洞的事一直没有搞起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有把“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纳入“群众”之中，这些人在南皮掘张之洞墓，暴其尸；在武汉将张之洞路改为紫阳路。武汉的群众已多次要求恢复张之洞路名)。
关于政界的评价。先说清朝廷，清朝廷认为他是忠臣、功臣。远的不说，只说张之洞生前的最后十年，1901年授太子少保衔；1906年晋大学士，旋充体仁阁大学士，又授军机大臣、监管学部大臣；1908年又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授太子太保衔；1909年，为修德宗实录总裁官。张之洞病重，清朝廷上谕谓其“公忠体国，夙著勤劳”。监国摄政王载沣亲临寓所看望，说他“公忠体国”。张之洞去世后，清朝廷在谕祭文中称他“学问博通，经济宏远，持公廉政，体国公忠……文章独出于词林，奏议尽关于实务。武昌坐镇，江表宣勤，大局危而恃以安，国是纷而资以定”。又谥文襄公，评价很高。
清政府的对立面是反清志士，如自立军和同盟会成员等等。他们奋不顾身要推翻清政府。张之洞作为清政府的大臣，则竭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二者势不两立，处于敌对位置。张之洞残暴地镇压反清志士，对唐才常予以杀害，把孙文等人的名字加个“巧”旁。这些革命者认为张之洞是汉奸、刽子手、罪人，理所当然地把张之洞妖魔化。翻开1903年至1905年期间革命党人在日本办的刊物，张之洞是一个附鳞攀翼的汉奸形象。1906年，革命党人发动萍浏醴起义，张之洞派湖广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三十二标等部前往剿办。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张之洞派张彪率两营、两炮队以及兵轮两艘去安庆弹压。张之洞的这些行为受到革命党人的强烈谴责。1907年出版的《汉帜》第1号所刊《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一文写道：“杀汉奸必杀张之洞。庚子之汉变之屠戮，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之洞之残汉媚胡，可谓不遗余力……盖之洞者，满族之功臣，而杀同胞之上手也。吾辈不杀此老贼，终无以寒汉奸界之胆耳。”革命党人所作漫画，将张之洞的头置于胯下，以侮辱之。
辛亥革命以后，上述两种政治势力对张之恫的评价发生颠倒性变化。代表清朝廷观点的逊清遗老，转而骂张之洞为罪人，指责张之洞为亡清的祸首。恽毓鼎认为，清王朝是因为派东洋留学生、编练新军、推行立宪等新政改革而灭亡的，“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而革命党人在回顾和总结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想到了张之洞，转而赞扬张之洞为功臣。1912年4月，孙中山到武汉，在游览纪念张之洞的奥略楼时说：“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后来孙中山和日本友人讨论建都时，提出设“一京四都”，“一京”即指武昌。孙中山这么看重武昌，是对张之洞经营武汉十多年，使之现代化和地位提高的肯定。国民党执政的湖北民国政府，到20世纪30年代，把武昌的一条街命名为张之洞路，把汉口的一条街命名为南皮路，又在汉口的中山公园修建张公亭以纪念张之洞。
在夺取政权以前，中国共产党人贬洋务运动，将张之洞称为反动派。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开始搞工业化时，提起为中国工业化做过贡献的先驱，对张之洞的评价就变了。毛泽东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又从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角度审视张之洞。湖北省的领导说张之洞是湖北现代化的奠基者，武汉市的领导称赞张之洞在武汉所办事业是“用世界眼光谋划发展的壮举，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30多年来，湖北多处设张之洞的雕像，出版了张之洞的全集，召开过多次讨论张之洞的学术讨论会(其中两次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建立了—个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
在学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给张之洞以不同的评价，真可谓人言言殊，百家争鸣。他们戴到张身上的头衔形形色色：反动官僚，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买办，刽子手，洋 务运动后期的主帅(洋务运动的殿军)，新政的旗手；思想家，学者，实业家，教育家，儒臣，清官，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奠基人，在中国建立警察制度的第一人，新军制的拟订者，司法、监狱、警察制度的改革者，湖北现代化的奠基者，近代武汉之父，现代武汉的缔造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清王朝的忠臣
张之洞是清政府的重臣，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即被视为“朝廷柱石”，后又参与枢密。从张之洞一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来看，他用“持危扶颠之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圭臬。他所作所为的出友点，都是为了巩固清朝廷的统治地位。他的一生忠于清朝，在清代后期的特定环境下，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上，为国谋利，而不是为己谋利，也就是当清官，不做贪官。第二，在军事上，为国练军，而不是为己练军，也就是把自己练的军队视为国有，不是视为私产。第三，在人事上，为国造才、用才，而不是为己造才、用才，也就是把所造之才为国行政，不是作为自己的党羽，结党营私。
张之洞在经济上是清廉的。百余年来，对张之洞的评价各种各样，说他清廉却是众口一词。这在晚清的大臣中，可谓凤毛麟角。正如张之洞在《遗折》中向皇帝呈述的：“方今世道陵夷，人心放恣，奔竞贿赂，相习成风。”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坚守清廉，对清朝廷来说，是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事。他的清廉带动了所主持的政权机构及官吏的清廉。对此，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在《张文襄公幕府记闻》中有过具体的记载和与盛宣怀衙门生动的对比。一个在张之洞治区生活了十几年，对张之洞政绩有过近距离观察，并与之有过直接接触的英国传教士写道：“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张之洞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张之洞为办企业、教育等事业，设过新捐税项目，也在旧捐税项目上增加国金额，使湖北财政收入大增，讥之者称为“屠财”。但实际上他主要是通过培育工商业和增加工商业税捐收入来解决财政困难。他临终前建议皇帝“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实际上，这也是他“膺疆寄几三十年”的理财原则。他将所得收入用于公而不入私囊。更有甚者，他还将个人的合法收入捐给教育、慈善事业。
不谋私利在军事上的表现是军队不私有。从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团练时起，编练军队者都将所练之军视为私产，于是有“湘军”、“淮军”。与张之洞同时练新军的袁世凯也与曾、李一样，北洋军成了他手中争权夺利的工具。张之洞重视自己编练的新军，但他却没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那样，把所编练的军队看成是私有财产。1895年，他在两江总督任上编练了自强军，1896年回湖广总督上任时，将这支军队交给返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随后，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其质量与势力在南方地区居首位。1903年，他把该军洋操队八营调到广西去，交给岑春煊。同年末，为加强京师防务，他又把湖北新军一协调给了直隶。1907年，他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彻底交出对所练军队的指挥权。在清代后期练军诸人中，像张之洞这样处理的，未见第二人。
不谋私利在人事关系上(实为政治上)的表现是造才不为己用。清朝从立国时起，王子大臣各树党援。主持学政与考试者，通过师生关系，建立门派。至太平天国之后，官员中更有湘系、淮系等派系。张之洞两任考官，两任学政，简授山西巡抚，总督两广、湖广，再权两江，近30年里，门生故吏众多，培养重用者为数不少，然不与之结党，故世无“张(之洞)系”。张之洞去世时，他在《遗折》中以此自豪：“臣平生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自励，他无所恋。”他的这种表白，因触及亲贵之忌，使他未能获文正或文忠之谥。清谥制，公以成、正、忠、襄为序。文襄授予武功卓著者。据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二记载，张之洞去世的前一天，朝廷已拟定特谥“文忠”或“文正”，但因其上述一番表白，朝廷改谥“文襄”。张之洞以文治著称，未临前线带兵，少有武功。由此可见，做—个不树党援的忠臣之不易也。
谋事为国不为私利，是谓公忠。与张之洞同时的刘坤一说：“公忠如香帅，并世能有几人?!”张之洞病危时，监国摄政王载沣前去探视，说张之洞“公忠体国”。张之洞回答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张之洞一生以做清朝廷廉正无私的忠臣为奋斗目标，这与他的出身和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张之洞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四代人中，都是府县官员，都以清朝忠臣自居。张之洞所受家庭教育是以“忠君”为基本出发点。张之洞的老师也都向他宣传“忠君”的思想。张之洞的文章，从读书时的课业《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到《遗折》，从论著到诗，从公牍到家书，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就是一个“忠”字。《劝学篇》内编分为九篇，首为“同心”，次即“教忠”。《同心篇》中提出救今日之世变的三大目标：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这三者关系的先后顺序是：保华种必先保圣教，保圣教必先保国家，保国家成为救世的首要前提。张之洞要保的“国”其具体内涵是清王朝。他阐述的保国思想是为了反驳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如在保国会的序言和指导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样，“国”很清楚地指的是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实体。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国”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中全体人民的集合体。而张之洞则把中国完全等同于清王朝，保国，就是保清朝。
张之洞是清政府的忠臣，是清政府的一部分。对他的评价，与清政府分不开。在当时，当中国面对外国侵略者时，大清国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大清国。俄国侵略新疆，欲将伊犁等地划归俄国时，张之洞反对。这时，他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也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当大清国与法国交战时，这场战争便是中法战争。当大清国与日本交战时，这场战争便是中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张之洞主战并积极行动，这是反抗外国对大清国的侵略，也就是反抗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的这些行动是忠于清政府，也是忠于中国。从他的这些行为而言，说张之洞是个爱国者，理所当然。当时的清政府，在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上，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具有反动j生。当时的革命者是进步势力。张之洞忠于清王朝，站到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对立面，血腥镇压反清志士，阻碍了中国政治的进步。从他的这些行为而言，说张之洞是个反动派，也合乎逻辑。
现在，有人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张之洞想当皇帝，这是清朝廷忠臣不应有的想法。对这个问题，可以根据史料作进一步研究。但从张之洞整体思想来看，可能性极小。
还有人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倡导东南互保，这是对慈禧“犯颜抗命”，是清朝廷忠臣不应有的行为。但1901年，慈禧因张之洞倡导“东南互保”而赏予太子少保衔，便足以说明事实不是这样的。
经世致用的学者
与一般晚清忠臣比较，张之洞的特点是以学识尽忠，是一位学者型忠臣。
要成为学者型官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真知灼见的纯学术论著。第二，将为官途中遇到的问题学理化。第三，有学者的素质与风范。这三个条件也是学者型官员的三个标志，它们是张之洞所具备的。
在张之洞的众多作品中，有《读经札记》二卷、《论金石札》二卷，属于纯学术著作。在清代后期，注重学术的大臣为数不少，其中成就突出的有两个人——曾国藩和张之洞。他们是清代后期50多年间两大经学家。张之洞学宗汉学，恪守古文经学立场，反对今文经学，驳斥公羊，却不排斥宋学。他是汉宋兼采，新旧杂糅。曾国藩也主张汉宋兼采，但与张的见地不尽相同。曾以宋学为本，而张是以汉学为本。
曾国藩、张之洞都遇到了国门被西方强国撞开之后，中国人在坚持中学的同时，如何对待闯入国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问题。这是一个使中国人倍感困惑的重大实际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师”的广度与深度上，张比曾走得更远。曾限于器用层面，张则进入制度层次。在《劝学篇》中，张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在理论上予以系统地阐述，其中心思想是：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既要学习西方，又不能西化。这是对曾国藩活动的年代至张之洞活动的年代，中国被迫对世界开放与改革进程经验教训的理论升华，又为下一步的现代化提出了指导理论。书中，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提出“体”与“用”的命题；在“内学”与“外学”、“旧学”与“新学”的关系上提出了“本”与“通”的命题；在器与道的关系上提出了变与常(不变)的命题；在政与学的关系上，提出了“表”与“里”的命题，这就把为官实践中的问题提高到学术的层次。
张之洞强调“通经为世用”。经世致用是他治学的原则与目标。与此同时，又将所办之事或重要主张学理化。这样，他就把从学理到应用，应用到学理的过程统一起来。以至后来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无论在经济、哲学、军事、教育、文化、外交乃至司法等领域，都不能不提到张之洞。
张之洞自幼爱读书，善读书，12岁即将课业刊刻，以应需求者的索取。由此养成书生型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科举之途，由探花进入翰苑，跻身士林，出任学政、督抚，成为封疆大臣，展示他的治国平天下的儒生气度。在仕途中一生不忘文事。时人说他“性好学，至老不倦。听政之暇，率危坐读书终日”。他做到了读书以备佐政，主政不忘读书，不忘著文，是以著述甚丰。除上文提及者外，还有大量的古文和骈体文，为人称道，文辞瑰丽，是清末文章家之一。徐世昌在《晚清簃诗汇》中誉其诗“瑰章大句，魄力浑厚”。其联语，工雅博大，名于当世。其书法，大字小字被制成帖，供人临摹。其奏议，有理有据，说服力强。张之洞一生在做学问，身上散发着书卷味。他是—个地道的以文人治政的文官，其政风也受到文的熏染，形成有浓厚文化氛围的政风，与袁世凯等赳赳武夫有文野之分。他的同僚承认他是学者，他的幕僚也说他是学者。张之洞的政绩中，事功不如文章，成就主要在文教上。
对于张之洞这个学者及其学术，有各种各样的评价。陈寅恪称自己的学问“在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是指曾国藩，南皮是指张之洞)，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尤为服膺。他写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之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白成体系，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对张之洞同时顾及中学与西学表示服膺的不止是陈寅恪。另一个国学大家，且在戊戌变法期间与张之洞政见相左的梁启超，也是如此。2009年7月5日，《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我时，说梁启超对张之洞持“贬”的态度，斥他“浮华”。我的回答是，若从梁启超的全部著作来看，他对张之洞是有褒有贬：对其作风颇有微词，对其学问则深表敬佩。辜鸿铭认为张之洞是一名肤浅的学者，而不是一名深沉的学者，更不是思想家。美国人费正清称“张之洞是一个精明的学者，孔孟之道的巨子”，以推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而著名，并以此哄骗本人和他人相信“旧瓶能装新酒”，在旧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恢复孔孟之道以到达现代生活，站立不动可以前进。另一个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称张之洞是“出色的儒家学者兼作家”，他的“体用”公式虽然是相当肤浅的，但它在论证西学应理所当然地为中国政治家所关注的方面是有功劳的。我以辜说为是。
温和的改革家
关于张之洞改革措施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涵，政治领域里除了君主制(晚年他接受了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经济领域里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文化领域里除了儒家学说的指导地位以外，他均主张改革。张之洞所做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通过对清朝体制的自身改革，来使朝廷的统治得以维系和巩固。当社会反清的革命高潮正在形成时，他一方面残酷地镇压起义活动，另一方面企图以改革防范、消弭革命。他以此来向清朝廷尽忠。改革的主要方法是在不断地致力于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同时，引进并运用西方的技术和部分制度，为中国的目标服务，从而拯救中国。张之洞在清末改革活动中的地位，费正清认为他是主要倡导者。从辜鸿铭看来，外国人所知道的中国改革运动，其真正的发起人是张之洞，而不是袁世凯。19世纪80年代至1894年，张之洞是洋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威信扫地，张之洞与刘坤一取代其位，成为旗手。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江楚会奏三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西法十一条折》)，是清政府20世纪初实行新政的纲领。1902年刘坤一去世后，张之洞成了实施新政的领军人物。
张之洞改革活动的成效，台湾学者苏云峰认为，张之洞在湖北主持的内容广泛的改革，实际上改变了该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事实确实如此，但细加剖析，改革在各个领域发展很不平衡，在有的领域是刚刚起步，在有的领域则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者又以教育制度的改革成效最为彰显。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制定的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是中国正式颁布且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了的第一个系统学制。清末民初的学校教育制度主要是以这个学制为依据的。1905年9月2日，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及湖南巡抚端方等六位大员上奏立废科举之事，朝廷从其议。实行了1300年(从公元606年起)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止。它标志着以科举制度为中心内容的传统旧教育制度就此结束，现代的教育制度正式确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这个出身科举，并在科举体制中受惠的既得利益者，最终成了这种制度的掘墓人。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一条基本标准是看他对历史前进起的是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而若要推动历史前进，则必须识时务，顺应时代潮流。张之洞的改革措施正是顺应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向前迈进。
张之洞实行的改革，也有人称之为改良，其动机是想以此救清政府，导演一场喜剧。改革的结果却在客观上为推翻清政府的武昌起义在军事、财政、交通、通讯、阶层方面准备了物质和人才条件。这场起义导致了清政府垮台。历史就这样和张之洞开了一个玩笑，使他成了一名悲剧演员。
(责任编辑 汪文庆)
盖棺百年无定论
人们常说，对一个人的评价，要盖棺才能定论，可是对张之洞的评价，盖棺后一百余年还是褒贬相伴，毁誉交加，尚无定论。十多年前，我读马东玉著《张之洞》大传。作者写道：“从张之洞办企业、办学堂开始，在当时，在后世，中国人、外国人，评论者不绝于言论，不绝于笔章。仅就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和教育思想而论，批‘旧学’者斥其封建、顽固，批‘西学’者骂其买办、卖国。说他有功者有之，咒其有罪者更多，真是笔口喙置，不一而足；人虽盖棺，其论难定。”我认为他的这种描述符合实际情况。值得补充的是：在清末人物中，他大概还是争议最多的一个。
之所以这样，我以为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评价的主体不同。二是评价的时期不同。由于这些原因，以至同一时期不同主体有不同的评价，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有截然相反的评价。
评价主体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界(包括政府和政界人物)以及受政界影响、操纵、控制的舆论。第二类是学界。第三类是群众。
群众的评价是自发的，也比较稳定。看群众的评价，主要看张之洞任职地区，即四川、山西、两广、湖广、两江老百姓的反映。张之洞任学政六年，督抚二十五六年(1882年2月至1907年6月)，总共32年，其中在武汉达20年(任湖北学政3年，湖广总督17年)。所以看群众的评价，既要看川、晋、两广、两江(笔者到这些地区了解过，听到的全是好评)的评价，更要看湖北的评价，首先是武汉的评价。张之洞主持修汉口的长堤，当地群众把该堤称为张公堤。武昌西湖闹匪患，张之洞派兵弹压，居民得以安宁。该地群众把自己住的地方称为张公寨，2009年又立雕像纪念。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湖北省学界筹款建奥略楼，以兹怀念。1909年，张之洞去世，湖北省军界中他的学生建抱冰堂以纪念他。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下设张之洞研究会，以研究他。近年华中农业大学一个班的同学将自己的班称为张之洞班，有尊敬之意。如此等等，皆群众自发之行为。武汉大学尹进教授生前在一次讨论张之洞评价的学术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中，他奉命参与批判张之洞，想发动工农参加，到汉口张公堤走访贫下中农。被访者说，这一带的一些农民在家中设神龛祭祀张之洞，有的神龛现在还在。没有张之洞修堤，我们没有这里的田可以耕种，批他干什么!尹进又到武昌访问张之洞办的纱厂、布厂的老工人，被访者说，他办了工厂，使许多人有事做，批他做什么!这样，发动工农群众批张之洞的事一直没有搞起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有把“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纳入“群众”之中，这些人在南皮掘张之洞墓，暴其尸；在武汉将张之洞路改为紫阳路。武汉的群众已多次要求恢复张之洞路名)。
关于政界的评价。先说清朝廷，清朝廷认为他是忠臣、功臣。远的不说，只说张之洞生前的最后十年，1901年授太子少保衔；1906年晋大学士，旋充体仁阁大学士，又授军机大臣、监管学部大臣；1908年又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授太子太保衔；1909年，为修德宗实录总裁官。张之洞病重，清朝廷上谕谓其“公忠体国，夙著勤劳”。监国摄政王载沣亲临寓所看望，说他“公忠体国”。张之洞去世后，清朝廷在谕祭文中称他“学问博通，经济宏远，持公廉政，体国公忠……文章独出于词林，奏议尽关于实务。武昌坐镇，江表宣勤，大局危而恃以安，国是纷而资以定”。又谥文襄公，评价很高。
清政府的对立面是反清志士，如自立军和同盟会成员等等。他们奋不顾身要推翻清政府。张之洞作为清政府的大臣，则竭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二者势不两立，处于敌对位置。张之洞残暴地镇压反清志士，对唐才常予以杀害，把孙文等人的名字加个“巧”旁。这些革命者认为张之洞是汉奸、刽子手、罪人，理所当然地把张之洞妖魔化。翻开1903年至1905年期间革命党人在日本办的刊物，张之洞是一个附鳞攀翼的汉奸形象。1906年，革命党人发动萍浏醴起义，张之洞派湖广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三十二标等部前往剿办。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张之洞派张彪率两营、两炮队以及兵轮两艘去安庆弹压。张之洞的这些行为受到革命党人的强烈谴责。1907年出版的《汉帜》第1号所刊《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一文写道：“杀汉奸必杀张之洞。庚子之汉变之屠戮，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之洞之残汉媚胡，可谓不遗余力……盖之洞者，满族之功臣，而杀同胞之上手也。吾辈不杀此老贼，终无以寒汉奸界之胆耳。”革命党人所作漫画，将张之洞的头置于胯下，以侮辱之。
辛亥革命以后，上述两种政治势力对张之恫的评价发生颠倒性变化。代表清朝廷观点的逊清遗老，转而骂张之洞为罪人，指责张之洞为亡清的祸首。恽毓鼎认为，清王朝是因为派东洋留学生、编练新军、推行立宪等新政改革而灭亡的，“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而革命党人在回顾和总结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想到了张之洞，转而赞扬张之洞为功臣。1912年4月，孙中山到武汉，在游览纪念张之洞的奥略楼时说：“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后来孙中山和日本友人讨论建都时，提出设“一京四都”，“一京”即指武昌。孙中山这么看重武昌，是对张之洞经营武汉十多年，使之现代化和地位提高的肯定。国民党执政的湖北民国政府，到20世纪30年代，把武昌的一条街命名为张之洞路，把汉口的一条街命名为南皮路，又在汉口的中山公园修建张公亭以纪念张之洞。
在夺取政权以前，中国共产党人贬洋务运动，将张之洞称为反动派。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开始搞工业化时，提起为中国工业化做过贡献的先驱，对张之洞的评价就变了。毛泽东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又从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角度审视张之洞。湖北省的领导说张之洞是湖北现代化的奠基者，武汉市的领导称赞张之洞在武汉所办事业是“用世界眼光谋划发展的壮举，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30多年来，湖北多处设张之洞的雕像，出版了张之洞的全集，召开过多次讨论张之洞的学术讨论会(其中两次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建立了—个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
在学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给张之洞以不同的评价，真可谓人言言殊，百家争鸣。他们戴到张身上的头衔形形色色：反动官僚，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买办，刽子手，洋 务运动后期的主帅(洋务运动的殿军)，新政的旗手；思想家，学者，实业家，教育家，儒臣，清官，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奠基人，在中国建立警察制度的第一人，新军制的拟订者，司法、监狱、警察制度的改革者，湖北现代化的奠基者，近代武汉之父，现代武汉的缔造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清王朝的忠臣
张之洞是清政府的重臣，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即被视为“朝廷柱石”，后又参与枢密。从张之洞一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来看，他用“持危扶颠之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圭臬。他所作所为的出友点，都是为了巩固清朝廷的统治地位。他的一生忠于清朝，在清代后期的特定环境下，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上，为国谋利，而不是为己谋利，也就是当清官，不做贪官。第二，在军事上，为国练军，而不是为己练军，也就是把自己练的军队视为国有，不是视为私产。第三，在人事上，为国造才、用才，而不是为己造才、用才，也就是把所造之才为国行政，不是作为自己的党羽，结党营私。
张之洞在经济上是清廉的。百余年来，对张之洞的评价各种各样，说他清廉却是众口一词。这在晚清的大臣中，可谓凤毛麟角。正如张之洞在《遗折》中向皇帝呈述的：“方今世道陵夷，人心放恣，奔竞贿赂，相习成风。”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坚守清廉，对清朝廷来说，是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事。他的清廉带动了所主持的政权机构及官吏的清廉。对此，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在《张文襄公幕府记闻》中有过具体的记载和与盛宣怀衙门生动的对比。一个在张之洞治区生活了十几年，对张之洞政绩有过近距离观察，并与之有过直接接触的英国传教士写道：“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张之洞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张之洞为办企业、教育等事业，设过新捐税项目，也在旧捐税项目上增加国金额，使湖北财政收入大增，讥之者称为“屠财”。但实际上他主要是通过培育工商业和增加工商业税捐收入来解决财政困难。他临终前建议皇帝“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实际上，这也是他“膺疆寄几三十年”的理财原则。他将所得收入用于公而不入私囊。更有甚者，他还将个人的合法收入捐给教育、慈善事业。
不谋私利在军事上的表现是军队不私有。从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团练时起，编练军队者都将所练之军视为私产，于是有“湘军”、“淮军”。与张之洞同时练新军的袁世凯也与曾、李一样，北洋军成了他手中争权夺利的工具。张之洞重视自己编练的新军，但他却没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那样，把所编练的军队看成是私有财产。1895年，他在两江总督任上编练了自强军，1896年回湖广总督上任时，将这支军队交给返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随后，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其质量与势力在南方地区居首位。1903年，他把该军洋操队八营调到广西去，交给岑春煊。同年末，为加强京师防务，他又把湖北新军一协调给了直隶。1907年，他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彻底交出对所练军队的指挥权。在清代后期练军诸人中，像张之洞这样处理的，未见第二人。
不谋私利在人事关系上(实为政治上)的表现是造才不为己用。清朝从立国时起，王子大臣各树党援。主持学政与考试者，通过师生关系，建立门派。至太平天国之后，官员中更有湘系、淮系等派系。张之洞两任考官，两任学政，简授山西巡抚，总督两广、湖广，再权两江，近30年里，门生故吏众多，培养重用者为数不少，然不与之结党，故世无“张(之洞)系”。张之洞去世时，他在《遗折》中以此自豪：“臣平生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自励，他无所恋。”他的这种表白，因触及亲贵之忌，使他未能获文正或文忠之谥。清谥制，公以成、正、忠、襄为序。文襄授予武功卓著者。据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二记载，张之洞去世的前一天，朝廷已拟定特谥“文忠”或“文正”，但因其上述一番表白，朝廷改谥“文襄”。张之洞以文治著称，未临前线带兵，少有武功。由此可见，做—个不树党援的忠臣之不易也。
谋事为国不为私利，是谓公忠。与张之洞同时的刘坤一说：“公忠如香帅，并世能有几人?!”张之洞病危时，监国摄政王载沣前去探视，说张之洞“公忠体国”。张之洞回答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张之洞一生以做清朝廷廉正无私的忠臣为奋斗目标，这与他的出身和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张之洞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四代人中，都是府县官员，都以清朝忠臣自居。张之洞所受家庭教育是以“忠君”为基本出发点。张之洞的老师也都向他宣传“忠君”的思想。张之洞的文章，从读书时的课业《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到《遗折》，从论著到诗，从公牍到家书，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就是一个“忠”字。《劝学篇》内编分为九篇，首为“同心”，次即“教忠”。《同心篇》中提出救今日之世变的三大目标：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这三者关系的先后顺序是：保华种必先保圣教，保圣教必先保国家，保国家成为救世的首要前提。张之洞要保的“国”其具体内涵是清王朝。他阐述的保国思想是为了反驳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如在保国会的序言和指导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样，“国”很清楚地指的是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实体。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国”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中全体人民的集合体。而张之洞则把中国完全等同于清王朝，保国，就是保清朝。
张之洞是清政府的忠臣，是清政府的一部分。对他的评价，与清政府分不开。在当时，当中国面对外国侵略者时，大清国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大清国。俄国侵略新疆，欲将伊犁等地划归俄国时，张之洞反对。这时，他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也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当大清国与法国交战时，这场战争便是中法战争。当大清国与日本交战时，这场战争便是中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张之洞主战并积极行动，这是反抗外国对大清国的侵略，也就是反抗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的这些行动是忠于清政府，也是忠于中国。从他的这些行为而言，说张之洞是个爱国者，理所当然。当时的清政府，在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上，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具有反动j生。当时的革命者是进步势力。张之洞忠于清王朝，站到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对立面，血腥镇压反清志士，阻碍了中国政治的进步。从他的这些行为而言，说张之洞是个反动派，也合乎逻辑。
现在，有人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张之洞想当皇帝，这是清朝廷忠臣不应有的想法。对这个问题，可以根据史料作进一步研究。但从张之洞整体思想来看，可能性极小。
还有人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倡导东南互保，这是对慈禧“犯颜抗命”，是清朝廷忠臣不应有的行为。但1901年，慈禧因张之洞倡导“东南互保”而赏予太子少保衔，便足以说明事实不是这样的。
经世致用的学者
与一般晚清忠臣比较，张之洞的特点是以学识尽忠，是一位学者型忠臣。
要成为学者型官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真知灼见的纯学术论著。第二，将为官途中遇到的问题学理化。第三，有学者的素质与风范。这三个条件也是学者型官员的三个标志，它们是张之洞所具备的。
在张之洞的众多作品中，有《读经札记》二卷、《论金石札》二卷，属于纯学术著作。在清代后期，注重学术的大臣为数不少，其中成就突出的有两个人——曾国藩和张之洞。他们是清代后期50多年间两大经学家。张之洞学宗汉学，恪守古文经学立场，反对今文经学，驳斥公羊，却不排斥宋学。他是汉宋兼采，新旧杂糅。曾国藩也主张汉宋兼采，但与张的见地不尽相同。曾以宋学为本，而张是以汉学为本。
曾国藩、张之洞都遇到了国门被西方强国撞开之后，中国人在坚持中学的同时，如何对待闯入国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问题。这是一个使中国人倍感困惑的重大实际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师”的广度与深度上，张比曾走得更远。曾限于器用层面，张则进入制度层次。在《劝学篇》中，张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在理论上予以系统地阐述，其中心思想是：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既要学习西方，又不能西化。这是对曾国藩活动的年代至张之洞活动的年代，中国被迫对世界开放与改革进程经验教训的理论升华，又为下一步的现代化提出了指导理论。书中，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提出“体”与“用”的命题；在“内学”与“外学”、“旧学”与“新学”的关系上提出了“本”与“通”的命题；在器与道的关系上提出了变与常(不变)的命题；在政与学的关系上，提出了“表”与“里”的命题，这就把为官实践中的问题提高到学术的层次。
张之洞强调“通经为世用”。经世致用是他治学的原则与目标。与此同时，又将所办之事或重要主张学理化。这样，他就把从学理到应用，应用到学理的过程统一起来。以至后来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无论在经济、哲学、军事、教育、文化、外交乃至司法等领域，都不能不提到张之洞。
张之洞自幼爱读书，善读书，12岁即将课业刊刻，以应需求者的索取。由此养成书生型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科举之途，由探花进入翰苑，跻身士林，出任学政、督抚，成为封疆大臣，展示他的治国平天下的儒生气度。在仕途中一生不忘文事。时人说他“性好学，至老不倦。听政之暇，率危坐读书终日”。他做到了读书以备佐政，主政不忘读书，不忘著文，是以著述甚丰。除上文提及者外，还有大量的古文和骈体文，为人称道，文辞瑰丽，是清末文章家之一。徐世昌在《晚清簃诗汇》中誉其诗“瑰章大句，魄力浑厚”。其联语，工雅博大，名于当世。其书法，大字小字被制成帖，供人临摹。其奏议，有理有据，说服力强。张之洞一生在做学问，身上散发着书卷味。他是—个地道的以文人治政的文官，其政风也受到文的熏染，形成有浓厚文化氛围的政风，与袁世凯等赳赳武夫有文野之分。他的同僚承认他是学者，他的幕僚也说他是学者。张之洞的政绩中，事功不如文章，成就主要在文教上。
对于张之洞这个学者及其学术，有各种各样的评价。陈寅恪称自己的学问“在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是指曾国藩，南皮是指张之洞)，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尤为服膺。他写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之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白成体系，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对张之洞同时顾及中学与西学表示服膺的不止是陈寅恪。另一个国学大家，且在戊戌变法期间与张之洞政见相左的梁启超，也是如此。2009年7月5日，《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我时，说梁启超对张之洞持“贬”的态度，斥他“浮华”。我的回答是，若从梁启超的全部著作来看，他对张之洞是有褒有贬：对其作风颇有微词，对其学问则深表敬佩。辜鸿铭认为张之洞是一名肤浅的学者，而不是一名深沉的学者，更不是思想家。美国人费正清称“张之洞是一个精明的学者，孔孟之道的巨子”，以推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而著名，并以此哄骗本人和他人相信“旧瓶能装新酒”，在旧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恢复孔孟之道以到达现代生活，站立不动可以前进。另一个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称张之洞是“出色的儒家学者兼作家”，他的“体用”公式虽然是相当肤浅的，但它在论证西学应理所当然地为中国政治家所关注的方面是有功劳的。我以辜说为是。
温和的改革家
关于张之洞改革措施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涵，政治领域里除了君主制(晚年他接受了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经济领域里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文化领域里除了儒家学说的指导地位以外，他均主张改革。张之洞所做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通过对清朝体制的自身改革，来使朝廷的统治得以维系和巩固。当社会反清的革命高潮正在形成时，他一方面残酷地镇压起义活动，另一方面企图以改革防范、消弭革命。他以此来向清朝廷尽忠。改革的主要方法是在不断地致力于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同时，引进并运用西方的技术和部分制度，为中国的目标服务，从而拯救中国。张之洞在清末改革活动中的地位，费正清认为他是主要倡导者。从辜鸿铭看来，外国人所知道的中国改革运动，其真正的发起人是张之洞，而不是袁世凯。19世纪80年代至1894年，张之洞是洋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威信扫地，张之洞与刘坤一取代其位，成为旗手。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江楚会奏三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西法十一条折》)，是清政府20世纪初实行新政的纲领。1902年刘坤一去世后，张之洞成了实施新政的领军人物。
张之洞改革活动的成效，台湾学者苏云峰认为，张之洞在湖北主持的内容广泛的改革，实际上改变了该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事实确实如此，但细加剖析，改革在各个领域发展很不平衡，在有的领域是刚刚起步，在有的领域则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者又以教育制度的改革成效最为彰显。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制定的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是中国正式颁布且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了的第一个系统学制。清末民初的学校教育制度主要是以这个学制为依据的。1905年9月2日，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及湖南巡抚端方等六位大员上奏立废科举之事，朝廷从其议。实行了1300年(从公元606年起)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止。它标志着以科举制度为中心内容的传统旧教育制度就此结束，现代的教育制度正式确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这个出身科举，并在科举体制中受惠的既得利益者，最终成了这种制度的掘墓人。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一条基本标准是看他对历史前进起的是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而若要推动历史前进，则必须识时务，顺应时代潮流。张之洞的改革措施正是顺应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向前迈进。
张之洞实行的改革，也有人称之为改良，其动机是想以此救清政府，导演一场喜剧。改革的结果却在客观上为推翻清政府的武昌起义在军事、财政、交通、通讯、阶层方面准备了物质和人才条件。这场起义导致了清政府垮台。历史就这样和张之洞开了一个玩笑，使他成了一名悲剧演员。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