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晚，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飞抵北京，进行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仅5个月前，李克强在担任总理后，首次对外出访选择了亚欧四国，印度是第一站，也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
　　中印总理上一次在一年中实现互访还是半个世纪前的事。
　　1950年，中印建交，印度成为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互访。此后数年，中印关系迎来蜜月期，“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曾在印度广为流传。
　　“上世纪50年代，中印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万隆会议上密切合作，促成会议的成功举行，双方的合作在政治外交领域出现了一个高潮；如今，双方致力于共同谋求发展，（期待）将在经济、金融这些新领域出现一个新的合作高潮。”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孙玉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工业园”吸引中企投资

　　此前，印度外交部在介绍辛格此次出访安排时就透露，中印经贸合作将是辛格此番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印度媒体报道称，辛格准备向中方提议，在印度境内建立“中国工业园”，吸引中国企业到印度投资。
　　这是印度首次专门针对中国企业创设工业园区。此前，印度已设立针对日本、韩国和阿联酋等国的工业园区，对进驻的企业给予减轻销售税等优惠措施。
　　中国外交部在18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双方同意重点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铁路及工业园区合作。
　　“不要把工业园区理解为经济特区，两者差得很远，更不要把工业园区和自贸区相提并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南亚问题专家傅小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印方所提的工业园区其实就是一个外资企业相对集拢的区域，受制于各地方政府的法规和条文，税收政策上并没有太大的优惠力度。
　　拥有两亿人口的北方邦，以及被视为新一代汽车生产基地的西部的吉吉拉特邦等地，是印方希望设立“中国工业园”的地区。印度希望借助于中国企业的资金和技术转移来刺激国内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
　　傅小强介绍，印度寄希望于中国企业在“中国工业园”内投资电子产品、电化产品、制药以及基础设施等相关产业的生产基地和服务中心。
　　选择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设立“中国工业园”，印度的设想中还有一重考虑——拉动就业。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对外政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沙塔努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印度政府如今正在推进一项“国家制造业政策”，目标是在2025年将制造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16%提高至25%，并创造1亿个就业岗位。
　　李克强访印期间，中印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只要中印双方能应对好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个目标还是可行的。” 沙塔努认为。
　　但作为最近十年平均经济增速都超过7%的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印这两个人口总和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国家，却在去年遭遇了双边贸易额的下滑，从2011年的739亿美元回落至665亿美元，同比下跌超过10%。
　　让沙塔努更担心的是，中印之间还存在巨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印度对华贸易赤字严重。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12年度，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额约为400亿美元，且逆差额仍逐年扩大；而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额仍偏少，约为1.5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16。
　　“中国工业园”的设立，不仅将刺激中国企业在印的投资，长远来看还可能拉升印度出口。在沙塔努看来，平衡中印贸易亦是辛格力推“中国工业园区”的一个重要考量。
　　作为曾主持印度经济改革的财长，在2004年入主总理府的辛格，在很多印度人眼里，还是印度最出色的经济学家。

“新茶马古道”或助印度走出低谷

　　孙玉玺说，他在印度当大使的时候，印度就有设立“中国工业园”的意向了，中印双方也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那是2005年至2007年间。
　　中国企业也在较早时已开始在印度进行投资，如华为和中兴，已在印度投资10余年。不过，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中国企业屡屡遭遇“挤压”。
　　上世纪60年代中印爆发的一场边界战争，让印度各界充斥着对中国的安全焦虑和质疑，并使得印度对接受中国投资并不积极。一些正常的、符合双方利益的中印经贸合作计划也时常遭遇搁置，而印度方面一些积极推动中印经贸合作的政经界人士，还面临着“出卖印度利益”“对话软弱”的指责。
　　“中国工业园”延搁多年才姗姗来迟，摆上中印政府会谈的桌面，和印度国内的这种干扰不无关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直支持深化对华经济合作的辛格，在这条路上时进时停。
　　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印后，中印双方所力推的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倡议，亦面临类似问题和阻力。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茶马古道”，直接相关地区除中国云南省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缅甸两国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等东北部各邦，总覆盖面积约165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达4.4亿。
　　傅小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地缘位置极具优势的这条走廊直接辐射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几个大市场，把东亚和南亚连接在一起，对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这条经济走廊如能实施，不仅能推动中国大西南的开发，还会促进中国在印缅孟三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在印度前外交秘书埃里克·冈萨夫看来，印度西孟加拉邦也将受益巨大。该邦是印度东部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中心，与孟、缅及中国西南交往历史悠久，在印度“东向”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沙塔努所在的加尔各答大学，就位于西孟加拉邦的首府也是印度第三大城市的加尔各答。他指出，四国经济互补性强是打造这条走廊的优势，但目前这条走廊覆盖区域尤其是印缅孟三国相关地区，存在投资环境差、行政效率低和保护主义盛行等问题解决起来颇为棘手。
　　不过，印度今年经济陷入低迷，随着中印政府加大推动力度，借助于中印经贸合作的深化使印度早日走出经济低谷的思路，开始被更多印度政经界人士和舆论接受。
　　《印度时报》网站的分析文章指出，当前增进中印两国经济关系最符合印度的利益。“印度政府目前认为，要提振陷入低迷的经济，需要将目光投向扩大欧美以外的投资。”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知名经济学家拉杰夫·库马尔曾呼吁印度更多的印度人支持政府的这一主张。

中印尽力避免负能量的干扰

　　9月2日，孙玉玺在京出席了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CPIFA）与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ICWA）共同举办的首次“CPIFA-ICWA中印关系对话”。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于1949年12月成立，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学会由周恩来总理倡导组办。成立于1943年的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则是印度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其现任会长是印度副总统哈米德·安萨里。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印期间，在该委员会发表了演讲。
　　“这是中印两国二轨（民间对民间）关于如何加强中印关系的对话。”孙玉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次会上，与会中印学者都强调了中印关系发展与加强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并认为中印两国领导人和政府会尽力避免负能量的干扰。“谁要老说中印关系不好，我们这些长期搞中印关系的人就会恨得牙根直痒痒。”
　　“中印间有太多的正能量，但长时间来，负能量却一直被舆论放大。”孙玉玺说。
　　除了不时冒出的“中国威胁”，在每一次中印关系出现积极向好的重要事件时，印度媒体还总有“边界争端”的新闻出来。在5月份李克强访印前夕，“帐篷对峙”事件被热炒超过两周，一时间“中国入侵论”在印度甚嚣尘上。此番辛格访华前，印度媒体也就“两名来自争议领土地区的印度运动员来中国参赛遭拒”吵作一团。
　　但这一次的事件未像5个月前的“帐篷对峙”事件那样引发轩然大波。除了事态本身轻重程度有别，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对外政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沙塔努看来，“中印之间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双边磋商和对话机制，并在金砖五国、G20和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中也有频繁的会面和沟通，这种关系的稳定和成熟度已足够化解一些小纠纷。” 而五个月前的有些糟糕的情况，和印度政府一开始对事态后果估计不足有关。
　　2003年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机制建立。两年后，中印两国政府签署《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协定》。是年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的孙玉玺回忆说，该原则确定双方都不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不应让其影响两国关系的整体发展。
　　如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已进行了15次会晤，双方还陆续在解决边界问题上推出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等一系列机制。
　　此番辛格来访，中印探讨如何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处理边界问题的能力和效率，并签署涉及边防合作等多个领域的一系列双边协议，继续增强双方抵抗“负能量”干扰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印放宽对中国公民赴印签证限制，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工业园”构想，还为中印关系的前行注入新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