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才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工业化。工业化之路，也是工业地理分布在国土上的不断迁移、积聚和再迁移、再积聚的历程。
　　从一穷二白的“一五”计划，到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产业大迁徙，中国的工业版图被不断塑造和重塑。
　　工业地理的变迁也折射了大国政治经济的走向。在过去的火红年代，从广阔的东北平原，到黄沙漫天的西北戈壁，再到西南的崇山峻岭，到处都有着中国工业的足迹。
　　过去的路，体现了中国人工业化的决心和全国动员的潜力。尽管有过曲折，但这种曲折也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中国的中西部依然有着相当规模的工业和优质企业。这对区域的平衡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另一股强大的市场化力量也不断推动着产业向东部沿海积聚，这个不可逆的过程，正不断塑造着中国工业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力。

人的因素

　　如果按照西方的工业崛起的模式，那么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可能根本没有工业，即使有，那么也必然少得可怜。
　　物流成本一直是西方工业区划选择最核心的变量。如果一块土地靠近原料产地，又靠近市场，那么最好不过，但这样完美的土地并不多，如果有，那么很容易就成为了最初的工业区。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原料和市场都是面向全球的，那么靠近大洋获得最佳物流成本的概率最高。因此，西方基本上所有的工业区都位于大洋之滨。
　　美国的大纽约工业地带、日本的沿太平洋工业地带是沿海工业地带的典型，而美国五大湖工业地带和德国鲁尔工业地带则同样有发达的水网，直接连通大洋。而且，它们的内河水路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与从重庆朝天门到上海港相比。
　　但最终，中国的工业分布并非全部面向大洋。即使那些对原材料运输成本极度依赖的重工业，比如钢铁、石油冶炼等，依然在中西部存在着大量的巨型企业。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地理分布走上了和西方不同的道路？这背后，不能忽略人的因素。

如果按照西方的工业崛起的模式，那么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可能根本没有工业，即使有，那么也必然少得可怜。

　　中国的近代工业始于19世纪60年代肇始的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可以看作是一场晚清版的“地方竞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地方大员长期主政长江流域的主要省份，因此沿长江一线的武汉、安庆、南京和上海等地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工业项目集中地，汉阳铁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等纷纷设立。
　　此外，华北地区由于拱卫京师，也是直隶总督所在地，所以部分城市诸如天津、开平（现唐山市开平区）等地也是洋务运动重镇。沈葆桢等主政福建，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制造业也崛起于南洋之畔。
　　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工业项目选址既考虑到了海路、长江水路对物流成本的节省，另外也很大程度出于地方大员的“私心”，其主政之地的中心地带往往是首选。这样的工业布局尽管会产生经济性方面的代价，但换个角度看，没有这一代地方大员的能力与决心，近代工业的成果将大打折扣。
　　以汉阳铁厂为例，张之洞之所以把铁厂建设在一个既不产煤也不产铁的汉阳，而不是当初选定的铁矿带湖北大冶，有史料称是因为张之洞希望“每天能看到铁厂的烟囱”。原因看似好笑，但可以肯定的是，选在汉阳显然更便于张之洞的掌控。
　　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近代工业的地理分布既有物质的因素，需要考虑原料、物流等的可得性以及运输成本；也有人的因素，即工业创办者对项目选址的主观规划。之后，由于工业的积聚效应，在这些项目周围开始形成了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集群，形成了中国最初的工业城市，如武汉、安庆、上海、天津、开滦和福州等。
　　这些最初的工业城市，对中国经济地理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随之而来的近代铁路建设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城市来进行的。到清朝覆灭之前，中国的铁路里程超过9000公里，而这些洋务运动的宠儿城市基本上都一跃成为铁路枢纽。
　　但到了民国时代，中国的工业地理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开始对全国的工业资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聚。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1937年爆发全面抗战之前，中国的工厂60%都集中在长三角，而30%又在上海。此后，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的地位从未被动摇过。
　　不过，真正决定了中国工业地理分布格局的，是建国之后的三轮工业地理大变动。

南北之分

　　某种意义上讲，洋务运动肇始的近代工业，只能看作是中华民族迈入工业时代的一次尝试，中国距离一个工业化国家依然遥不可及。比如在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580万吨，这个水平不过是个二流工业国。当年，美国、苏联和德国分别为5000万吨、1700万吨和1900万吨。但此时中国的钢产量不到50万吨，不及日本零头，中华健儿只能以血肉之軀去抵挡日本人的钢铁武器。
　　只有在1949年之后，中国才真正得到了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的机会。新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始于“一五”计划，此时，苏联的援助功不可没。从地理分布来看，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大部分都分布在北方，尤其相对靠近中苏国境线的地带。
　　东三省是重中之重，辽宁有24项、吉林有11项、黑龙江有22项，总共57项，占据数量的三分之一强。而且，东北都是投资巨大的汽车、钢铁、机床等大项目。如果从投资来看，国家对东北的倾斜应该更大。
　　东北之所以成为重大项目集聚地，一定程度上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工业基础有关系，同时也和东北临近中苏国境线，更容易在特殊时刻获得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同盟的军事支援这一考虑分不开。
　　这一点在西北体现得更为突出。西北地区并非近代工业重地，但西北的甘肃和陕西同样是项目大省，甘肃占16项，而陕西获得了24项。其中光西安就有了17项，成为接受项目最多的城市，这些项目直接奠定了西安军工大市的地位。 　　相比而言，南方地区获得的项目就少得多。有研究者认为，南方地区获得的项目较少，一是和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关，二是和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有关。秦岭以南和淮河以南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南方，适合发展大规模工业的地区主要是平原，四川盆地、两湖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较合适。但长三角和珠三角位于当时的沿海“前线”，所以并不是首选，只有四川盆地和两湖地区成为了南方获得项目较多的地区。
　　四川绵阳获得了无线电项目，家喻户晓的长虹正是这个项目的产物。之后，绵阳长期生产军用雷达系统，是国防工业的重中之重。于是，绵阳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大市。直到今天，绵阳依然长期位居四川GDP老二的地位，位列成都之后。
　　实际上，四川获得了超过10个项目，而湖南和湖北在南方省份中也算斩获较多的省份。比如武汉市，就获得了包括武钢（武汉钢铁公司）、武重（武汉重型机床厂）、武锅（武汉锅炉厂）、武船（武昌造船厂）等在内多个超级项目。它们直接奠定了武汉作为我国长江沿线除上海外最大工业城市的地位。

东北和西北临近中苏边境，而西南四川盆地深入内陆，这些地区在国防意义上讲都较为安全。而轻工业诸如纺织等则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和其他南方省份。

　　经过一五计划以及苏联的援助，中国工业新的地理分布格局基本上形成，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主要位于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东北和西北临近中苏边境，而西南四川盆地深入内陆，这些地区在国防意义上讲都较为安全。而轻工业诸如纺织等则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和其他南方省份。
　　直到改革开放，这种格局依然没有大的改变。而正是这种“南北差异”，影响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

面向大洋

　　必须一提的是，在“一五”计划和改革开放之间，中国还有一次工业地理的变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始于1964年，彼时，中苏交恶，而中美关系也趋于紧张，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东南沿海并不安宁。换句话说，此时的中国正与世界两大强国较量，“两个拳头打人”。于是，出于备战需要，中国从原有的工业地带向中西部地区的10多个省和自治区进行一场工业内迁。
　　所谓三线的“线”指的是“前线”，一线指中苏边境和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二线则往内推移，到河南、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带，三线则主要是云贵川、甘陕青海等地以及两湖、两广往西和往北的部分地区。
　　三线建设止于1980年，从1964年到这个时候，三线地区的工业投资基本上占全国同期的四成，在三线地区建设的工厂和矿业企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超过了1100个。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三线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建设。但实事求是地说，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看，三线建设也缺乏足够的经济性。
　　比如，一些项目被要求必须山、散、洞的原则，即靠山、分散、隐蔽，对战备而言，这未可厚非，但战备往往都是极其不经济的。在中西部的山区和人迹罕至地带，进行过度分散的工业布局，既极大地增高了物流成本，也违背了工业集聚的常识性规律。因此，其造成的隐性成本不可谓不大。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三线建设被果断叫停。三线建设的停止，宣告了中国工业地理变化进入了崭新的阶段，生产要素开始从西向东，特别是向着广东等东南沿海流动。而且，这个过程持续至今，从未发生大的逆转，并影响着年轻中国人的选择。
　　如今，中国的工业地理至少有两个必须关注的大势。一是南北产业的固化，正在催生经济的分化。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的重工业主要都分布在北方，这使得在改革开放之前，北方的经济几乎可以与南方平分秋色。但重工业也可能是负担。

　　首先，中国的传统重工业很多门类都在全球缺乏竞争力，而是主要满足国内需求。因此，一旦国内经济放缓，北方一些重工业门类将首当其冲。如果加上环境指标的收紧，其遭受的影响更大。其次，重工业多数都以国企为主，长期的国有企业传统可能不断扭曲区域的营商文化，同时也会形成对民营企业在资源和资金上的挤出效应，让后者发展不起来。
　　但南方不同，改革开放之前，除了上海之外，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工业都以轻工业为主，但受制于当时的体制限制。这就给改革开放后民营资本进入轻工业留出了足够空间，再加上南方江浙、广府潮汕等地区重商传统的恢复，南方经济迅速崛起。

南北产业的固化，正在催生经济的分化。

　　此外，港台以及欧美外资制造业资本的进驻，直接將南方的制造业接入了全球分工系统，而北方的重工业并没有这个机会。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IT硬件制造基地，这些地区赶上了信息产业的东风，未来潜力，依然很大。
　　另一个大势是一线城市的地位不断固化。最近几年，从国家财政部公布的个税数据看，北上广深四座城市的个税总和长期稳定在全国的四成左右。
　　这个数据的背后是产业在城市间的分布正在不断固化。因为，只有高端服务业才有更大的概率产生高薪，个税数据也意味着以金融、智慧设计等为代表的高管服务业正朝着一线城市积聚。而且，这些产业本身有着知识分享的硬性约束，因此积聚还会继续加强。相对而言，原先的生产环节则可能不断向卫星城市迁徙，比如从深圳迁往东莞，从上海迁往苏州。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地理分布几经波折，但大江东去，不可阻挡，在不同城市间构建富有梯次感的产业分工，从而构建愈发面向大洋、面向世界的产业体系是正在发生的趋势。所有人，都需把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