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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12月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渐渐走向了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结局。伊斯兰政党成为突尼斯和摩洛哥议会的第一大党，穆斯林兄弟会首次在埃及这样的大国执政，利比亚和叙利亚政局变化背后隐现的伊斯兰政治势力，都说明后者竟然成了最终摘取胜利果实的人。
在一百年间先后经历了西方殖民统治和军事强人独裁两个发展阶段之后，今天的中东站在了第三个阶段的门槛上，那就是伊斯兰政党主导的民主政治阶段。
尽管如此，对在推翻独裁者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流血牺牲的世俗民主派来说，这样的结局简直荒诞得难以接受；对西方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也恐怕是新一轮文明冲突的开始。人们的重重疑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固有的刻板印象：伊斯兰统治就意味着用伊斯兰教法代替法律、不宽容异见、给妇女蒙上面纱并关在家里、和西方势不两立等等。因此，伊斯兰政党的世俗化和温和化，将是21世纪中东政治的重大问题。
而正是在这方面，土耳其早在10年前就先行一步，目前已经完成了从军事威权政治向伊斯兰政党主导的现代民主政治的过渡。这样一种大体上成功的转型经验和模式，对处于转型初期阶段的其他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宝贵的借鉴。
18世纪初，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开始了缓慢的改革，从欧洲军校里出来的军官成了西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肢解，身为将军的凯末尔领导了独立运动，被尊称为“国父”。以他为首的高级军官在建国后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政教分离。
由于军队是最先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的群体之一，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又居功至伟，因此土耳其军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国家的精华，负有保卫世俗共和政体的崇高职责。在1960年至1997年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4次军事政变，这些政变一方面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平衡，另一方面，在伊斯兰复兴的大背景下，也确实遏制了激进势力的崛起和宗教狂热。
但到了2002年，伴随着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军方的力量开始式微。自2010年以来，因为一次并未坐实的军事政变传闻，埃尔多安政府逮捕了大批军官并将他们送上法庭，今年8月9日还有14人被起诉。但就像以往的军事政变并未引发民间多大反弹一样，埃尔多安政府的举动迄今为止也没有引起多大的不满。之所以出现这种攻守易位的情况，是因为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埃尔多安是一个克里斯玛式的领袖，而且该党在过去10年间政绩斐然，并日益温和化，军队赖以扮演监国者角色的土壤不复存在。
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在2002-2007年达6%-7%，2011年达8%，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高增长率的国家，人均GDP从2001年的2100美元升到2011年的10444美元，即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总理埃尔多安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成功，身材高大，作风亲民；埃尔多安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提供便利，但又因为不同意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关于加沙冲突的观点，曾从达沃斯论坛拂袖而去。这些有个性又不失原则的做法，使得埃尔多安登上了《时代》封面，并在近年来成为最受阿拉伯人崇拜的领导人。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很多反旧体制的年轻人都称他为心中想要的领导人。
土耳其的经验说明，希望把伊斯兰连根拔起的努力难以成功，中东的民主必须和伊斯兰结合起来；但与此同时，伊斯兰政党的世俗化和温和化也是必须的，这靠自律，更要靠军方这样的强大力量的制约；而要防止军方的尾大不掉，实现伊斯兰政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最终靠的是政绩和民心，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政党和其他世俗政党并无什么不同。以此观之，埃及总统穆尔西虽然对土耳其模式心向往之，但他在下车伊始、寸功未立的情况下贸然解除坦塔维等高级军官职务的做法，表明他并未真正掌握该模式的精髓。
在一百年间先后经历了西方殖民统治和军事强人独裁两个发展阶段之后，今天的中东站在了第三个阶段的门槛上，那就是伊斯兰政党主导的民主政治阶段。
尽管如此，对在推翻独裁者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流血牺牲的世俗民主派来说，这样的结局简直荒诞得难以接受；对西方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也恐怕是新一轮文明冲突的开始。人们的重重疑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固有的刻板印象：伊斯兰统治就意味着用伊斯兰教法代替法律、不宽容异见、给妇女蒙上面纱并关在家里、和西方势不两立等等。因此，伊斯兰政党的世俗化和温和化，将是21世纪中东政治的重大问题。
而正是在这方面，土耳其早在10年前就先行一步，目前已经完成了从军事威权政治向伊斯兰政党主导的现代民主政治的过渡。这样一种大体上成功的转型经验和模式，对处于转型初期阶段的其他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宝贵的借鉴。
18世纪初，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开始了缓慢的改革，从欧洲军校里出来的军官成了西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肢解，身为将军的凯末尔领导了独立运动，被尊称为“国父”。以他为首的高级军官在建国后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政教分离。
由于军队是最先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的群体之一，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又居功至伟，因此土耳其军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国家的精华，负有保卫世俗共和政体的崇高职责。在1960年至1997年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4次军事政变，这些政变一方面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平衡，另一方面，在伊斯兰复兴的大背景下，也确实遏制了激进势力的崛起和宗教狂热。
但到了2002年，伴随着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军方的力量开始式微。自2010年以来，因为一次并未坐实的军事政变传闻，埃尔多安政府逮捕了大批军官并将他们送上法庭，今年8月9日还有14人被起诉。但就像以往的军事政变并未引发民间多大反弹一样，埃尔多安政府的举动迄今为止也没有引起多大的不满。之所以出现这种攻守易位的情况，是因为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埃尔多安是一个克里斯玛式的领袖，而且该党在过去10年间政绩斐然，并日益温和化，军队赖以扮演监国者角色的土壤不复存在。
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在2002-2007年达6%-7%，2011年达8%，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高增长率的国家，人均GDP从2001年的2100美元升到2011年的10444美元，即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总理埃尔多安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成功，身材高大，作风亲民；埃尔多安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提供便利，但又因为不同意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关于加沙冲突的观点，曾从达沃斯论坛拂袖而去。这些有个性又不失原则的做法，使得埃尔多安登上了《时代》封面，并在近年来成为最受阿拉伯人崇拜的领导人。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很多反旧体制的年轻人都称他为心中想要的领导人。
土耳其的经验说明，希望把伊斯兰连根拔起的努力难以成功，中东的民主必须和伊斯兰结合起来；但与此同时，伊斯兰政党的世俗化和温和化也是必须的，这靠自律，更要靠军方这样的强大力量的制约；而要防止军方的尾大不掉，实现伊斯兰政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最终靠的是政绩和民心，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政党和其他世俗政党并无什么不同。以此观之，埃及总统穆尔西虽然对土耳其模式心向往之，但他在下车伊始、寸功未立的情况下贸然解除坦塔维等高级军官职务的做法，表明他并未真正掌握该模式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