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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品文是顺应“五四”新文学革命潮流的产物，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尤其是古代杂文和小品文的优秀传统，同时又借鉴了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散文理论资源的基础，不仅如此，它还是近代思想启蒙、政治改良、文学革命的重要工具。
现代杂文最初包含在现代小品文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鲁迅、林语堂等人就小品文的功能、创作原则及其审美特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后导致杂文与小品文分离，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鲁迅所倡导的战斗的小品文，逐渐发展成熟为现代杂文。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逐渐发展成为闲适小品，我们可以称之为狭义的小品文，是与杂文、随笔并列的一种现代散文。它虽然取材较广，但是，更多的是表现知识分子优雅闲适的生活体验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与智慧，而杂文则是指那些以社会批评或时事批评为内容、形式多样的、形象与理趣兼备的文艺性短论，属于战斗的小品文。就审美机制或者美感源泉来说，它们之间的区别，简而言之，是理趣与情趣的区别。
一、杂文重理趣
杂文是所有文学体裁中理性因素最强的一种，它实际上属于型制短的小艺术性的文化批评或社会批评。与其他的文学体裁相比，杂文作为最直接地面对现实发言的文体，是社会文明进步所必须具备的力量。因为它针砭时弊、启迪智慧，革新观念、抛却陋习，倡言民主法制、追求心灵自由等，体现了文学积极影响社会人生的功能。
杂文的理性是一种深刻的思辨理性精神的体现——客观到位的揭示、廓清思想迷雾、铸造人文精神、引导大众认知社会公共事件，而不是肤浅的表白、人云亦云的大众传播或者政治政策读本的解说。所以说，杂文的鉴赏价值虽然离不开文采，离不开幽默，离不开嬉笑怒骂，但却更取决于剖析事理的逻辑力量，取决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智慧理性。
杂文的灵魂虽然是真理，但是，有理不在高声，真理必须出之以幽默诙谐和艺术形象，才会为人们所欣赏、所接受，这便是杂文的理趣。换句话说，杂文的理趣，表现为以艺术的情思对哲理观念的溶解，即以艺术的形象传载哲理。
首先，在优秀的杂文中，艺术形象、艺术情感和论说的哲理观念往往表现出相融性和一体性，所以，杂文作家具有思想家与艺术家的两栖性，优秀的杂文家既是远见卓识、思想深刻的思想家，同时又具有艺术家的情愫、气质和修养。其次，在杂文创作的过程中，艺术形象、艺术情感和哲理性思考这三者还具有相融性和再造性的特点，思辨的哲理通过具象的艺术描写和形象的艺术概括得以完美的表现；多彩多姿优美的艺术形式依托于深刻的哲理更增强了艺术的魅力。当哲理、思维、观念与艺术情思、形象完全溶解在一起时，便具有不可分离的特征。哲理思维的理性美与情感美、形象美有机的统一，这便是杂文美质的源泉。
由于艺术情感对哲理思维的溶解，使理性的论说在杂文中常常表现为感性的生发。所以，人们把杂文习惯称之为“杂感”。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在论述艺术的哲理美时曾说：“艺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意义全部投入感性之中；感性在表现意义时非但不会减弱和消失，相反，它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光芒四射!”杂文常以感性的生发，通过比兴、暗示、隐喻等表现手法所形成的诗化意蕴来包涵理性的内核；理性内核闪耀的哲理光芒，透过艺术的氛围渲染，更加绚丽动人。因此，为了强化论说的理趣，杂文家往往会调动多种表现方式，使思辨的理性在多种艺术手段制造的氛围中形成一种艺术的张力或者思辨之美，因而，理性会在感性的艺术形象中得到深化，而情感也通过理性的磁化向诗化升华。正因如此，杂文尽管在论说，却用不着长篇大论的正面说理，即使有时直接发表议论，也少有抽象深奥的哲理语言或干瘪乏味的逻辑推断，常用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语，轻轻点拨，便禅机顿悟，其中的理趣，让人回味不尽。
如鲁迅的《捣鬼心传》，为了把“捣鬼精义”揭露深刻，其思维在古今的社会万象中伸展，从容漫笔，所写有“古树发光”的无稽之谈，“怪胎畸形”的奇闻，清代画《鬼越图》，晋代的“中山厉鬼”，唐朝的《讨武望檄》等等。表面上好像扯得很杂，包罗万象，但由于材料之间有严密的逻辑线联系着，有理性的磁力聚集，这内在的逻辑或者理性的内核就是告诫我们要眼光放长远些，做人要光明磊落，因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可见，杂文的说理是在故事的联想和叙述中完成的。
二、小品文的情趣
与杂文的重理性、理趣相比，小品文的审美机制在于其特有的情感、情致、情调和情趣。被称为小品圣手的梁遇春曾说过：“小品文的妙处神出鬼没，全靠着风格同情调……”现代小品文理论家李素伯也说“小品文是以表现生活抒写情调为本职的。”周作人更认为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
例如，周作人的《喝茶》《苦雨》等生活小品，融知识、趣味于一体，有一种冲淡平和的情调；朱自清的《背影》《匆匆》等怀人忆旧的小品，返璞归真、不事雕琢，则是“富于至性深情”；冰心的《寄小读者》《往事》等小品，用清丽典雅的文笔，不倦地赞颂着纯洁的母爱和童心，地域、环境不同而主题一贯，联想万端而基调不变——温婉清丽；梁遇春的文学小品则将我们带进西方文学的知识殿堂，那些对于日常生活思考如《泪与笑》、《生死观》等的小品，是一个青年对世界、人生和生命的发问与思索，带有某些困惑迷惘，也显示出作者对生命的悲感；丰子恺的《渐》、《秋》、《忆儿时》等小品，则表现出一个中年人的成熟、冷静和达观；林语堂的散文小品比梁遇春、丰子恺显得更为圆熟和从容不迫，仿佛人生的困惑与焦虑已经淡远，现实的纷扰和争斗也已散尽，有的是宁静、从容、自得与自乐，如同一种风平浪静后老舵手的欢笑与谈论，读者品味到的是一种成熟之美。这些不同风格和情调的文字都给了我们阅读的快乐。
小品文对于情调的重视与营造，首先在于它在文体上属于抒情文体或者“言志”的文体，有适于作者性情表达的特别优势。周作人认为小品文“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冯三昧在《小品文作法》中说：“小品文虽也可叙事说理，但其本质实以抒情为主。”李素伯也有同样的主张：“在纯以抒情为目的而不受任何内容或形式上的限制的小品，个性的流露，自我的表现，是极易办到的事。”他们都强调了小品的特别适宜于“抒情”或性情的表现。其次，从小品文产生的理论背景来看，我国现代小品文作家一是对晚明小品文的继承，而晚明小品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二是在对英、美随笔、日本小品及法国、印度的散文和散文诗的译介中，借鉴其艺术手法。1928年，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指出，周作人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是明显的，“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另外，外国散文理论对现代中国散文的发展也 起了催化作用。周作人1921年6月发表《美文》，专门介绍和倡导试做Essay，王统照根据美国文艺学家韩德的《文学概论》专著中有关散文的论述，写成《散文的分类》，介绍了英国随笔的特点及功用，胡梦华的《絮语散文》，既论述了絮语散文的重要特征，又综述了自蒙田、培根以来这一文体的承传变革。林语堂从语言笔法上指出了小品文与情感表达的联系。他强调小品的笔调，是“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言情文是良朋在密室中闲谈的体裁”，也就是闲适笔调。
三、杂文的情感
黑格尔说：“情致(情感)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的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情感)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情感)所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杂文创作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都是以一定的艺术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必然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倾向，也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因而作品中便既有理，也有情。尽管杂文不是以抒情为主的散文，它的主要目的是明理，但是，文章不是无情物，杂文亦然。鲁迅曾经说杂文“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还说杂文作者“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要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憎与能爱才能文。”这充分表明了鲁迅对杂文情感力量的重视。事实上，鲁迅本人可以说就属于世界上爱憎最分明之人，在杂文中，鲁迅是文如其人的，并且尽情尽性，把自己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这种强烈而灼人的情感，一方面，让被肯定者产生无尽的勇气和力量；而另一方面，更多的时候，那发自内心无可抑制的强烈的愤懑之情，是针对黑暗的社会、专制的政府、残暴的屠杀者和阴险的帮凶，使他们感到如坐针毡，如梗在喉。可以说，鲁迅将他最神圣的憎和最深挚的爱倾注于他的杂文之中，使他的杂文较之小说显示出更加独特的情感特性和艺术感染力。我们阅读之时或者掩卷之后，除去叹服作者那无可争辩的逻辑力量之外，那不可抵御的感情潮水也会充斥在你浑身每一个细胞，使你无法不与作者同歌同哭，同喜同忧，同憎同爱……这是杂文所产生的不同于一般的审美感情，是一种审美与审智互相交融的一种审美愉悦感。
不过，杂文所抒之情，不是小品文的优雅闲适之情，而是激情——激愤之情。因为杂文的作者之所以要写杂文，决不是吟风弄月，无痛呻吟，卖弄自我的学识、优雅和智慧；也不会是因为“编者素稿甚急，仓卒成篇，聊以塞责”的，而是作者关注社会民生、国家发展、民族存亡的责任所致。是他们有所闻，有所见，有所感——一种强烈的感应，虽然基本的出发点是爱，是对于人类的广阔的爱，是充满着同情、反抗、希望和战斗的意志的，但是这种感应在情感上所挑起的变化，却往往是愤怒多于欢笑，驳斥多于赞同，憎恨多于爱情，鞭打多于抚慰；是不妥协，不讳避，不姑息，不纵容。杂文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类的爱，尤其是对于弱者的爱，其反面便是对于强暴者的愤怒，斥责，挞伐，甚至是痛“打落水狗”。这似乎显得有些严厉尖刻，冷酷无情，尤其使它的对象感到“无立锥之地”。于是有人说，这种文章太不讲面子，太绝情，太恶毒。杂文家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唯仁者为能爱人能恶入”，爱和恨要分清，要瞳得爱，更应该懂得恨，只要分得清敌与友。因此，基于这种情感之上所写出来的文章，在本质上是激愤之情，“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
四、小品文的理
小品文的理是指小品文所包含的哲思与见解等理性内容。小品文是主情的文体，可是，正如说理的杂文不排斥情感一样，主隋的小品文也不排斥理性或者理趣。因为，情感泥人而无脑，则太软糯，败人胃口；议论滔滔而无情，则太坚硬，拒人千里。只有软硬兼施，方得趣味盈盈之妙。
其次，从概念上看，短小的文章之所以称之为小品文，关键的因素不在于其小，而在于“品”——不仅具有独特的情调与情味，也有耐人寻味的思想内容，让人从中得到的生活哲理和人生的启迪。这是小品文与其他文体最不同的地方。
不过小品文的理性与杂文的理性不同，它少有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时事的讨论与批评，而更多的是对社会人生普泛的思考和永恒的哲理与价值的探寻，具有某种超时代和超阶级的特点。所以，小品文的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养知识与艺术的融合。周作人、林语堂的小品文往往能从生活琐事和细微的物品上，挖掘出不为人所知的知识，表现出深厚的学养，蕴含着过人的见解与智慧。周、林二位大家的小品文下笔则沟通古今，各种掌故妙喻蜂拥笔端，别人的奇谈、自我的妙悟打成一片。无论是抽象的概念，还是具体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思维的导火线，点燃灵犀，让学识、智慧绽放成火树银花。
二是对日常生活、凡人琐事的审美观照，表现出一种旁观者的冷静与智慧。这些小品文的作者，不求站在人生“中心”，而只想站在人生“边缘”或“边上”，因而显示出旁观者的独特的智慧。三是宗教的禅理与道心。例如，林清玄先生的小品文《下满的围棋》，写在公园看两位老人下棋，思索再三都不落子，急坏了围观的人。不想老者自有道理，一是：下得快，杀气腾腾不像朋友下棋。二是因为“第一个棋子落下，一盘棋就开始走向死路。一步一步塞满，等到围棋子满了，棋就死了，要撤棋盘了。慢慢下才好，慢慢下死得慢呀”。作者于简单如下棋的小事中认识到“好的生活历程要细细品味”的道理。还有他的《黄昏的沙堡》，写一群孩子在海滩堆沙堡，因保护自己的城堡而起争执，由争执而毁坏别人的沙堡。而最后，潮来过，“在生命的界线中创建的许多城堡，看来真实，却是虚幻，只有平静的海滩才是开阔而永恒的存在”。“堆沙堡”，在林先生的笔下，已不是儿童的游戏，而是成人的童话，折射出精妙的哲理，让人深思!
现代杂文最初包含在现代小品文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鲁迅、林语堂等人就小品文的功能、创作原则及其审美特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后导致杂文与小品文分离，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鲁迅所倡导的战斗的小品文，逐渐发展成熟为现代杂文。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逐渐发展成为闲适小品，我们可以称之为狭义的小品文，是与杂文、随笔并列的一种现代散文。它虽然取材较广，但是，更多的是表现知识分子优雅闲适的生活体验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与智慧，而杂文则是指那些以社会批评或时事批评为内容、形式多样的、形象与理趣兼备的文艺性短论，属于战斗的小品文。就审美机制或者美感源泉来说，它们之间的区别，简而言之，是理趣与情趣的区别。
一、杂文重理趣
杂文是所有文学体裁中理性因素最强的一种，它实际上属于型制短的小艺术性的文化批评或社会批评。与其他的文学体裁相比，杂文作为最直接地面对现实发言的文体，是社会文明进步所必须具备的力量。因为它针砭时弊、启迪智慧，革新观念、抛却陋习，倡言民主法制、追求心灵自由等，体现了文学积极影响社会人生的功能。
杂文的理性是一种深刻的思辨理性精神的体现——客观到位的揭示、廓清思想迷雾、铸造人文精神、引导大众认知社会公共事件，而不是肤浅的表白、人云亦云的大众传播或者政治政策读本的解说。所以说，杂文的鉴赏价值虽然离不开文采，离不开幽默，离不开嬉笑怒骂，但却更取决于剖析事理的逻辑力量，取决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智慧理性。
杂文的灵魂虽然是真理，但是，有理不在高声，真理必须出之以幽默诙谐和艺术形象，才会为人们所欣赏、所接受，这便是杂文的理趣。换句话说，杂文的理趣，表现为以艺术的情思对哲理观念的溶解，即以艺术的形象传载哲理。
首先，在优秀的杂文中，艺术形象、艺术情感和论说的哲理观念往往表现出相融性和一体性，所以，杂文作家具有思想家与艺术家的两栖性，优秀的杂文家既是远见卓识、思想深刻的思想家，同时又具有艺术家的情愫、气质和修养。其次，在杂文创作的过程中，艺术形象、艺术情感和哲理性思考这三者还具有相融性和再造性的特点，思辨的哲理通过具象的艺术描写和形象的艺术概括得以完美的表现；多彩多姿优美的艺术形式依托于深刻的哲理更增强了艺术的魅力。当哲理、思维、观念与艺术情思、形象完全溶解在一起时，便具有不可分离的特征。哲理思维的理性美与情感美、形象美有机的统一，这便是杂文美质的源泉。
由于艺术情感对哲理思维的溶解，使理性的论说在杂文中常常表现为感性的生发。所以，人们把杂文习惯称之为“杂感”。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在论述艺术的哲理美时曾说：“艺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意义全部投入感性之中；感性在表现意义时非但不会减弱和消失，相反，它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光芒四射!”杂文常以感性的生发，通过比兴、暗示、隐喻等表现手法所形成的诗化意蕴来包涵理性的内核；理性内核闪耀的哲理光芒，透过艺术的氛围渲染，更加绚丽动人。因此，为了强化论说的理趣，杂文家往往会调动多种表现方式，使思辨的理性在多种艺术手段制造的氛围中形成一种艺术的张力或者思辨之美，因而，理性会在感性的艺术形象中得到深化，而情感也通过理性的磁化向诗化升华。正因如此，杂文尽管在论说，却用不着长篇大论的正面说理，即使有时直接发表议论，也少有抽象深奥的哲理语言或干瘪乏味的逻辑推断，常用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语，轻轻点拨，便禅机顿悟，其中的理趣，让人回味不尽。
如鲁迅的《捣鬼心传》，为了把“捣鬼精义”揭露深刻，其思维在古今的社会万象中伸展，从容漫笔，所写有“古树发光”的无稽之谈，“怪胎畸形”的奇闻，清代画《鬼越图》，晋代的“中山厉鬼”，唐朝的《讨武望檄》等等。表面上好像扯得很杂，包罗万象，但由于材料之间有严密的逻辑线联系着，有理性的磁力聚集，这内在的逻辑或者理性的内核就是告诫我们要眼光放长远些，做人要光明磊落，因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可见，杂文的说理是在故事的联想和叙述中完成的。
二、小品文的情趣
与杂文的重理性、理趣相比，小品文的审美机制在于其特有的情感、情致、情调和情趣。被称为小品圣手的梁遇春曾说过：“小品文的妙处神出鬼没，全靠着风格同情调……”现代小品文理论家李素伯也说“小品文是以表现生活抒写情调为本职的。”周作人更认为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
例如，周作人的《喝茶》《苦雨》等生活小品，融知识、趣味于一体，有一种冲淡平和的情调；朱自清的《背影》《匆匆》等怀人忆旧的小品，返璞归真、不事雕琢，则是“富于至性深情”；冰心的《寄小读者》《往事》等小品，用清丽典雅的文笔，不倦地赞颂着纯洁的母爱和童心，地域、环境不同而主题一贯，联想万端而基调不变——温婉清丽；梁遇春的文学小品则将我们带进西方文学的知识殿堂，那些对于日常生活思考如《泪与笑》、《生死观》等的小品，是一个青年对世界、人生和生命的发问与思索，带有某些困惑迷惘，也显示出作者对生命的悲感；丰子恺的《渐》、《秋》、《忆儿时》等小品，则表现出一个中年人的成熟、冷静和达观；林语堂的散文小品比梁遇春、丰子恺显得更为圆熟和从容不迫，仿佛人生的困惑与焦虑已经淡远，现实的纷扰和争斗也已散尽，有的是宁静、从容、自得与自乐，如同一种风平浪静后老舵手的欢笑与谈论，读者品味到的是一种成熟之美。这些不同风格和情调的文字都给了我们阅读的快乐。
小品文对于情调的重视与营造，首先在于它在文体上属于抒情文体或者“言志”的文体，有适于作者性情表达的特别优势。周作人认为小品文“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冯三昧在《小品文作法》中说：“小品文虽也可叙事说理，但其本质实以抒情为主。”李素伯也有同样的主张：“在纯以抒情为目的而不受任何内容或形式上的限制的小品，个性的流露，自我的表现，是极易办到的事。”他们都强调了小品的特别适宜于“抒情”或性情的表现。其次，从小品文产生的理论背景来看，我国现代小品文作家一是对晚明小品文的继承，而晚明小品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二是在对英、美随笔、日本小品及法国、印度的散文和散文诗的译介中，借鉴其艺术手法。1928年，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指出，周作人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是明显的，“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另外，外国散文理论对现代中国散文的发展也 起了催化作用。周作人1921年6月发表《美文》，专门介绍和倡导试做Essay，王统照根据美国文艺学家韩德的《文学概论》专著中有关散文的论述，写成《散文的分类》，介绍了英国随笔的特点及功用，胡梦华的《絮语散文》，既论述了絮语散文的重要特征，又综述了自蒙田、培根以来这一文体的承传变革。林语堂从语言笔法上指出了小品文与情感表达的联系。他强调小品的笔调，是“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言情文是良朋在密室中闲谈的体裁”，也就是闲适笔调。
三、杂文的情感
黑格尔说：“情致(情感)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的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情感)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情感)所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杂文创作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都是以一定的艺术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必然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倾向，也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因而作品中便既有理，也有情。尽管杂文不是以抒情为主的散文，它的主要目的是明理，但是，文章不是无情物，杂文亦然。鲁迅曾经说杂文“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还说杂文作者“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要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憎与能爱才能文。”这充分表明了鲁迅对杂文情感力量的重视。事实上，鲁迅本人可以说就属于世界上爱憎最分明之人，在杂文中，鲁迅是文如其人的，并且尽情尽性，把自己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这种强烈而灼人的情感，一方面，让被肯定者产生无尽的勇气和力量；而另一方面，更多的时候，那发自内心无可抑制的强烈的愤懑之情，是针对黑暗的社会、专制的政府、残暴的屠杀者和阴险的帮凶，使他们感到如坐针毡，如梗在喉。可以说，鲁迅将他最神圣的憎和最深挚的爱倾注于他的杂文之中，使他的杂文较之小说显示出更加独特的情感特性和艺术感染力。我们阅读之时或者掩卷之后，除去叹服作者那无可争辩的逻辑力量之外，那不可抵御的感情潮水也会充斥在你浑身每一个细胞，使你无法不与作者同歌同哭，同喜同忧，同憎同爱……这是杂文所产生的不同于一般的审美感情，是一种审美与审智互相交融的一种审美愉悦感。
不过，杂文所抒之情，不是小品文的优雅闲适之情，而是激情——激愤之情。因为杂文的作者之所以要写杂文，决不是吟风弄月，无痛呻吟，卖弄自我的学识、优雅和智慧；也不会是因为“编者素稿甚急，仓卒成篇，聊以塞责”的，而是作者关注社会民生、国家发展、民族存亡的责任所致。是他们有所闻，有所见，有所感——一种强烈的感应，虽然基本的出发点是爱，是对于人类的广阔的爱，是充满着同情、反抗、希望和战斗的意志的，但是这种感应在情感上所挑起的变化，却往往是愤怒多于欢笑，驳斥多于赞同，憎恨多于爱情，鞭打多于抚慰；是不妥协，不讳避，不姑息，不纵容。杂文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类的爱，尤其是对于弱者的爱，其反面便是对于强暴者的愤怒，斥责，挞伐，甚至是痛“打落水狗”。这似乎显得有些严厉尖刻，冷酷无情，尤其使它的对象感到“无立锥之地”。于是有人说，这种文章太不讲面子，太绝情，太恶毒。杂文家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唯仁者为能爱人能恶入”，爱和恨要分清，要瞳得爱，更应该懂得恨，只要分得清敌与友。因此，基于这种情感之上所写出来的文章，在本质上是激愤之情，“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
四、小品文的理
小品文的理是指小品文所包含的哲思与见解等理性内容。小品文是主情的文体，可是，正如说理的杂文不排斥情感一样，主隋的小品文也不排斥理性或者理趣。因为，情感泥人而无脑，则太软糯，败人胃口；议论滔滔而无情，则太坚硬，拒人千里。只有软硬兼施，方得趣味盈盈之妙。
其次，从概念上看，短小的文章之所以称之为小品文，关键的因素不在于其小，而在于“品”——不仅具有独特的情调与情味，也有耐人寻味的思想内容，让人从中得到的生活哲理和人生的启迪。这是小品文与其他文体最不同的地方。
不过小品文的理性与杂文的理性不同，它少有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时事的讨论与批评，而更多的是对社会人生普泛的思考和永恒的哲理与价值的探寻，具有某种超时代和超阶级的特点。所以，小品文的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养知识与艺术的融合。周作人、林语堂的小品文往往能从生活琐事和细微的物品上，挖掘出不为人所知的知识，表现出深厚的学养，蕴含着过人的见解与智慧。周、林二位大家的小品文下笔则沟通古今，各种掌故妙喻蜂拥笔端，别人的奇谈、自我的妙悟打成一片。无论是抽象的概念，还是具体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思维的导火线，点燃灵犀，让学识、智慧绽放成火树银花。
二是对日常生活、凡人琐事的审美观照，表现出一种旁观者的冷静与智慧。这些小品文的作者，不求站在人生“中心”，而只想站在人生“边缘”或“边上”，因而显示出旁观者的独特的智慧。三是宗教的禅理与道心。例如，林清玄先生的小品文《下满的围棋》，写在公园看两位老人下棋，思索再三都不落子，急坏了围观的人。不想老者自有道理，一是：下得快，杀气腾腾不像朋友下棋。二是因为“第一个棋子落下，一盘棋就开始走向死路。一步一步塞满，等到围棋子满了，棋就死了，要撤棋盘了。慢慢下才好，慢慢下死得慢呀”。作者于简单如下棋的小事中认识到“好的生活历程要细细品味”的道理。还有他的《黄昏的沙堡》，写一群孩子在海滩堆沙堡，因保护自己的城堡而起争执，由争执而毁坏别人的沙堡。而最后，潮来过，“在生命的界线中创建的许多城堡，看来真实，却是虚幻，只有平静的海滩才是开阔而永恒的存在”。“堆沙堡”，在林先生的笔下，已不是儿童的游戏，而是成人的童话，折射出精妙的哲理，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