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彰显故事情节，以曲折故事来诠释人物形象，进而深刻地阐释影视作品主题与主旨，这是电影艺术形成的宝贵经验。其中，人物形象塑造是否能够坚持辩证法，则是直接决定整部电影作品特别是纪实电影的成败。
2018年6月21日，纪实电影《文朝荣》举行首映式，数百名干部群众饱含热泪地观看了电影，认为这是一部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礼赞英雄的力作，也是一部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作品，具有很高的彰扬正能量影片的艺术水准，展现了国产主旋律电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改革开放大跨度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电影《文朝荣》将审美视点聚焦贵州省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一位平常却不平凡的共产党员，奋斗在农村基层的“时代楷模”，通过辩证处理主人公文朝荣与周围干部群众的关系，辩证看待文朝荣的个性特点，合理、合情地诠释了一个优秀基层党员干部的使命与担当，很好地诠释好“照辩证法办事”的伟力。研究《文朝荣》电影中人物的逻辑关系及人物形象塑造的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人物定位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一个典型生命力的强弱、影响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对典型的定位。定位准了，其生命力就强、影响力就大;定位不准，典型宣传只能昙花一现，很快便会被人们淡忘。”[1]这个定位，首先在于怎样辩证地看待先进人物与周围群众的关系。“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这一典型环境，既体现在展现时代气息的特殊自然经济环境，也反映在由群众所构成并创造的社会环境。因特有的个性和先进性，纪实电影中的主要人物与周围群众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这一矛盾关系，是彰显主要人物内涵的根本需要，但处理不好这对矛盾，往往既歪曲了典型人物，又简单否定周围群众，使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南辕北辙，效果自然适得其反。因此，要坚持辩证看待电影主要人物与周围群众的特殊联系，根本要求在于坚持走好群众路线，也就是从群众观点看待典型人物，明确主要人物是干部群众的一员，毕竟只有植根于群众的沃土，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滋养，先進典型才能脱颖而出。电影《文朝荣》中，主要人物文朝荣与群众，犹如红花与绿叶之间的关系，相互扶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传记电影与大多数剧情片一样，是写人及人性的，其核心特质在于人物的‘真实性’和人物形象建构的‘客观性’”。[3]人物形象塑造要走好群众路线，要重点把握这两个方面要求：一方面，在描述主要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突出事迹，生动展示周围群众的守望相助和正面情感时，勿将群众乃至典型人物的家属描述为反面角色，以此反衬“英雄”的“超群”。红花要有绿叶配，但配置须得当，绿叶与红花并非简单的对立、此消彼长关系，而是相得益彰。尽管在电影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主要人物是红花，次要人物是绿叶，但在通过次要人物的言行衬托主要人物时，不可通过降低次要人物甚至歪曲次要人物的手段推动主要人物趋向完美。电影《文朝荣》的艺术呈现就很贴切、很合理。另一方面，表现主要人物是某个先进集体的骨干和代表时，在主旨上要凸显。正是有这样的先进集体，才能涌现出先进典型，突出表现主要人物正是在群众的怀抱中成长、成熟并走向时代前沿。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者。从本质上讲，群众的实践是一切真理和智慧的源泉，更是先进典型的生长之根和发展之源。《文朝荣》电影中，一连串的细节表现了文朝荣在条件极其艰苦、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以敢于担当的当代愚公的大无畏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带领群众战荒山、斗贫困、求生存、谋发展，在毕节这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不适宜人居”的土地上，创造了绝地逢生的奇迹。这个过程中，实质上也在彰显海雀村所有干部群众坚持“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有林才有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有肥，有肥就有粮。只有战胜风沙，我们海雀才会有希望”的发展理念，让曾经“苦甲天下”的海雀村变成了“林茂粮丰”的幸福村。电影中，文朝荣带有自责的一句：“救济粮也是跟咱们一样的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觉得羞吗？”这更是20世纪90年代海雀村村民乃至贫困老百姓的一种自我觉醒。《文朝荣》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穷则思变、变则富裕的故事，更展示了一群不懈奋斗“拔穷根”的基层群众形象。
因此，《文朝荣》这部现实题材电影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切忌将典型人物描述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完人”，置于群众之上、群众之外，而应将典型人物视为群众中的一员，如同将一颗足以折射阳光的水滴置于人民群众这一汪洋大海中刻画、展现。
二、 情感呈现必须把握好情感可接受性
塑造可学可信可感的人物形象，必须辩证看待人物情感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坚持“写人”，而非“造神”，这是增强纪实电影人物形象塑造可接受性的要旨。主要人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意志力和人格魅力，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电影人物形象塑造：某人物为了工作始终坚守岗位，家人过世却不能奔丧或家人病重照顾不了、妻子分娩顾不上;某人物家庭贫困却不忘慈善，不自量力地捐赠甚至导致妻离子散等等。这类人物的敬业精神固然令人钦佩，事迹固然催人泪下，但受众不免要追问乃至质疑：除非特殊情形，否则是否有必要采取这种相对极端的方式完成工作、履行好职责？典型人物是否就得作无谓的牺牲和付出？社会对典型人物的关怀是如何落实的？
近年来，纪实电影的人文关怀意识越来越强，摒弃先进典型的“神性”，逐渐回归到“人性”上，这是现代文明的要求，同样是纪实电影文明和成熟的重要标志。电影人将人文关怀作为一种职业态度，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况，更加突出人的尊严，更加肯定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更加注重人的解放和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电影《文朝荣》中描述，文朝荣们是新时代“中国的脊梁”，其生命品质中所蕴涵的深厚时代意韵是一种“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这种品格是鲁迅所称赞的。但仅有这一主要品格还不够，“无情未必真典型”，电影《文朝荣》生动地展示了主要人物文朝荣的情感。1982年，文朝荣出任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时，上万亩的草山草坡和次生林沙化严重，可以说是“风一刮黄沙漫天，雨一来泥沙俱下”，毁林开荒，让当地的生态破坏严重。文朝荣带领村民自力更生、决战贫困的同时，其对家庭的温馨情感也满溢其中。文朝荣的担当，如江水一般清澈;文朝荣的坚毅，如大山一般沉稳。与此同时，文朝荣对家里的柔情，同样如阳光一般温暖。这样的文朝荣，更富有“人性”。以此观之，《文朝荣》这部现实历史主题的时代楷模电影有一个重要的品格，就是真实性，是源于生活的，其展现的主要人物的品格是有光彩的。 作为以“人”为主要描述对象的纪实电影，必须尽可能拒绝不合常理或者不合人情的话语，“……回归人文关怀，必须破除从概念出发塑造先进人物的条条框框。让先进人物走下道德神坛，回归正常人性，表达他们平凡而真实的思想状况、情感世界和生活追求，在平凡中表现他们不平凡的一面”[4]。这是纪实电影人物形象塑造避免人性缺位、道德倾斜、人文关怀缺失的主要路径。
三、 形象刻画必须全面饱满
典型人物往往在理想信念、精神追求、具体行动或实践成效等方面高于一般群众，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在刻画、传播的过程中，既要注重传播高度，展现典型人物的崇高精神和可贵品质，也要正确评估、衡量并切合人们的可接受度。换言之，在先进典型宣传报道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对先进典型人物是否可以感同身受，寻求艺术高度与大众可接受性的最佳平衡，才能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否则，哪怕刻画技巧“神乎其神”，也是揠苗助长，等同于捧杀先进人物，甚至导致先进人物不敢当典型。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而又有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5]从影视角度突出先进人物，方法就在于彰显人物个性。
“如果从综合的观点来考察，个性乃是由社会环境获得的各种印象的独特整合。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个性是神经系统的类型特点与以大脑皮层上一定暂时联系的形式巩固下来的生活印象的合金。”“个性是反映整个生活的结果，因而是在个人与环境相互积极的作用下形成的。”[6]生动反映出人物的个性形象，才能深刻反映出个人在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中富有“稳定性和动力性”的一面。在纪实电影中，人物个性如何展现，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情感丰富、可信可学的形象？
做好纪实电影人物形象塑造，必须辩证认识人物优点与缺点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7]过于求全责备，故意回避电影人物缺点，甚至人为予以修正、加工和美化，或者一味给人物“贴金”，通过营造光环效应来推出“神像式”“足金足赤”的电影人物，不仅违背了艺术创造规律，而且人为地拉开了电影人物与受众的距离，缺乏人物应有的可信度。在新闻写作中，也常囿于这样的困境：“有些先进典型人物，却是木匠斧子一面砍，只寫好的一面，回避差的一面，甚至把缺点也描绘成了优点，结果，一个活生生的人竟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趋凡脱俗的‘至圣’‘至贤’。这样的典型宣传必然会产生副作用，它使人感到其主人公可敬而不可亲，可望而不可及。”[8]以此观之，这样的电影人物，必然始终端坐在白云深处，离读者十万八千里，其事迹不可信，其精神更不可学。
“美言不足以章身，美誉不足以饰人。君子之道，自尽而已。”①作为主要电影人物，固然是人尽其善，但人无完人，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看待典型人物，对先进事迹进行实事求是剖析，防止电影人物形象塑造简单化和片面化。电影《文朝荣》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一方面，《文朝荣》既不回避典型人物缺点，又注重凸显典型人物的优点，充分体现其先进性，真正做到扬其长、叫得响，毕竟“龙有蛇之一鳞，不害其为领。玉有石之一脉，不害其为宝”。在此前提下，不对人物整体形象的真实性造成影响的缺点尽可能规避，努力做到“不以小故妨大美”。另一方面，《文朝荣》充分挖掘人物缺点的正面价值，努力做到瑕不掩瑜反衬瑜。也正因此，使这部英模传记类影片具有了特殊的艺术风格和感染力。事实上，“单项突出的先进个人、集体也能当典型”，展现优点是突出主题，描述缺点同样是为主题服务。真实地反映人物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瑕点”，看似揭了先进人物的丑，实质上却使人物少些神性，多些人性，形象更为丰满立体。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在写每一先进典型时都要强调其缺点，“为赋新词强说愁”。
参考文献：
[1]林洪相.典型的发现和预判[J].中国报业，2013（7）.
[2]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2.
[3]侯军，胡慧.传记电影的人物形象建构[J].当代电影，2016（1）.
[4]孙凤至.典型报道重在可信可学[J].中国记者，2014（8）.
[5]恩格斯.致敏·考茨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453.
[6]杨建国.典型宣传艺术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97.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7.
[8]程天敏.典型人物宣传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J].新闻界，1998（3）.
2018年6月21日，纪实电影《文朝荣》举行首映式，数百名干部群众饱含热泪地观看了电影，认为这是一部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礼赞英雄的力作，也是一部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作品，具有很高的彰扬正能量影片的艺术水准，展现了国产主旋律电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改革开放大跨度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电影《文朝荣》将审美视点聚焦贵州省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一位平常却不平凡的共产党员，奋斗在农村基层的“时代楷模”，通过辩证处理主人公文朝荣与周围干部群众的关系，辩证看待文朝荣的个性特点，合理、合情地诠释了一个优秀基层党员干部的使命与担当，很好地诠释好“照辩证法办事”的伟力。研究《文朝荣》电影中人物的逻辑关系及人物形象塑造的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人物定位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一个典型生命力的强弱、影响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对典型的定位。定位准了，其生命力就强、影响力就大;定位不准，典型宣传只能昙花一现，很快便会被人们淡忘。”[1]这个定位，首先在于怎样辩证地看待先进人物与周围群众的关系。“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这一典型环境，既体现在展现时代气息的特殊自然经济环境，也反映在由群众所构成并创造的社会环境。因特有的个性和先进性，纪实电影中的主要人物与周围群众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这一矛盾关系，是彰显主要人物内涵的根本需要，但处理不好这对矛盾，往往既歪曲了典型人物，又简单否定周围群众，使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南辕北辙，效果自然适得其反。因此，要坚持辩证看待电影主要人物与周围群众的特殊联系，根本要求在于坚持走好群众路线，也就是从群众观点看待典型人物，明确主要人物是干部群众的一员，毕竟只有植根于群众的沃土，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滋养，先進典型才能脱颖而出。电影《文朝荣》中，主要人物文朝荣与群众，犹如红花与绿叶之间的关系，相互扶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传记电影与大多数剧情片一样，是写人及人性的，其核心特质在于人物的‘真实性’和人物形象建构的‘客观性’”。[3]人物形象塑造要走好群众路线，要重点把握这两个方面要求：一方面，在描述主要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突出事迹，生动展示周围群众的守望相助和正面情感时，勿将群众乃至典型人物的家属描述为反面角色，以此反衬“英雄”的“超群”。红花要有绿叶配，但配置须得当，绿叶与红花并非简单的对立、此消彼长关系，而是相得益彰。尽管在电影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主要人物是红花，次要人物是绿叶，但在通过次要人物的言行衬托主要人物时，不可通过降低次要人物甚至歪曲次要人物的手段推动主要人物趋向完美。电影《文朝荣》的艺术呈现就很贴切、很合理。另一方面，表现主要人物是某个先进集体的骨干和代表时，在主旨上要凸显。正是有这样的先进集体，才能涌现出先进典型，突出表现主要人物正是在群众的怀抱中成长、成熟并走向时代前沿。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者。从本质上讲，群众的实践是一切真理和智慧的源泉，更是先进典型的生长之根和发展之源。《文朝荣》电影中，一连串的细节表现了文朝荣在条件极其艰苦、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以敢于担当的当代愚公的大无畏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带领群众战荒山、斗贫困、求生存、谋发展，在毕节这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不适宜人居”的土地上，创造了绝地逢生的奇迹。这个过程中，实质上也在彰显海雀村所有干部群众坚持“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有林才有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有肥，有肥就有粮。只有战胜风沙，我们海雀才会有希望”的发展理念，让曾经“苦甲天下”的海雀村变成了“林茂粮丰”的幸福村。电影中，文朝荣带有自责的一句：“救济粮也是跟咱们一样的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觉得羞吗？”这更是20世纪90年代海雀村村民乃至贫困老百姓的一种自我觉醒。《文朝荣》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穷则思变、变则富裕的故事，更展示了一群不懈奋斗“拔穷根”的基层群众形象。
因此，《文朝荣》这部现实题材电影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切忌将典型人物描述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完人”，置于群众之上、群众之外，而应将典型人物视为群众中的一员，如同将一颗足以折射阳光的水滴置于人民群众这一汪洋大海中刻画、展现。
二、 情感呈现必须把握好情感可接受性
塑造可学可信可感的人物形象，必须辩证看待人物情感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坚持“写人”，而非“造神”，这是增强纪实电影人物形象塑造可接受性的要旨。主要人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意志力和人格魅力，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电影人物形象塑造：某人物为了工作始终坚守岗位，家人过世却不能奔丧或家人病重照顾不了、妻子分娩顾不上;某人物家庭贫困却不忘慈善，不自量力地捐赠甚至导致妻离子散等等。这类人物的敬业精神固然令人钦佩，事迹固然催人泪下，但受众不免要追问乃至质疑：除非特殊情形，否则是否有必要采取这种相对极端的方式完成工作、履行好职责？典型人物是否就得作无谓的牺牲和付出？社会对典型人物的关怀是如何落实的？
近年来，纪实电影的人文关怀意识越来越强，摒弃先进典型的“神性”，逐渐回归到“人性”上，这是现代文明的要求，同样是纪实电影文明和成熟的重要标志。电影人将人文关怀作为一种职业态度，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况，更加突出人的尊严，更加肯定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更加注重人的解放和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电影《文朝荣》中描述，文朝荣们是新时代“中国的脊梁”，其生命品质中所蕴涵的深厚时代意韵是一种“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这种品格是鲁迅所称赞的。但仅有这一主要品格还不够，“无情未必真典型”，电影《文朝荣》生动地展示了主要人物文朝荣的情感。1982年，文朝荣出任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时，上万亩的草山草坡和次生林沙化严重，可以说是“风一刮黄沙漫天，雨一来泥沙俱下”，毁林开荒，让当地的生态破坏严重。文朝荣带领村民自力更生、决战贫困的同时，其对家庭的温馨情感也满溢其中。文朝荣的担当，如江水一般清澈;文朝荣的坚毅，如大山一般沉稳。与此同时，文朝荣对家里的柔情，同样如阳光一般温暖。这样的文朝荣，更富有“人性”。以此观之，《文朝荣》这部现实历史主题的时代楷模电影有一个重要的品格，就是真实性，是源于生活的，其展现的主要人物的品格是有光彩的。 作为以“人”为主要描述对象的纪实电影，必须尽可能拒绝不合常理或者不合人情的话语，“……回归人文关怀，必须破除从概念出发塑造先进人物的条条框框。让先进人物走下道德神坛，回归正常人性，表达他们平凡而真实的思想状况、情感世界和生活追求，在平凡中表现他们不平凡的一面”[4]。这是纪实电影人物形象塑造避免人性缺位、道德倾斜、人文关怀缺失的主要路径。
三、 形象刻画必须全面饱满
典型人物往往在理想信念、精神追求、具体行动或实践成效等方面高于一般群众，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在刻画、传播的过程中，既要注重传播高度，展现典型人物的崇高精神和可贵品质，也要正确评估、衡量并切合人们的可接受度。换言之，在先进典型宣传报道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对先进典型人物是否可以感同身受，寻求艺术高度与大众可接受性的最佳平衡，才能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否则，哪怕刻画技巧“神乎其神”，也是揠苗助长，等同于捧杀先进人物，甚至导致先进人物不敢当典型。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而又有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5]从影视角度突出先进人物，方法就在于彰显人物个性。
“如果从综合的观点来考察，个性乃是由社会环境获得的各种印象的独特整合。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个性是神经系统的类型特点与以大脑皮层上一定暂时联系的形式巩固下来的生活印象的合金。”“个性是反映整个生活的结果，因而是在个人与环境相互积极的作用下形成的。”[6]生动反映出人物的个性形象，才能深刻反映出个人在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中富有“稳定性和动力性”的一面。在纪实电影中，人物个性如何展现，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情感丰富、可信可学的形象？
做好纪实电影人物形象塑造，必须辩证认识人物优点与缺点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7]过于求全责备，故意回避电影人物缺点，甚至人为予以修正、加工和美化，或者一味给人物“贴金”，通过营造光环效应来推出“神像式”“足金足赤”的电影人物，不仅违背了艺术创造规律，而且人为地拉开了电影人物与受众的距离，缺乏人物应有的可信度。在新闻写作中，也常囿于这样的困境：“有些先进典型人物，却是木匠斧子一面砍，只寫好的一面，回避差的一面，甚至把缺点也描绘成了优点，结果，一个活生生的人竟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趋凡脱俗的‘至圣’‘至贤’。这样的典型宣传必然会产生副作用，它使人感到其主人公可敬而不可亲，可望而不可及。”[8]以此观之，这样的电影人物，必然始终端坐在白云深处，离读者十万八千里，其事迹不可信，其精神更不可学。
“美言不足以章身，美誉不足以饰人。君子之道，自尽而已。”①作为主要电影人物，固然是人尽其善，但人无完人，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看待典型人物，对先进事迹进行实事求是剖析，防止电影人物形象塑造简单化和片面化。电影《文朝荣》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一方面，《文朝荣》既不回避典型人物缺点，又注重凸显典型人物的优点，充分体现其先进性，真正做到扬其长、叫得响，毕竟“龙有蛇之一鳞，不害其为领。玉有石之一脉，不害其为宝”。在此前提下，不对人物整体形象的真实性造成影响的缺点尽可能规避，努力做到“不以小故妨大美”。另一方面，《文朝荣》充分挖掘人物缺点的正面价值，努力做到瑕不掩瑜反衬瑜。也正因此，使这部英模传记类影片具有了特殊的艺术风格和感染力。事实上，“单项突出的先进个人、集体也能当典型”，展现优点是突出主题，描述缺点同样是为主题服务。真实地反映人物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瑕点”，看似揭了先进人物的丑，实质上却使人物少些神性，多些人性，形象更为丰满立体。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在写每一先进典型时都要强调其缺点，“为赋新词强说愁”。
参考文献：
[1]林洪相.典型的发现和预判[J].中国报业，2013（7）.
[2]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2.
[3]侯军，胡慧.传记电影的人物形象建构[J].当代电影，2016（1）.
[4]孙凤至.典型报道重在可信可学[J].中国记者，2014（8）.
[5]恩格斯.致敏·考茨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453.
[6]杨建国.典型宣传艺术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97.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7.
[8]程天敏.典型人物宣传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J].新闻界，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