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军为了弥补国内男性劳力的不足，大规模征用盟军战俘充当奴隶劳工。日本人为将这些战俘从占领区转送到日本，动用了大批船只。这些船只在西方被称为“hellship”（地狱航船，或死亡航船）。
　　被虐杀、虐待和疾病威胁的俘虏
　　日军转移白人战俘事件发生在1942年到1945年间，每一个年份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1942年是第一阶段。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在东南亚的闪电战取得很大成功，盟军有30多万名官兵被俘。日本人释放了印尼战俘，征用了印度战俘来对付英国人。英美等国的白人战俘还有14万人之多。日本人对于如此庞大数目的战俘的处理缺乏总体规划，他们开始用船将战俘从占领地向外转移，转送到各个战俘营。此时“地狱航船”开始登场，战俘们被塞到没有通风设备和卫生设施的货仓里，被当成货物运输。由于日军不允许战俘上甲板透气，很多战俘被闷死。还有大批战俘死于虐待和残杀。另有少数船只被盟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战俘们随船沉入大海。因为日本人拒绝在轮船上打上红十字标记。经历“地狱航船”幸存的战俘，则被广泛征用于在占领区修建铁路、建设机场、开挖煤矿，等等，很多战俘累死、病死、饿死。在这一年，日本共出动54艘轮船运送了49459名战俘，每次航行大约10天，共计有2240名战俘死亡。
　　1943年是第二阶段。由于前期大量战俘的转运工作已经在1943年春天前完成，而日本国内工业生产对于盟军战俘劳工的需求还不是那么迫切，所以这一年“地狱航船”的活动频率大大降低。规模虽然小了，但是“地狱航船”上的恶劣生存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盟国海军，特别是潜艇部队的活动大大加强，对于日本船只的袭击也加强了。国际红十字会鉴于许多战俘船只被攻击沉没的事实，呼吁参战各国区别对待运送战俘的船只，但日本无视国际公约，因而未能取得成效。
　　1944年是“地狱航船”活动的高峰期。盟军各国的潜艇，特别是美国潜艇对日本船只的袭击战果不断扩大，加上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已经显露颓势，日本国内被征召入伍的男性劳动力越来越多，本土劳动力缺乏。因此日军在本年度对盟军战俘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转运。由于美军潜艇的有效攻击，盟军战俘登上了“地狱航船”就等于进了地狱。本年度转运战俘的数量大约与1942年持平，为47057人次，伤亡却为17383人。
　　1945年是最后一个阶段。随着战争的推进，“地狱航船”航行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被转运的战俘普遍受到了虐待，“地狱航船”上战俘自杀、相互残杀的情况很普遍。在日本宣布投降前，本年度转运的战俘人数，已达到令人震惊的12.6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超过2.1万人。
　　列斯特·坦尼眼中的“地狱航船”
　　美国老兵列斯特·坦尼在菲律宾巴丹半岛被俘。他对“地狱航船”有如下回忆：
　　1942年9月5日，在日本兵的指挥下，我们排队走上了一艘名叫“泥丸号”的日本货船。从外表上看，这艘船至少有30年的船龄，船体锈迹斑斑，极度老化。
　　我们一上船，就有一个日本军官前来训话。他叫田中，海军中尉，“泥丸号”的指挥官。他说，我们将去日本为“大日本帝国服务”。
　　我们24小时都要呆在货舱里。货舱长宽大约各50英尺，高20英尺（约合6米），四壁都是锈迹斑斑的金属。我们每个人能分到5平方英尺（合0.46平方米）的空间，这点地方压根就不能躺下睡觉。货舱里没有电，只有当舱口打开的时候，才会透进一丝光亮。
　　舱里臭气熏天，木头地板上堆满马粪，地板缝里湿乎乎的是尚未干透的马尿。不久前，这个货舱是用来装运马匹的。没有几天，我们的衣服上都沾染了马匹排泄物的恶臭。除了这些，空气当中还混杂着人的粪便的味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患上了痢疾，起码有一半的人正遭受着疟疾的折磨。货舱的密闭空间，让这两种疾病迅速蔓延，击倒了很多兄弟。我们选了两个角落放便桶，但两个便桶容不下500个人一整天的排泄物，经常会溢出来。靠近的兄弟不得不睡在屎尿当中。
　　脚气病也是我们的另一个敌人。我们长时间营养不良，体内缺乏维生素B1。湿脚气病会引起腿脚、生殖器、腹部，甚至是面部的水肿，脚部最严重，布满水泡。我们只能轻轻拍打患者的身体，以便排出一些水分，减轻患者痛苦。干脚气病，多侵袭腿脚，与湿脚气病相反，身体缺少水分，引起的剧烈疼痛，就像遭受电击一样。后来我们才知道，脚气病不同于脚气，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会导致严重的心脏问题。
　　我们在木地板上和衣而眠。每天晚上都有人疟疾发作，冷得直打哆嗦，哭喊着想要毯子，几分钟之后，他们又开始尖叫，说身体着了火。
　　日军看守向我们散发军方的“红头文件”，标题是“犯人管理条例”。条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性条款，违背了会受到惩罚。第二部分是严禁违反的条款，触犯了就是死路一条。据我所记，第一部分包括：不准在船上随地大小便；不准对食物数量和居住条件提出任何异议；犯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一份米饭；便桶满了要放在货舱中间，通报后方可外出倾倒。第二部分的条款包括：没得到看守命令就爬货舱梯子；意图损坏任何船上物件；拿取超出自己份内的食物；违反日军的命令或指示；对卫兵大声说话或开低级玩笑；未经允许在货舱外活动。
　　没有人敢以身试法，我们甚至竭力阻止他人触犯这些条例，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犯罪”，其他人都跟着倒霉。然而惨剧还是发生了。在离开台湾的第三天，一个深受疟疾和痢疾折磨的兄弟突然失控，他大声叫喊，想要到甲板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还来不及阻止他。日本看守听到喊声，跑过来打开舱盖。刚才还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兄弟，不知哪来的力量，竟然一跃而起，迅速地爬到了梯子上。当他把头伸出舱口时，看守的刺刀刺进了他的脖子。他跌落在地，双手捂着脖子，鲜血透过指缝喷溅到地板上，喷溅到离他不远的兄弟的身上。第二天，他在饥饿中离开人世，尸体被抛进大海。因为我们没看好自己人，所以第二天没有吃到早饭。
　　萨缪尔·杰克布森回忆“地狱航船”
　　萨缪尔·杰克布森是二战初期驻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远东空军第20中队的后勤军官。他也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他对“死亡航船”的回忆如下： 　　海港里停泊着很多轮船，日本人把我们赶进了最破旧的那一艘。这艘老旧的加拿大货船被日军俘获，被日本人用来运送我们前往日本。我们被日本人赶进了船前部的两个货仓，货仓的空间非常狭小，日本人往里面硬生生地不顾我们死活地塞进了505个人。我们在货舱里根本无法坐下，很多人只能站着。货舱里的空气非常糟糕，更要命的是，日本人竟然在货舱上面蒙上了大块帆布。货舱逐渐变得闷热，由于船舱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没过多久就弥漫着屎尿的恶臭。我们对着日本人喊，给我们空气。日本人不搭理我们，威胁我们再叫就不给我们水和食物。快到半夜的时候，日本人才扔给我们一壶水和一桶米饭。日本人后来又扔给我们几个五加仑的罐子，让我们当屎盆、尿盆。船舱很快变成了臭虫、虱子和跳蚤的乐园，这些吸血虫让我们不得安宁。
　　我们在海上走了两个星期，有一个大个子受不了了。他发了疯，在船舱里打人，我们试图按住他，让他冷静下来，可是他却没有能够缓过来，死去了。日本人往他腿上绑了一个大铁块，把他的尸体从甲板上扔到海里。两个星期以后，日本人允许我们上甲板上透气，因为船长害怕恶劣的船舱会让更多的战俘发疯或者死去，从而无法对上司交代。我们“自由”的那一天，狂风大作，暴雨狂袭，但是兄弟们宁愿呆在甲板上，也不愿意回到让人窒息的船舱。
　　日本人一天给我们提供一小杯的米饭和一小杯的水。米饭实在太少，很多战俘一粒米一粒米地吃，只为吃得时间长些。甚至某些兄弟身边有人死去了，他们还会让他的尸体能躺多久算多久，只为分到死去的兄弟的那一份少得可怜的口粮。我们通常是捱到死去兄弟的尸体散发出恶臭才报告日本人。
　　暴风雨持续了八天，我们到了台湾。日本人此刻不允许我们在甲板上透气了，他们把我们统统赶进船舱，并且再一次用帆布把我们盖住。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倒下了。由于烧煤的老破船需要补充燃料，还需要装载粗盐，我们在台湾又呆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日本人允许我们一小批一小批地上岸洗澡。城里的居民们好奇地盯着我们这群瘦骨嶙峋的美国战俘，但是他们很快就不好意思看下去了。因为我们在大街上脱光了衣服，然后进入公共浴池洗澡。
　　快到日本本土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美国潜艇的攻击，我们在船舱里听到深水炸弹的闷响。我想美国潜艇攻击我们，是因为日本拒绝在船上打上红十字标志，美国潜艇不知道船上装载着战俘。9月3日，我们总算到了日本。
　　我们在海上航行了62天，我饥饿难耐，全身酸痛，腿脚肿胀，脚气病发作，臭虫，虱子和跳蚤对我轮番骚扰，但我很幸运，因为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