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紧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许多具有坚定爱国心的上海出版人，毅然投身于救亡运动；尤其是在申城面临沦陷之际，他们在硝烟中迅速办起一批社会影响很大的报刊，积极动员民众奋起抵御外敌，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巴金发起创办《呐喊》
　　1937年夏，巴金住入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三楼。在这里，巴金完成了《春》《秋》的写作。据巴金的《谈春》回忆：“1937年8月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
　　在“八一三”事变发生时，巴金为了支持淞沪会战，决定发起创办一份文艺杂志，联合同人“思竭棉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经过巴金和茅盾等自筹资金和紧张筹备，《呐喊》问世。《呐喊》为周刊，由因战火处于停顿状态的上海《文学》社、《文季月刊》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主办，以登载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速写、木刻、漫画等为主，竭力呼吁民众行动起来，一致抵抗日军侵略。在创刊号上，萧乾发表《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笔当武器；巴金发表《一点感想》，宣布将“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这其实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共同心声。然而，租界当局屈从于日军的压力，在《呐喊》第二期刚出版时，便对它进行查禁。巴金毫不气馁，又着手筹备以新的刊名恢复出版。
　　当年9月5日，第三期《呐喊》更名《烽火》，继续在沪印行。《烽火》系32开本，每期16页。其《创刊献词》呼吁：“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该刊重点推出报告文学、通讯和诗歌，也登载短篇小说、杂文和美术作品，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统照、郑振铎、刘白羽、靳以、杨朔、胡风、钱君陶等。它及时反映淞沪会战前线的情况，广泛报道各地的救亡动态，深刻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犹如为反抗日军侵略而熊熊燃烧的“烽火”。
　　巴金在起初担任《烽火》社发行人（即社长），不久又兼管编辑工作。那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刊上，并以《烽火》社名义出版“烽火文丛”“烽火小文丛”等丛书，竭力宣传抗战。为让书刊尽快同读者见面，他除了常在上海霞飞坊59号寓所挑灯夜战赶写有关文章，还屡次不顾敌机盘旋，亲自赴印刷所修改稿件、阅看校样。
　　《烽火》出版第十二期后，由于上海沦陷和租界当局阻挠，被迫停刊；后在广州复刊，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编。
　　鲁少飞、王敦庆与《救亡漫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当年被视为全国漫画创作中心的申城，漫画家们很快行动起来，成立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随着“八一三”事变的隆隆炮声，漫画家们又在沪建起漫画宣传队。
　　那时，由于局势动荡上海的漫画专业期刊全部停办。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经过努力，所主办的《救亡漫画》于 9月20日诞生，以《救亡日报》附刊形式出版，由章乃器题写刊名，王敦庆撰发刊词，它既随报附送，又单独发行。《救亡漫画》发行人为鲁少飞，王敦庆负责编辑业务，该刊作者阵容很强，几乎聚集了所有著名漫画家。
　　《救亡漫画》系五日刊，每期可容纳四五十幅作品，以宣传救亡为主要内容，深刻揭露日军的罪恶，热情反映抗日根据地新气象。在创刊号上，封面作品为蔡若虹的《全民抗战的巨浪》，画面上呐喊的民众、手持武器的中国军人仿佛形成滔天巨浪，要把挣扎的日军淹没，这体现了全国空前高涨的抗日斗志；还推出“报道漫画”《抗战热情在陕北延安》，生动展示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的情景，它既有新闻性，也具漫画特点，真实及时而又形象生动。该刊佳作颇多，如叶浅予的《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前线作战将士的恩物──标准光饼制造所》，张乐平的《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 《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丁聪的《日本强盗任意蹂躏战区里的我同胞》，张仃的《日寇空袭平民区域的“赐予”》，陆志庠的《京沪线上所见一列被暴敌所炸毁的客车》等，都产生不小的影响。这份漫画刊物采取幽默笔调和“看图识字”形式，尽力使不识字的民众都能读懂，发行量曾达两万份左右。
　　张仃曾回忆：“抗日战争一爆发，大家便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当时，上海还出了一个小报《救亡漫画》，由鲁少飞留在那里编。我们漫画宣传队是一个行动组织……我们这些人向《救亡漫画》供稿。”
　　尽管鲁少飞、王敦庆废寝忘食地埋头工作，《救亡漫画》出版至第十二期终因经费拮据不得不停刊；漫画宣传队抵达武汉后，马上克服战时印制困难又办起《抗战漫画》，这份半月刊共出版了十五期。《救亡漫画》（包括后继者《抗战漫画》）被誉为文艺界“抗战救亡中最强的一环”。
　　栏目主持人：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