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典图书而言，修订是一种自我尊重、延续生命的方式。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美术史》修订本称得上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修订。
　　 其一：勘谬。这套书原由专家集体分头撰写，众擎之举，故各章节之间或有重复，或有脱节，术语不统一，甚至观点相左都在所难免，也是老版的主要弊病。此次新版大量更正了这一问题。如高更，在后期印象主义中出现，亦在象征主义中出现，老版本各有描述，新版本将其重点放在后期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处只是略表与“参见”，不再浪费篇幅。对术语、译名等的处理也是如此，书中只有统一的中文译名，原文一律出现于书后的译名对照。这是各主编与作者高度统一的结果，也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更是一部严肃的学术图书的基本要求。
　　 其二：删旧。老版本中大量带有上个世纪80年代的意识形态色彩，如东欧和俄罗斯苏联部分比重较大，一些作品以“阶级”价值观加以评判，这是当初阅读时最感别扭的部分。新版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此类陈腐评述和史料大量删节或修正，舍去过于细节化的情节，取历史的主干和经典，轻装上阵，同时作为大型通史，又保存了足够的信息量。
　　 其三：纳新。对于新资料的补充，是此书的最大价值所在。对于错漏、重复和不统一之处，现在的读者可以根据经验自己加以甄别，而新撰写部分才带有当下学术研究的印记。此书补充新撰部分，主要集中两点：一是对新发掘的美术史资料、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大量补充，二是20世纪现当代（尤其是50年代至80年代）部分的撰写，两者皆论述详尽，史料扎实，与图书整体融为一体，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
　　 以上几点足以使我不后悔收入前后两套《世界美术史》，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时期我国外国美术史研究的水平，既有重叠，更是递进。
　　 就学术价值而言，如主编朱伯雄先生所言，各位作者“朝乾夕惕，力求论则完备，史则确凿”，此版《世界美术史》在历史细节，资料丰厚方面无出其右（作为通史），同时在整个架构上，也显现出一定的新意。
　　 此书在大的结构上仍循惯例，以时间的先后次序为经，宽广的地理全景为纬来划分章节，让世界美术史中的重要事件清楚地显现出来。朱伯雄先生于修订前言中提出了破除“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论调，但就全书看来，仍然是欧洲部分比例最大，十之五六，其他依次是东亚、北美（在欧洲的背景下）、南亚、中东，对于中南美洲、非洲、大洋洲艺术则放在原始艺术一卷里，作为一种“共时性”的论述。这与资料的掌握有关，更重要的是，西方中心论以外，同样尚未有成熟、高度完善的理论体系出现。对此巴勒克拉夫曾有清醒地表达：“越是强烈的相信需要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史，历史学家便越容易认识到撰写这种世界史的过程中所包含的问题和实际困难。至今，试图撰写世界史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对此，大家的看法似乎是一样的。然而，对于有关撰写世界史的目标和方法，意见却很不一样”。所以此书在框架、体例的完善上，已尽了最大努力。保有严密的历史维度，同时亦注重大、中小文化圈的相互补充，对于以前铁板一块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消解，已经是不小的进步。
　　 此外，此套书有着学术图书简洁、雅致、朴素的面目，5000幅图片的插入比例得当，版式严谨，赏心悦目。
　　 必须提到的是，虽为修订，但作者阵容强大，传递了几代美术史学者的共同的智慧：朱伯雄、潘耀昌、李春、奚传绩、俞永康等老一代美术史家主持和参与了此书；薛永年、王镛、朱青生、陈平、刘晓路、冯华年、彭俊军、陆蓉之等为该书的修订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