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没有人能忽视张大春在台湾文坛上的光芒。《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的玩世不恭，《将军碑》的魔幻写实，《城邦暴力团》的武侠奇情，《大说谎家》的讥刺批判，《小说稗类》甚至展开创作者论述的文本新天地。张大春似乎永远有用不完的笔，难以预期他会抽出那一枝。然而当张大春谈起张大春，他的答案却是：“我就是一个工匠。”
　　张大春的黄金10年，有一种“不怕世界跟我不一样”的笃定。在这个文坛“鬼才”与“异数”的身上，看见一种简单的道理：人生的路，未必非得精细计算、多所探寻，“专注就能找到方向”。
　　
　　也许25～35岁是一个决定未来职业的关键期，但那不是我的黄金10年。对我来讲，还没有到，还早得很。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真正成熟，可能有些地方打磨得稍微好一点，但我觉得还没有真正发挥。
　　不过，这10年牵涉到我的几个阶段：一直到26岁拿到硕士学位，我都过着简单的学生生活。因为父母年纪比较大，我立定志愿不会出去念书，学校又没有博士班，所以我想我就是留在学校当教员。事实上也的确是，1986年，我30岁左右，就开始了前后两个学校、三个系、长达8～10年的教书生涯。
　　当兵回来后，我一方面在报社工作，一方面做电视节目，这是我社会参与最多的时候，但也最没有机会沉潜。做电视节目时，我每周读非常多的书，因为必须在节目里有很快的反应、讨论，可是这是一种过于快速的消化。我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了，跟我同时期在节目里介绍书的人，都是读个大概、简介，但即使是那样，对于当时自己阅读的量和速度，我觉得还是自信太过。可以读得再慢一点、再少一点。
　　担任报社副刊主任半年多，我就辞掉了，因为我不能管人，给人家打考绩，我不会这个。但报社不让我走，我变成撰述委员，中间又做了四五个节目。
　　我一直没有大志向，到现在都没有，都是事情来了找上我。我们一家只有三口人，父亲有很稳定的收入，他曾对我讲过：“你将来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在家，我养你也把你养到老。”维持一个简单甚至是简陋的普通生活，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一直到将近40岁，还是向父母拿零用钱过日子。
　　一直到我父亲76岁那年摔了一跤，家里很多事，我才必须自己去处理，在那之前，我连税都不报的。你可以说我运气好，也可以说我有点智障，生活上浑浑噩噩，要赚什么钱，达到什么地位，统统不知道。但是在所学、所事这件事情上，我却是义无反顾。
　　
　　值得写的我才写，不消费自己
　　
　　大学8个学期中，我5个学期第一名，考研究所也是第一名进去。我有本长篇小说叫《城邦暴力团》，序里面讲的读书的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样读书的，拿到一本书，有个问题不能解，到另外一本书里去找，找啊找就看下去，甚至忘记。原来要找什么，非常“接驳式”的阅读。你也不能讲是苦读，我读得挺乐的。
　　没有单一的作家是我的role model(典范)，每个人都在影响我。就像从小学开始拿笔写字，一直到大学、当完兵，我只要看到谁的笔迹好看，就跟着他学。现在回头去想，大家的字都差本多，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着迷于其他同学的笔迹，但当时的我就像海绵一样，看到什么都不断吸收。
　　生活上没有压力，使我不必去设定人生在几岁时要赚到多少钱，我可以更纯粹去面对我的作品。当年我写《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一下卖了20多万本，到第2年，好朋友初安民(现任《印刻文学生活志》总编辑)约我出来，跟我说再写一本，我说不写。他说要找别人写大头妹，我说那不是糟蹋吗?才当场拿点菜的单子，抄写了12个回目，他一份，我一份，回家贴在台灯上，前后26天，12个工作天写完那本书。
　　这本书后来卖了16万本，过了一年，他又来找我，我就在书里把主角写死了(笑)。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做一件有明确收益目标的事，我可以再写，但是不可以为了写而写。
　　对于创作，你认为完整了，就没有理由再出一样的东西。《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都是个别想好了，就这样干，《野孩子》实际写9天，《我妹妹》实际写12天，很短的时间完成后，不应该再被消费、复制。你现在看市场上很红的作家，没有一个不消费自己，不重复自己。那是他们的选择，我不是。
　　当我没有其它功利目的，生活就很准确地驱动我到必须从事的行业里去。我必须对故事情节、人物、使用的字、语言负责。选择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写的内容，而且东西要耐写，这是我从20多岁就知道的事。
　　
　　专注当工匠，总有奇遇
　　
　　我从不去想自己是个有风格的艺术大师或小说作家，我就是个工人。我一直认为工匠的技艺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只要眼睛里看到在工作中的人，专注工作的人，他们都会吸引我。尤其是操作工艺的时候，这些人的神情特别可爱。
　　在我人生里有非常多的例子，当我非常专心而努力地从事一件看起来没有用的事时，日后都会有用。
　　像我很喜欢李商隐的诗，一直觉得里面有玄机。研究生一年级时，有一天我遇见小说家高阳，他本来不理我的，但是我说，我认为李商隐有个小女朋友，而且可能跟他非常亲近。他一听完，我们就约吃饭，从那以后起我们几乎每周见面，变成忘年之交。
　　在我那个时代，高阳不见人的，他只跟张大干、台静农来往。后来他教我很多东西，考证、学问、史料的运用，我对李商隐的兴趣纯粹只是因为我觉得那诗里面有鬼，却因为一句话，结了一个缘。他带给我内在的充实、驱动，难以估计，开启我写历史小说的大门。
　　这些年重新写旧诗，写了大概2000多首，对我来说也是工艺品。有人问我要不要出诗集?没有这个打算。也许我会写到5万首，会印一堆给我的朋友看，但不会做成诗集。因为它就像日记一样，是我的手艺，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要做。
　　结果突然今年7月来了一个活儿，吴兴国要我写京剧，当然我从小看京剧，但从来没想过我会去编剧本。正好写旧诗写很久了，写他的戏辞，就跟吃花生一样，很快，而且还比现在看到的京戏词更吻合于古典的格律。这是不期而然的收获。
　　
　　天才要顶得住锻炼
　　
　　我没有真正融入过这个社会，但是适应社会，或是社会对我的期待非我所愿，对我也从不构成情绪困扰。有一次我到《中国时报》去，遇见老朋友，他说你在博客那样写，心脏要很强。我没有心脏很强，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个人遇到挫折，我到所受的训练里面去找解决之道。比方说写得不好，看法不够深入，那就不停地锻炼。
　　写作这东西，如果问我什么叫“大才”或“天才”，就是“不费力”。但是，天才另一个准确的解释，是经得起超乎常人的辛苦锻炼的这种人。我的工作里，也有这个部分。
　　
　　(责任编辑／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