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院走出来之后，心情一直十分沉重。
　　看的是冯小刚导演的新作《一九四二》。电影描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发生于河南的一场导致300万人死亡的大灾难的故事。当时河南大旱，又发生蝗灾，乡民颗粒无收、饥寒交迫，为了活命，不得不离乡背井，踏上逃荒之路，追寻一线渺茫的生机。但可惜，战争，加上官员贪腐，让更大的苦难，以至死神，在逃荒的路上冷酷无情地张牙舞爪。
　　电影拍得很沉郁，只见逃荒的人群孤立無援地在大地上涌动，哀鸿遍野，给人莫大的震撼。灾民最初都奋力求生，发挥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但随着无尽的苦难，希望一点点被戮破，结果，或弃尸荒野，或贩卖妻女，或沦为日奴……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没有希望，也没有救赎。纵然偶尔迸发出半点人性勇气、善良和尊严的火花，但在悲惨的命运巨轮之前，一切都被辗得刹那即灭。
　　片中一幕，陈道明饰演的蒋介石叫来主管新闻的官员当面念社评，《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评揭发了河南惨绝人寰的灾情，蒋听后怒不可遏，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避免家丑外传，动摇国民政府的威望。
　　据香港《大公报》最近一篇特稿回忆：“彼时正逢《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的荣誉奖章，王芸生美国之行被取消，停刊消息一出，民众哗然，亦令《大公报》复刊后洛阳纸贵，发行量从停刊前的6 万份激增至10 万份。”
　　片中另一幕，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历尽千辛万苦前往灾区采访，之后《时代》刊发了他撰写的有关河南哀鸿遍野的报道，才让蒋不得不硬着头皮，勉强摆出救灾的姿态。
　　这些电影情节和史实，让我想起一个有关民主和饥荒的学术讨论。
　　1998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童年亲历过同样导致三百万人死亡的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对饥荒的悲惨及其成因，有深切的体会。他认为饥荒之所以出现，并不纯粹因为食物匮乏，更多是因为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不平等和不公义，让食物不能去到饥民手中。1981年，他出版《Poverty and Famines》一书，对此作出深入的剖析，并把分析对象从孟加拉延伸至史上更多的饥荒，得出类似的结论。
　　到了1999年，他又出版了一本《Development as Freedom》，进一步大胆提出，“在史上所有运行中的民主政体，从未有一个出现过大饥荒”。这是因为这些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也要面对舆论批评，因而有极强烈的诱因去设法避免出现饥荒和其他人为的大灾难”，“新闻自由及活跃的政治反对派合组成最佳的饥荒预警系统”。
　　同年，他在学术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刊登的《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一文中，再次指出：“如果能够严肃看待，饥荒其实是可以预防的，而一个民主政府，面对选举的压力，以及反对党和独立报纸的批评，便不能不如此做。毫不意外地，当印度在独立之前受到英国殖民者统治，一直受到饥荒所折腾，……，但在独立之后，建立了多党民主和享有新闻自由的媒体之后，饥荒便一下子消失了。”
　　阿玛蒂亚·森的具体研究数据不是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在史上所有运行中的民主政体，从未有一个出现过大饥荒”，这个结论也有太过绝对之嫌，而遭一些学者质疑。后来他也解释，他本来的意思是民主可以杜绝大饥荒，却不一定可以保证每个人都得到温饱。无论如何，他的主要论点“新闻自由及活跃的政治反对派合组成最佳的饥荒预警系统”，却普遍受到各界的认同，也为《一九四二》这部电影，以及当年国民党在河南大饥荒中因缺乏监察而滋生的严重贪污，以及打压新闻自由，因而让饥荒雪上加霜，灾民更加水深火热，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学术理论脚注。
　　《一九四二》描述了抗日战争期间那场导致三百万人死亡的河南大饥荒，然而，中国近代史上，其实还有其他因天灾、人祸、政治、狂热所造成的饥荒，希望中国未来有更多的电影，为我们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