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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将军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从放牛娃到东海舰队司令、开国中将，他的每一步晋升和功勋中都满含着无畏和勇气。
陶勇，原名张道庸，安徽霍邱县叶集周南庄人，生于1912年1月21日。因为家贫，他给地主家放过牛，做过窑工。1929年4月参加革命，走上了军旅生涯。1938年加入新四军后，因为工作需要，陈毅和粟裕为他改名，取“道庸”谐音：“陶者，无忧也；勇者，无惧也。”而乐观与勇敢也是他的真实写照。从此，“陶勇”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他南征北战。经历了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陶勇立下了卓越功勋。他和叶飞、王必成并称为“三野三虎将”，“叶王陶”不但在我军中威名赫赫，也让敌人闻风丧胆。陈毅和粟裕亲切地称陶勇为“拼命三郎”。
“拼命三郎”
陶勇打仗有一股狠劲。有一次，他带着一个连被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包围。陶勇毫无惧色，拿起装着白薯干酒的水壶猛喝一口，然后往大刀上一喷，高喊着“刀枪不入”，就带着战士们冲向了敌人的阵营。他挥舞着大刀奋勇拼杀，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很快就带着队伍杀出了重围，因此有了“傻子团长”的绰号。这里的“傻”当然与智商无关。
陶勇不但能打仗，而且善于打硬仗、恶仗。兵如其将，他带领的部队一向以接受艰巨的任务、争先杀敌为荣，以争强好胜、勇猛顽强著称。
1937年春，陶勇时任西路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团长，他和战友们在西征途中与马步芳、马步青的军队一路拼杀。在倪家营子，他们被敌人数万兵力围困，从而拉开了一场历时7昼夜的浴血鏖战。
倪家营子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南高北低，南部称上营子，北部称下营子，共有43个屯庄，每个屯庄都像一个碉堡，周围有一丈多高、两尺来厚的黄土围墙，相当坚固。本来，从1月23日到2月21日，西路军已在此凭借地理优势，毙伤近万名敌人，撤出战斗，准备回师东进，因为当时西路军的领导人对形势判断失误，最终又命令军队重返倪家营子，这才发生了被围困的一幕。
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陶勇和战士们身上穿的还是单薄的夏装。少衣缺粮，这都能克服，最致命的是武器的落后与短缺。八十一团不仅没有重机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就连步枪、子弹也少得可怜，每个战士身上只有5发子弹、几颗手榴弹、一把大刀，或一根长矛。而他们面对的敌军人数众多，武器先进，粮草充足。双方的装备，实在有天壤之别。陶勇和他的战士们能拿出与敌人拼杀的，唯有一腔热血。
敌人对自己的优势很明了，所以架起山炮向倪家营子轰炸，炮弹炸响在断壁残垣间，炸响在陶勇和他的战士们中间。3月1日，东南的城墙被轰开一个缺口，敌人端着枪举着刀冲了过来。陶勇率领战士们挥动着大刀、木棍，以及所有可以当做武器的物品冲向敌人。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立刻堵上去，皑皑白雪被染红了，他们以血肉之躯阻挡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这七天七夜的鏖战中，陶勇是战士们的主心骨，他一边和干部们研究作战方案，一边鼓舞着战士们。
3月5日，整个西路军濒临弹尽粮绝的境地，西路军总部决定再次突围。当天夜里，当敌人还在帐篷中酣睡时，陶勇带着伤亡过半的队伍，人掩口，马裹蹄，悄悄从东面撤出倪家营子，沿着祁连山脉向东急进。
倪家营子一战虽不能称作胜利，但这一仗留给后代的精神是永存的，陶勇和他的战友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永存的。
徐向前元帅在回顾倪家营子的苦战历程时曾写下以下一段话：“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红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十，凛然不屈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这是元帅的中肯评价，也是历史的结论。
陶勇率队突围后和部队失散，不幸被俘。在狱中他依然不屈不挠、艰苦斗争，后经周恩来营救脱险，进入延安抗大政治大队学习。
抗大的学习结束后，陶勇被派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成为陈毅和粟裕麾下一员战将。战当涂，反“扫荡”，北渡长江开辟抗日根据地，星夜驰援保卫郭庄，他用一次次漂亮的战役成就了“皖籍猛将”的金字招牌。
1940年秋，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已几次三番被新四军挫败，眼看新四军即将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形成合围之势，这让他坐卧不安，于是亲自指挥26个团3万余人南下，企图破坏共产党即将合围之势。敌我双方居然不谋而合：要在黄桥一决雌雄！
10月4日，韩德勤以其嫡系李守维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独立第六旅为主力，组成中路军，以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李长江、李明扬二部及苏北游击第八军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5个保安旅为左路军，向黄桥发起攻击。黄桥的守卫者，则是陶勇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苏北第三纵队。
上有飞机掩护，下有大炮轰炸，敌人来势汹汹。三团一营先和孙启人的三十三师接上了火。离黄桥不到三里的小焦庄战火纷飞，敌军的炮弹呼啸而来，小焦庄最终成了一片焦土。
陶勇所部坚持到中午，小焦庄失守了！东门榨油厂也失守了！形势危急！陶勇震怒。
黄桥之战，乃背水一战，用陈毅的话来说，路只有两条：一是打败韩德勤，二是下长江喝水。这个道理，陶勇比谁都明白。他立下军令状，也对手下的官兵放了狠话：“谁若丢了黄桥一间房、一条街，要杀头，要枪毙，你们自己挑！”
眼下，他要按照战场纪律，处罚那个丢掉阵地的连长。一营营长姜茂生含泪求情。陶勇当然也不想阵前杀将，于是对那位连长怒吼一声：“记着，现在你头上长的是第二颗脑袋，第一颗已经被我砍掉了！现在派你去防守北线，如果再有闪失，你就提头来见我！”
连长抹了把眼泪提着大刀跑向小焦庄，陶勇则一口气跑到了七营阵地，对营长惠浴宇喊道：“老惠，快调一个营给我！”接着，他亲自带着一个营，冲向硝烟弥漫的阵地。
阵地被夺回来了，陶勇还带回了20多个俘虏。但情况依然危急，一纵、二纵的主要任务是伏击敌人，他们正焦急等待翁达的独立六旅出现，因此几乎所有的压力都在三纵这边。偏偏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之前持中立态度的李明扬和李长江见风使舵，要联络日伪向黄桥进攻；而泰兴也出动1000个鬼子和伪军，来到黄桥以西的周庄和溪桥。一时间，黄桥成为苏北各势力的集中点，他们虽然派系不同，目的却一致，那就是消灭新四军。 陶勇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司令部的参谋、科长、马夫、挑夫，甚至机枪连的“小鬼班”，都随他杀到阵地最前沿。他和他的战士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强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夺回了自己的阵地。
终于，翁旅出动了，叶飞的一纵连忙出击。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一纵全歼敌第六旅，自恃高明的翁达饮弹自尽。
小焦庄夺回来了，大焦庄攻克了，增援部队赶过来了！陶勇和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高喊：“冲啊！”挥动马刀，带领队伍向敌人冲去，硬把敌人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将敌人死死顶住。
此时，二纵已从八字桥插到分界，一纵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的三纵完成了对李守维部队的合围。
战斗最激烈时，陶勇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冲出来，吞掉三十三师，生擒师长孙启人。而李守维在慌忙逃窜中落水身亡，其师八十九军被全歼。大势已去的韩德勤带着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黄桥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使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打击了苏北伪顽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这一战，也让陶勇 “拼命三郎”的威名远扬。
龙胆虎威
陶勇是个有魅力的战将，这种魅力，不光体现在获得战友们的一致爱戴，还体现在他对非革命势力甚至是敌人的征服上。而这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的无畏与果敢。
1940年12月，全国面临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苏北，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更是加紧推行“反共限共”政策，刻意制造矛盾和争端。为牵制敌人，陶勇和刘先胜率三纵主力离开掘港奔赴曹甸。韩德勤立刻密令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保安一旅旅长詹长佑出兵掘港。这两路兵马，比我军留守掘港的兵力多出数倍。掘港告急！完成曹甸任务后，陶勇命令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掘港解围，一路直捣徐承德老巢石港。而他自己，则要去见詹长佑。
詹长佑是个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人，他曾和新四军友好过，算是陶勇的“老朋友”。现在，他的部队围住了三纵扼守的环镇，只待时机，便可趁火打劫。
陶勇不顾刘先胜等人的劝阻，带了两名警卫员，骑着摩托车飞奔至马塘，冲过荷枪实弹的哨兵，直接闯进了詹长佑的旅部，詹长佑大惊。他折服于陶勇的勇气，不但答应不帮徐承德，还愿意出兵配合我军。陶勇立即驱车奔赴掘港，带领部队一举击溃了徐承德部。
1942年元旦，陶勇率八团包围了启东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负隅顽抗。但是面对新四军猛烈的炮火，军心有所动摇。新四军一面准备强攻，一面展开政治攻势，陶勇亲自喊话。知道是陶勇来了，徐宝富答应接受谈判，但是要求面谈。
陶勇分析，徐宝富既想给自己捞个面子下台，同时也想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陶勇当即决定亲自出马谈判。大家都劝阻他，他也清楚走过吊桥钻进敌人碉堡的风险，但他只是开玩笑地摘下上衣口袋里心爱的钢笔，说：“替我保管一下，以防敌人一枪打过来把它打坏了。”又嘱咐大家把火力和突击队都组织好，如果敌人耍滑头，就坚决消灭他们。
他只带着一名警卫员，昂然走出隐蔽的阵地，来到了吊桥边。他仰头向碉堡里的敌人喊道：“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 望着屹立在枪口射程内威风凛凛的陶勇，敌人惊呆了：“真有这种虎胆英雄！”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走出碉堡。敌我双方部队都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两个愈走愈近的指挥官。陶勇两道目光剑一般地扫在徐宝富脸上，说道：“你缴枪，我们就作为起义处理，愿当新四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你看怎么样？”徐宝富深为陶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折服，最终他带300多人走出据点，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
当时的掘港，海匪活动猖狂，沿海渔民的生产和生活得不到保障，同时也严重危害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当时的海匪，多是由饱受战乱的渔民组成的，陶勇决定对其收编，让他们为我军服务。
盘踞在如东近海区域的海匪头子孙二虎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一天，他上岸抢掠时，被我军俘虏。陶勇分析后认为他出身贫苦，讲义气，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可以教育争取。孙二虎被押到掘港旅部司令部后，陶勇一面令人给他松绑，一面严肃地教育他，希望他弃邪归正，与新四军一起打鬼子。在孙二虎答应不做海匪后，即将他予以释放。孙二虎对陶勇的不杀之情十分感激，表示回去后要把吴道生一起约来，接受改编。
后来，陶勇又几次三番派人做孙二虎的工作，并只身来到他的船上进行谈判，终于促使他带着部下近200人投诚，编入海防团。
不久后，孙二虎却在陶勇去华中党校学习期间，动摇投伪。陶勇学习回来后，又通过孙二虎的家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进一步沟通说服，终于促使孙二虎重新率部投奔我军。孙二虎从此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加强自我改造，勇敢作战，后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海防纵队第二团团长。
收编孙二虎，这对其他海匪震动很大。吴道生虽不受降、不上岸，但同意受编。收编孙、吴海匪的成功，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新四军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促进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在陶勇的努力下，新四军共收编了沿海海匪800多人，枪400余支，海船200多艘。这样，原苏中海防团扩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这支海防部队一经建立，就立下了许多战功。在以后艰苦的反“清乡”斗争中，黄海不但没有成为后顾之忧，反而成了新四军的可靠后方。有这样的局面，陶勇功不可没。
大智大勇
陶勇虽然因为家庭贫穷，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参加革命后，在戎马倥偬间，一直坚持学习。所以，他的勇，不是莽撞的匹夫之勇，而是包含着原则性和大智慧的勇。在一次次血与火的鏖战中，他用勇敢激励着战士们，更以智慧带领大家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1943年，是苏中四分区对敌斗争异常严酷的一年。这年春天，日伪准备向苏中四分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妄图一旦“清乡”得手就扩展到长江以北整个抗日根据地。为达到这个目的，日军调来精锐小林师团，这个师团是素有“雄鹰之师”之称的第六十一师团，同时配备伪军15000人，运来大批柱子和木材，将四分区3个半县——南通、海门、启东和如东县串场河以南地区，扎起了几百里的封锁篱笆，沿篱笆每隔三五公里筑一个碉堡，妄图将抗日武装消灭在竹篱笆封锁圈里。 根据当时的形势，陶勇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力量，充实地方武装，将政治保卫队和锄奸队，分散在“清乡”圈内，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区、乡各级都及时编组了游击队、联防队，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原地斗争原则，并组织部队在日伪间隙灵活穿插，避实击虚，机动作战。
陶勇亲率主力部队，趁敌人还未部署完毕，脚跟还没站稳，就一连摧毁了南通、金沙、余东等重要据点，打掉40多座碉堡，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两个月的时间，第三旅进行的主要战斗多达42次，先后攻克了金沙、余东等7处据点，摧毁敌人碉堡108座，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3年7月1日，在陶勇的统一指挥下，各级武装分段戒备，动员群众数万人，将被敌人“寄予厚望”的篱笆捣毁烧掉。
此后，针对敌军的情况，陶勇率领战士们不断研究和改变作战策略，或正面交锋，或巧妙突袭，沉重挫败了敌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陶勇热泪盈眶。但他没有多少时间庆祝，战宜兴，夺高邮，苏中战役7战7捷，鲁南战役重创敌军，一场场战役，一次次胜利，战将陶勇如旷世宝剑，愈加磨砺出炫目的光芒。
转眼到了1948年秋天。“同志们，战争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大仗就在前头，为人民立功的好时机可不能错过，大家来个歼敌竞赛吧！”陶勇的声音高昂洪亮。此时，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千军万马，正浩浩荡荡向着淮海战场日夜挺进。身为司令员的陶勇骑在战马上，自豪地看着他的战士们，不时高声鼓舞着大家。他的声音里，有着一个战将对即将到来的大战的期待和喜悦，令战士们信心百倍。
当时，在淮海战场上敌人的兵力部署如下：黄百韬驻守在新安镇及以东地区，李延年的第九绥靖部队驻守海州，孙元良兵团和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部队驻守在商丘一带，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部队驻守在贾汪、台儿庄、枣庄一带，周碞、孙良诚的第一绥靖区部队部署在淮阴、宿县地区，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驻守在徐州及商丘、砀山地区。共有55个师，80万兵马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的交叉点上。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一点两线”防御体系。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当时的徐州，更是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军事基地，也是其老巢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自然是重中之重。9月2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粟裕提出的有关淮海战役的建议。10月11日，毛泽东提出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逐步确立了在徐州地区举行大决战的决心。
11月3日，陶勇的四纵在南孟家渊地区集结，5日晚间，纵队作战会议在指挥所召开。在政委郭化若宣读完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参谋长梅嘉生分配完作战任务后，陶勇严肃地对大家说：“过去，我们打了不少仗，也打了不少胜仗，但眼下这个战役，是我们与敌人的大较量，要有大的决心，准备付出大的代价，去夺取大的胜利。”
11月6日晚，淮海战役正式拉开序幕。我军各路人马以气吞山河之势挺进淮海，从东起海州西到商丘700多里的陇海线上，对徐州兵团的防线发起强大攻势。陶勇率领部队兵分三路杀向敌人。前线指挥部里气氛热烈而紧张，各部不断报来战况，陶勇认真听着，不时下达新命令。自发起攻击后，陶勇已经两天没合眼了，却依然精神奕奕，毫无倦意。
陶勇率队神速行动，一下子打破了黄百韬的如意算盘。黄百韬带着兵马弃新安镇西逃。陶勇早就防着他这一招了，立即命令部队全力追击，坚决切断敌人的西逃去路。陶勇带领追击队伍不顾敌机的轰炸扫射，强渡邳县以东大河，消灭了守桥的敌人，夺下运河大铁桥，继续向西追击。最后，黄百韬被围困在碾庄及周围不到18平方公里的地方，只能寄希望于援军，成了瓮中之鳖。
10日，人民解放军各部向黄百韬兵团发起全面攻击，陶勇命令第十师攻打大兴庄，十一师攻打秦家楼。初战遇阻后，他和指战员们认真分析敌情，观察敌方阵地，研究部署，重新制定进攻方案。15日拂晓，陶勇所辖四纵十师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攻占了大兴庄，全歼守敌。至此，黄百韬兵团指挥中心至关重要的一道防线失守。
19日，华野部队对黄百韬兵团固守的碾庄发起总攻。但见碾庄周围火光闪闪，浓烟滚滚，枪声、炮声、爆破声震天动地。陶勇指挥四纵从北圩猛攻碾庄，黄百韬只顾向西圩增援，顾不到北圩，被陶勇打了个措手不及。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黄百韬的第二十五军已快消耗殆尽，只剩下部分兵力困守在尤家湖负隅顽抗。陶勇纵队的勇猛得到了粟裕的表扬，他要陶勇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尤家湖，还调拨了特纵的4辆坦克归陶勇指挥。坦克上阵，这对陶勇来说如虎添翼。
21日，尤家湖被攻克，守敌4000余人被歼，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被俘。
22日，陶勇一马当先，协同兄弟部队全线出击，攻破碾庄。
23日晨，黄百韬开枪自杀，其兵团全军覆没。
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黄百韬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臂，蒋介石王牌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赶来增援徐州。该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共约12万人，装备好，战斗力强，其中的第十八军是陈诚一手扶植起来的，全部配备美式装备，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若能将其消灭，徐州即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粟裕点了陶勇的将，让他统一指挥第四、十一、十二纵队和渤海纵队，组成东路阻援集团，控制徐州东南一带阵地，配合友邻部队阻止徐州南援之敌，以保障中野集中精力歼灭黄维。这是陶勇第一次指挥规模这么大的兵团作战，他感觉肩上沉甸甸的。
按照我军战略部署，黄维兵团被中野大军包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蒋介石忙命徐州之敌南援，却遭到了陶勇所率部队的顽强阻击，行动滞缓。蒋又命“剿总”司令刘峙前往蚌埠督促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再次北援，副司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放弃徐州绕道南下，企图攻击中野侧翼，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陶勇，原名张道庸，安徽霍邱县叶集周南庄人，生于1912年1月21日。因为家贫，他给地主家放过牛，做过窑工。1929年4月参加革命，走上了军旅生涯。1938年加入新四军后，因为工作需要，陈毅和粟裕为他改名，取“道庸”谐音：“陶者，无忧也；勇者，无惧也。”而乐观与勇敢也是他的真实写照。从此，“陶勇”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他南征北战。经历了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陶勇立下了卓越功勋。他和叶飞、王必成并称为“三野三虎将”，“叶王陶”不但在我军中威名赫赫，也让敌人闻风丧胆。陈毅和粟裕亲切地称陶勇为“拼命三郎”。
“拼命三郎”
陶勇打仗有一股狠劲。有一次，他带着一个连被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包围。陶勇毫无惧色，拿起装着白薯干酒的水壶猛喝一口，然后往大刀上一喷，高喊着“刀枪不入”，就带着战士们冲向了敌人的阵营。他挥舞着大刀奋勇拼杀，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很快就带着队伍杀出了重围，因此有了“傻子团长”的绰号。这里的“傻”当然与智商无关。
陶勇不但能打仗，而且善于打硬仗、恶仗。兵如其将，他带领的部队一向以接受艰巨的任务、争先杀敌为荣，以争强好胜、勇猛顽强著称。
1937年春，陶勇时任西路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团长，他和战友们在西征途中与马步芳、马步青的军队一路拼杀。在倪家营子，他们被敌人数万兵力围困，从而拉开了一场历时7昼夜的浴血鏖战。
倪家营子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南高北低，南部称上营子，北部称下营子，共有43个屯庄，每个屯庄都像一个碉堡，周围有一丈多高、两尺来厚的黄土围墙，相当坚固。本来，从1月23日到2月21日，西路军已在此凭借地理优势，毙伤近万名敌人，撤出战斗，准备回师东进，因为当时西路军的领导人对形势判断失误，最终又命令军队重返倪家营子，这才发生了被围困的一幕。
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陶勇和战士们身上穿的还是单薄的夏装。少衣缺粮，这都能克服，最致命的是武器的落后与短缺。八十一团不仅没有重机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就连步枪、子弹也少得可怜，每个战士身上只有5发子弹、几颗手榴弹、一把大刀，或一根长矛。而他们面对的敌军人数众多，武器先进，粮草充足。双方的装备，实在有天壤之别。陶勇和他的战士们能拿出与敌人拼杀的，唯有一腔热血。
敌人对自己的优势很明了，所以架起山炮向倪家营子轰炸，炮弹炸响在断壁残垣间，炸响在陶勇和他的战士们中间。3月1日，东南的城墙被轰开一个缺口，敌人端着枪举着刀冲了过来。陶勇率领战士们挥动着大刀、木棍，以及所有可以当做武器的物品冲向敌人。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立刻堵上去，皑皑白雪被染红了，他们以血肉之躯阻挡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这七天七夜的鏖战中，陶勇是战士们的主心骨，他一边和干部们研究作战方案，一边鼓舞着战士们。
3月5日，整个西路军濒临弹尽粮绝的境地，西路军总部决定再次突围。当天夜里，当敌人还在帐篷中酣睡时，陶勇带着伤亡过半的队伍，人掩口，马裹蹄，悄悄从东面撤出倪家营子，沿着祁连山脉向东急进。
倪家营子一战虽不能称作胜利，但这一仗留给后代的精神是永存的，陶勇和他的战友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永存的。
徐向前元帅在回顾倪家营子的苦战历程时曾写下以下一段话：“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红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十，凛然不屈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这是元帅的中肯评价，也是历史的结论。
陶勇率队突围后和部队失散，不幸被俘。在狱中他依然不屈不挠、艰苦斗争，后经周恩来营救脱险，进入延安抗大政治大队学习。
抗大的学习结束后，陶勇被派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成为陈毅和粟裕麾下一员战将。战当涂，反“扫荡”，北渡长江开辟抗日根据地，星夜驰援保卫郭庄，他用一次次漂亮的战役成就了“皖籍猛将”的金字招牌。
1940年秋，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已几次三番被新四军挫败，眼看新四军即将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形成合围之势，这让他坐卧不安，于是亲自指挥26个团3万余人南下，企图破坏共产党即将合围之势。敌我双方居然不谋而合：要在黄桥一决雌雄！
10月4日，韩德勤以其嫡系李守维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独立第六旅为主力，组成中路军，以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李长江、李明扬二部及苏北游击第八军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5个保安旅为左路军，向黄桥发起攻击。黄桥的守卫者，则是陶勇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苏北第三纵队。
上有飞机掩护，下有大炮轰炸，敌人来势汹汹。三团一营先和孙启人的三十三师接上了火。离黄桥不到三里的小焦庄战火纷飞，敌军的炮弹呼啸而来，小焦庄最终成了一片焦土。
陶勇所部坚持到中午，小焦庄失守了！东门榨油厂也失守了！形势危急！陶勇震怒。
黄桥之战，乃背水一战，用陈毅的话来说，路只有两条：一是打败韩德勤，二是下长江喝水。这个道理，陶勇比谁都明白。他立下军令状，也对手下的官兵放了狠话：“谁若丢了黄桥一间房、一条街，要杀头，要枪毙，你们自己挑！”
眼下，他要按照战场纪律，处罚那个丢掉阵地的连长。一营营长姜茂生含泪求情。陶勇当然也不想阵前杀将，于是对那位连长怒吼一声：“记着，现在你头上长的是第二颗脑袋，第一颗已经被我砍掉了！现在派你去防守北线，如果再有闪失，你就提头来见我！”
连长抹了把眼泪提着大刀跑向小焦庄，陶勇则一口气跑到了七营阵地，对营长惠浴宇喊道：“老惠，快调一个营给我！”接着，他亲自带着一个营，冲向硝烟弥漫的阵地。
阵地被夺回来了，陶勇还带回了20多个俘虏。但情况依然危急，一纵、二纵的主要任务是伏击敌人，他们正焦急等待翁达的独立六旅出现，因此几乎所有的压力都在三纵这边。偏偏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之前持中立态度的李明扬和李长江见风使舵，要联络日伪向黄桥进攻；而泰兴也出动1000个鬼子和伪军，来到黄桥以西的周庄和溪桥。一时间，黄桥成为苏北各势力的集中点，他们虽然派系不同，目的却一致，那就是消灭新四军。 陶勇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司令部的参谋、科长、马夫、挑夫，甚至机枪连的“小鬼班”，都随他杀到阵地最前沿。他和他的战士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强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夺回了自己的阵地。
终于，翁旅出动了，叶飞的一纵连忙出击。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一纵全歼敌第六旅，自恃高明的翁达饮弹自尽。
小焦庄夺回来了，大焦庄攻克了，增援部队赶过来了！陶勇和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高喊：“冲啊！”挥动马刀，带领队伍向敌人冲去，硬把敌人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将敌人死死顶住。
此时，二纵已从八字桥插到分界，一纵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的三纵完成了对李守维部队的合围。
战斗最激烈时，陶勇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冲出来，吞掉三十三师，生擒师长孙启人。而李守维在慌忙逃窜中落水身亡，其师八十九军被全歼。大势已去的韩德勤带着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黄桥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使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打击了苏北伪顽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这一战，也让陶勇 “拼命三郎”的威名远扬。
龙胆虎威
陶勇是个有魅力的战将，这种魅力，不光体现在获得战友们的一致爱戴，还体现在他对非革命势力甚至是敌人的征服上。而这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的无畏与果敢。
1940年12月，全国面临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苏北，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更是加紧推行“反共限共”政策，刻意制造矛盾和争端。为牵制敌人，陶勇和刘先胜率三纵主力离开掘港奔赴曹甸。韩德勤立刻密令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保安一旅旅长詹长佑出兵掘港。这两路兵马，比我军留守掘港的兵力多出数倍。掘港告急！完成曹甸任务后，陶勇命令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掘港解围，一路直捣徐承德老巢石港。而他自己，则要去见詹长佑。
詹长佑是个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人，他曾和新四军友好过，算是陶勇的“老朋友”。现在，他的部队围住了三纵扼守的环镇，只待时机，便可趁火打劫。
陶勇不顾刘先胜等人的劝阻，带了两名警卫员，骑着摩托车飞奔至马塘，冲过荷枪实弹的哨兵，直接闯进了詹长佑的旅部，詹长佑大惊。他折服于陶勇的勇气，不但答应不帮徐承德，还愿意出兵配合我军。陶勇立即驱车奔赴掘港，带领部队一举击溃了徐承德部。
1942年元旦，陶勇率八团包围了启东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负隅顽抗。但是面对新四军猛烈的炮火，军心有所动摇。新四军一面准备强攻，一面展开政治攻势，陶勇亲自喊话。知道是陶勇来了，徐宝富答应接受谈判，但是要求面谈。
陶勇分析，徐宝富既想给自己捞个面子下台，同时也想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陶勇当即决定亲自出马谈判。大家都劝阻他，他也清楚走过吊桥钻进敌人碉堡的风险，但他只是开玩笑地摘下上衣口袋里心爱的钢笔，说：“替我保管一下，以防敌人一枪打过来把它打坏了。”又嘱咐大家把火力和突击队都组织好，如果敌人耍滑头，就坚决消灭他们。
他只带着一名警卫员，昂然走出隐蔽的阵地，来到了吊桥边。他仰头向碉堡里的敌人喊道：“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 望着屹立在枪口射程内威风凛凛的陶勇，敌人惊呆了：“真有这种虎胆英雄！”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走出碉堡。敌我双方部队都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两个愈走愈近的指挥官。陶勇两道目光剑一般地扫在徐宝富脸上，说道：“你缴枪，我们就作为起义处理，愿当新四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你看怎么样？”徐宝富深为陶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折服，最终他带300多人走出据点，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
当时的掘港，海匪活动猖狂，沿海渔民的生产和生活得不到保障，同时也严重危害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当时的海匪，多是由饱受战乱的渔民组成的，陶勇决定对其收编，让他们为我军服务。
盘踞在如东近海区域的海匪头子孙二虎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一天，他上岸抢掠时，被我军俘虏。陶勇分析后认为他出身贫苦，讲义气，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可以教育争取。孙二虎被押到掘港旅部司令部后，陶勇一面令人给他松绑，一面严肃地教育他，希望他弃邪归正，与新四军一起打鬼子。在孙二虎答应不做海匪后，即将他予以释放。孙二虎对陶勇的不杀之情十分感激，表示回去后要把吴道生一起约来，接受改编。
后来，陶勇又几次三番派人做孙二虎的工作，并只身来到他的船上进行谈判，终于促使他带着部下近200人投诚，编入海防团。
不久后，孙二虎却在陶勇去华中党校学习期间，动摇投伪。陶勇学习回来后，又通过孙二虎的家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进一步沟通说服，终于促使孙二虎重新率部投奔我军。孙二虎从此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加强自我改造，勇敢作战，后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海防纵队第二团团长。
收编孙二虎，这对其他海匪震动很大。吴道生虽不受降、不上岸，但同意受编。收编孙、吴海匪的成功，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新四军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促进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在陶勇的努力下，新四军共收编了沿海海匪800多人，枪400余支，海船200多艘。这样，原苏中海防团扩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这支海防部队一经建立，就立下了许多战功。在以后艰苦的反“清乡”斗争中，黄海不但没有成为后顾之忧，反而成了新四军的可靠后方。有这样的局面，陶勇功不可没。
大智大勇
陶勇虽然因为家庭贫穷，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参加革命后，在戎马倥偬间，一直坚持学习。所以，他的勇，不是莽撞的匹夫之勇，而是包含着原则性和大智慧的勇。在一次次血与火的鏖战中，他用勇敢激励着战士们，更以智慧带领大家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1943年，是苏中四分区对敌斗争异常严酷的一年。这年春天，日伪准备向苏中四分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妄图一旦“清乡”得手就扩展到长江以北整个抗日根据地。为达到这个目的，日军调来精锐小林师团，这个师团是素有“雄鹰之师”之称的第六十一师团，同时配备伪军15000人，运来大批柱子和木材，将四分区3个半县——南通、海门、启东和如东县串场河以南地区，扎起了几百里的封锁篱笆，沿篱笆每隔三五公里筑一个碉堡，妄图将抗日武装消灭在竹篱笆封锁圈里。 根据当时的形势，陶勇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力量，充实地方武装，将政治保卫队和锄奸队，分散在“清乡”圈内，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区、乡各级都及时编组了游击队、联防队，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原地斗争原则，并组织部队在日伪间隙灵活穿插，避实击虚，机动作战。
陶勇亲率主力部队，趁敌人还未部署完毕，脚跟还没站稳，就一连摧毁了南通、金沙、余东等重要据点，打掉40多座碉堡，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两个月的时间，第三旅进行的主要战斗多达42次，先后攻克了金沙、余东等7处据点，摧毁敌人碉堡108座，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3年7月1日，在陶勇的统一指挥下，各级武装分段戒备，动员群众数万人，将被敌人“寄予厚望”的篱笆捣毁烧掉。
此后，针对敌军的情况，陶勇率领战士们不断研究和改变作战策略，或正面交锋，或巧妙突袭，沉重挫败了敌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陶勇热泪盈眶。但他没有多少时间庆祝，战宜兴，夺高邮，苏中战役7战7捷，鲁南战役重创敌军，一场场战役，一次次胜利，战将陶勇如旷世宝剑，愈加磨砺出炫目的光芒。
转眼到了1948年秋天。“同志们，战争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大仗就在前头，为人民立功的好时机可不能错过，大家来个歼敌竞赛吧！”陶勇的声音高昂洪亮。此时，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千军万马，正浩浩荡荡向着淮海战场日夜挺进。身为司令员的陶勇骑在战马上，自豪地看着他的战士们，不时高声鼓舞着大家。他的声音里，有着一个战将对即将到来的大战的期待和喜悦，令战士们信心百倍。
当时，在淮海战场上敌人的兵力部署如下：黄百韬驻守在新安镇及以东地区，李延年的第九绥靖部队驻守海州，孙元良兵团和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部队驻守在商丘一带，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部队驻守在贾汪、台儿庄、枣庄一带，周碞、孙良诚的第一绥靖区部队部署在淮阴、宿县地区，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驻守在徐州及商丘、砀山地区。共有55个师，80万兵马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的交叉点上。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一点两线”防御体系。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当时的徐州，更是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军事基地，也是其老巢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自然是重中之重。9月2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粟裕提出的有关淮海战役的建议。10月11日，毛泽东提出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逐步确立了在徐州地区举行大决战的决心。
11月3日，陶勇的四纵在南孟家渊地区集结，5日晚间，纵队作战会议在指挥所召开。在政委郭化若宣读完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参谋长梅嘉生分配完作战任务后，陶勇严肃地对大家说：“过去，我们打了不少仗，也打了不少胜仗，但眼下这个战役，是我们与敌人的大较量，要有大的决心，准备付出大的代价，去夺取大的胜利。”
11月6日晚，淮海战役正式拉开序幕。我军各路人马以气吞山河之势挺进淮海，从东起海州西到商丘700多里的陇海线上，对徐州兵团的防线发起强大攻势。陶勇率领部队兵分三路杀向敌人。前线指挥部里气氛热烈而紧张，各部不断报来战况，陶勇认真听着，不时下达新命令。自发起攻击后，陶勇已经两天没合眼了，却依然精神奕奕，毫无倦意。
陶勇率队神速行动，一下子打破了黄百韬的如意算盘。黄百韬带着兵马弃新安镇西逃。陶勇早就防着他这一招了，立即命令部队全力追击，坚决切断敌人的西逃去路。陶勇带领追击队伍不顾敌机的轰炸扫射，强渡邳县以东大河，消灭了守桥的敌人，夺下运河大铁桥，继续向西追击。最后，黄百韬被围困在碾庄及周围不到18平方公里的地方，只能寄希望于援军，成了瓮中之鳖。
10日，人民解放军各部向黄百韬兵团发起全面攻击，陶勇命令第十师攻打大兴庄，十一师攻打秦家楼。初战遇阻后，他和指战员们认真分析敌情，观察敌方阵地，研究部署，重新制定进攻方案。15日拂晓，陶勇所辖四纵十师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攻占了大兴庄，全歼守敌。至此，黄百韬兵团指挥中心至关重要的一道防线失守。
19日，华野部队对黄百韬兵团固守的碾庄发起总攻。但见碾庄周围火光闪闪，浓烟滚滚，枪声、炮声、爆破声震天动地。陶勇指挥四纵从北圩猛攻碾庄，黄百韬只顾向西圩增援，顾不到北圩，被陶勇打了个措手不及。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黄百韬的第二十五军已快消耗殆尽，只剩下部分兵力困守在尤家湖负隅顽抗。陶勇纵队的勇猛得到了粟裕的表扬，他要陶勇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尤家湖，还调拨了特纵的4辆坦克归陶勇指挥。坦克上阵，这对陶勇来说如虎添翼。
21日，尤家湖被攻克，守敌4000余人被歼，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被俘。
22日，陶勇一马当先，协同兄弟部队全线出击，攻破碾庄。
23日晨，黄百韬开枪自杀，其兵团全军覆没。
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黄百韬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臂，蒋介石王牌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赶来增援徐州。该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共约12万人，装备好，战斗力强，其中的第十八军是陈诚一手扶植起来的，全部配备美式装备，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若能将其消灭，徐州即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粟裕点了陶勇的将，让他统一指挥第四、十一、十二纵队和渤海纵队，组成东路阻援集团，控制徐州东南一带阵地，配合友邻部队阻止徐州南援之敌，以保障中野集中精力歼灭黄维。这是陶勇第一次指挥规模这么大的兵团作战，他感觉肩上沉甸甸的。
按照我军战略部署，黄维兵团被中野大军包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蒋介石忙命徐州之敌南援，却遭到了陶勇所率部队的顽强阻击，行动滞缓。蒋又命“剿总”司令刘峙前往蚌埠督促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再次北援，副司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放弃徐州绕道南下，企图攻击中野侧翼，以解黄维兵团之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