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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这片墓园被宣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尽管那些被改变的人生不可能转回来,但总算是一个安慰。
田太权
田太权个头不高,加上苍白的肤色和一双明显非常小的手,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在他高大宽敞的工作室外面停着一辆蓝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房子、车子和他的体形形成强烈的对比。
他是在重庆生活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出生在码头工人聚居的街区,年轻的时候常常目睹邻居们的暴力冲突。在拥挤的坡度很大人口密集的区域,很小的摩擦也会引起激烈的冲突。突然间,人们拳脚交加,操起身边任何顺手的东西,向对方身上砸去。他们并非要做生死搏斗的世仇。恰恰相反,打架的双方头天还在一起上班,第二天还要在一起吃饭。这种轻易发生又迅速平复的暴力场面、贫民区的戾气和困苦的生活一起,深刻地留在田太权的记忆当中。
和所有出生于1959年前后的中国人一样,记忆的核心是吃。从好的方面说,贫穷的街区有它温暖的一面,人们端着饭碗从东家串到西家,在一顿饭的工夫里品尝到邻居们大同小异的厨艺。人们吃着一样的食物,没有财产,所以不用担心失去财产——这一点和今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冬天到来以后,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披上棉大衣,通宵排队。不是等待苹果发布新产品,也不是为了买演唱会门票。他们排队的目的是买白菜。
1984年,他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那是一个快乐和充满期待的开始,但伙食仍然是他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他带我到美术学院对面的老字号的豆花店吃饭。房子和家具都很陈旧,门口的豆花摊上放了几排料碟,红的是辣酱,黑的是豆豉,绿的是葱花。陈设和食物与25年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价格。20多年前,一碗豆花的价格是一毛钱,面条一碗两毛七分。如今豆花的价格是那时候的50倍。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贫穷和暴力不像田太权幼年时那样触目,但那种与贫穷同来的焦躁不平的情绪却很难抚平。有时候他怀念一去不复返的青少年时光,怀念那种朴素的单纯,怀念年轻的野性,怀念贫穷但是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气氛。
他感到很矛盾。因为置身现世感到不平时,回忆容易美化甚至背叛事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田太权还是个孩子,不能体会成年世界里无处不在的匮乏和精神紧张。当他开始探究自己的少年时代时,扑面而来的不是安宁,而是动荡,不是温情,而是仇恨和死亡。
几年前,四川美院的院长罗中立带我们去参观学校旁边的艺术家工作室。那里本来是一家军工厂的仓库,被川美买下来以后,打开大门,发现里面停满了坦克,所以被称作“坦克库”。更早的时候,这些仓库所在的地方是两个大鱼塘。几十年前,罗校长来美院附中应考,正逢天阴落雨,他捧着一双鞋,走过泥泞的稻田,在池塘里洗过脚才上岸。后来罗校长考进美院附中,饿肚子的时候下塘偷过鱼,夏天的晚上偷偷跑出去,下水游过泳。“文革”中,鱼塘改作了军代表所在军工企业的仓库,一直到2000年。那一年有个机会,罗中立就出手把地和仓库买了下来,改建成了工作室,用便宜的价格租给了艺术家。我就是在其中一间里遇上了田太权。他人很温和,作品的调子却很阴郁。在高大的墓碑群中,一个幽灵般的年轻女孩出没在其间。她的军装和皮肤已经残破,但神情却浑然不觉,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
我自然问他这些作品的由来。他说,作为常规兵器基地,重庆生产的轻武器配套齐全,枪弹齐备。因为这个原因,1967年到1968年间的全国性的武斗中,重庆的死者数以千计,惨烈程度冠绝全国。沙坪坝至今保存着一处武斗死者公墓,里面埋葬着300多名红卫兵和青年工人的尸骸。有些篆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和“永远保卫毛主席”字样的巨型墓碑上,最多的时候同时刻有30多个死者的名字。
田太权在前半生里对此一无所知,听说了这个故事,创作了一组作品:墓群中游荡着幽灵般的年轻女孩。她们戴着军帽,穿着绿色的军装,斜挎一个背包,上面缀着红色的袖章。这些身材曼妙,皮肤白皙的姑娘正当青春年华,为自己心目中的革命献出了生命,自以为追随了这座城市血与火的历史,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段历史让人惭愧,以至于活着的人无法直面这一切。人们迫不及待地忘记了他们。如果不是田太权和其他人的召唤,这个墓群的故事将永远被埋葬在那里。
曾钟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比田太权年长10岁的曾钟亲眼目睹革命吃人的一幕。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曾钟被红卫兵组织扫地出门,从此与文攻武卫无缘。在羞惭、愤怒、郁闷的1967年夏天,他闲居在化龙桥家中,无所事事,突然发现造反派“八一五派”正在攻打另一个造反派“反到底”设在工业学校内的据点。那一天是7月25日。他和邻居家的孩子们张大了嘴巴,听见枪声响起,穿过树林发出刷刷的响声,浑然不觉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没有人觉得恐惧。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为了革命理想,要勇于牺牲。牺牲不可怕,而是无上光荣。他们通过电影理解战争,那里面“好人永远不死,坏人只要一枪就会毙命”。每个人都自认为革命者,是好人,所以不足以看出这里面逻辑的漏洞如同掀掉了窨井盖的井口,一瞬间就会吞噬生命。《815战报》的记者在阵地之间拍照,他没有任何战术动作,不躲闪,不隐蔽,一直冲到对方阵地前面,被一枪击中脖子,倒在阵地上。
重庆的武斗从此进入了悲剧性的热兵器时代。作为一个常规兵器生产基地,一支步枪在这里可以找到适合它的子弹,一颗炮弹在这里可以找到适合它的炮筒。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死伤枕藉,数千人死于非命,伤者不计其数。武斗最剧烈的时候,长江上游弋着武装舰只,武斗双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水战。这是其他任何地区没有出现过的血腥场面。
因为腿上开过刀,几年前曾钟办了提前退休手术,打算玩玩摄影度过余生,直到他在沙坪公园里发现了这块墓地,开始寻找墓碑背后的故事。他得到了另一些业余的研究者的帮助,其中有何蜀和陈晓文。陈是重庆出版社的编辑,他最早抄录和整理墓碑上的文字,何是《红岩春秋》杂志的前副主编,他整理出了重庆“文革”的大事记。
曾钟拖着不方便的腿脚,闲步在墓园里,随口说出一个个血腥的故事,那的确和1967年7月25日的情景一样,让人印象深刻,足以终身难忘。
有一些惊人的巧合让人对历史心生一种悚然的敬畏情绪。饶国模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了。曾钟告诉我,这块墓地本来是饶国模的家族墓地,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于1940年代去世后,一度就葬在这里。1949年后,这里变成了一片苗圃,直到让其他革命都黯然失色的“文化大革命”到来,热衷于文攻武卫的革命小将夺取了党政权力,顺理成章地将此处辟为墓地。革命小将们在这里大树其碑,其中有一些模仿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水泥纪念碑拔地而起,虽然形制小得多,上面龙飞凤舞的毛体字却将这种模仿发挥到了极致。很难猜测,革命小将是否知道饶国模的存在。
曾钟有一个迷惑:毛主席最信任的、出身最好的革命小将们死于武斗,他这样出身不好的逍遥派倒因祸得福,上了大学,安度晚年——他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呢?
席庆生
席庆生带我看了他母亲的墓。他和曾钟都生于1950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年方十六,血气方刚,不同的是他出身红五类。武斗开始之后,父亲作为造反派头目战斗在外,他家附近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陣地,居民们不得不都带着衣服被褥炊具逃亡。战事进入了拉锯对峙状态,席庆生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到大渡口去投奔亲戚,一路上看到的仿佛电影里的战争景象,交通要道上工事林立,卡车被焊上了装甲,路边挖出了战壕,沿途设有路障。傍晚的时候,他们走到毛线沟的一座山脚下,看得到对面山上的亲戚家的房子,突然有人朝他们开了一枪。
枪是朝席庆生打的,但是没有打中他。他和弟弟卧倒的时候,第二枪响了,把母亲打倒在地。他爬到母亲身边,看到子弹击中了母亲左肋,从右胸贯穿而出。他想用衬衫堵住鲜血喷涌的伤口,发现只是徒劳,于是脱下白色背心,向开枪的方向挥舞。他向枪手示意,自己只是过路的老百姓,但是那个枪法糟糕的枪手没有理会他,仍然冷静地一枪接一枪地朝他射击。他放下母亲,爬到旁边的海椒地,在那里找到了弟弟。不远的地方有老乡拼命在自家房子前面挥手,让他们跑过去。他们沿着海椒地沟跑动的时候,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在耳朵后面响了起来。
晚上,席庆生在阵地上找到了父亲。父亲带着人,用担架把母亲抬了回来。她已经断气很久了。开枪的并不是敌人,而是他父亲的战友。很久以后,他才知道父亲的战友开枪的理由——或者说并没有任何理由,这位战友刚刚分到武器,一阵激动,于是选中他们母子三人作为活靶子,想练练自己的枪法。当时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母亲的遗体被送往重庆大学,那里是“八一五派”的总部所在地,学校体育馆的休息室被改造成停尸间,死于战斗或者母亲这样受无妄之灾的“815”派死者统统送到这里,清洗尸体,然后穿上军装,别上领袖像章,最后送往公墓下葬。负责清洗尸体的都是俘虏的敌人。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很快发肿膨胀,军装套不进去,只能摆放在肿胀的尸体上面。
同一场战斗中的死者被头靠头、脚并脚地葬在同一个墓中,他们的名字被篆刻在同一块水泥板上,多年以后,风化让字迹变淡、水泥脱落,附近的农民撬走了墓室上的石条,有一些名字永远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死在什么时候,死在哪里,为什么被埋葬在这里。
和席庆生一起来的是何蜀。他是重庆“文革”历史的研究者,而这段历史被1967年和1968年的武斗定下了基调,一直影响到今天,乃至未来。
为了把伟大的革命继续推进下去,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加纯洁,为了理想的社会早日实现,为了拥护和保护领袖及其路线,重庆的年轻人和全国的年轻人一样,用暴力(语言的和行动的)夺取权力,为了观念不惜消灭对手的肉体。他们只是走得最远,做得最极端。最后的结果却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之外。死者犧牲了一切,生者却一无所获。人们自以为播下了龙种,最后收获的却是跳蚤,只有跳蚤,和随之而来的长达10年的政治恐怖,以及牢狱和死亡。
席庆生说,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战争双方喊着同样的口号,有着同样的目标,保卫同一个人,却想尽办法,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些派系领袖的下场,据何蜀了解,大多很糟糕。有些人至今仍在回味那段时间,以为那是他们最扬眉吐气的日子,期待着任何重演的可能。另一些人知道自己被人利用的时候,大错已经铸成,一切都晚了。他们的后半生已经被预支了。
在重庆大学的体育场里看到了太多的尸体。席庆生并不感到恐惧。母亲的死麻痹了他年少的神经。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一个生意人,和兄弟姐妹们重新修缮了母亲墓前的碑。那一场无由来的狙击永远不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试图说服政府,将这块墓园作为文物保护起来。这也是何蜀、曾钟和陈晓文共同的愿望。
2009年,这片墓园被宣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尽管那些被改变的人生不可能转回来,但总算是一个安慰。席庆生曾经对陈晓文说,“母亲墓落成时我站在墓前,忽然觉得派性没意思透顶,仿佛一瞬间悟明白了许多东西。从此我成了逍遥派。直到现在,遇到问题、情绪低落时,我仍常常一个人来墓地坐坐,抽支烟。”
席庆生从死者身上听到了一种警告:对煽动应该保持距离。这是重庆的一部分,不该被忘记。但不管是工作还是心情,在重庆,他和朋友们都是寂寞的。
田太权
田太权个头不高,加上苍白的肤色和一双明显非常小的手,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在他高大宽敞的工作室外面停着一辆蓝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房子、车子和他的体形形成强烈的对比。
他是在重庆生活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出生在码头工人聚居的街区,年轻的时候常常目睹邻居们的暴力冲突。在拥挤的坡度很大人口密集的区域,很小的摩擦也会引起激烈的冲突。突然间,人们拳脚交加,操起身边任何顺手的东西,向对方身上砸去。他们并非要做生死搏斗的世仇。恰恰相反,打架的双方头天还在一起上班,第二天还要在一起吃饭。这种轻易发生又迅速平复的暴力场面、贫民区的戾气和困苦的生活一起,深刻地留在田太权的记忆当中。
和所有出生于1959年前后的中国人一样,记忆的核心是吃。从好的方面说,贫穷的街区有它温暖的一面,人们端着饭碗从东家串到西家,在一顿饭的工夫里品尝到邻居们大同小异的厨艺。人们吃着一样的食物,没有财产,所以不用担心失去财产——这一点和今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冬天到来以后,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披上棉大衣,通宵排队。不是等待苹果发布新产品,也不是为了买演唱会门票。他们排队的目的是买白菜。
1984年,他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那是一个快乐和充满期待的开始,但伙食仍然是他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他带我到美术学院对面的老字号的豆花店吃饭。房子和家具都很陈旧,门口的豆花摊上放了几排料碟,红的是辣酱,黑的是豆豉,绿的是葱花。陈设和食物与25年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价格。20多年前,一碗豆花的价格是一毛钱,面条一碗两毛七分。如今豆花的价格是那时候的50倍。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贫穷和暴力不像田太权幼年时那样触目,但那种与贫穷同来的焦躁不平的情绪却很难抚平。有时候他怀念一去不复返的青少年时光,怀念那种朴素的单纯,怀念年轻的野性,怀念贫穷但是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气氛。
他感到很矛盾。因为置身现世感到不平时,回忆容易美化甚至背叛事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田太权还是个孩子,不能体会成年世界里无处不在的匮乏和精神紧张。当他开始探究自己的少年时代时,扑面而来的不是安宁,而是动荡,不是温情,而是仇恨和死亡。
几年前,四川美院的院长罗中立带我们去参观学校旁边的艺术家工作室。那里本来是一家军工厂的仓库,被川美买下来以后,打开大门,发现里面停满了坦克,所以被称作“坦克库”。更早的时候,这些仓库所在的地方是两个大鱼塘。几十年前,罗校长来美院附中应考,正逢天阴落雨,他捧着一双鞋,走过泥泞的稻田,在池塘里洗过脚才上岸。后来罗校长考进美院附中,饿肚子的时候下塘偷过鱼,夏天的晚上偷偷跑出去,下水游过泳。“文革”中,鱼塘改作了军代表所在军工企业的仓库,一直到2000年。那一年有个机会,罗中立就出手把地和仓库买了下来,改建成了工作室,用便宜的价格租给了艺术家。我就是在其中一间里遇上了田太权。他人很温和,作品的调子却很阴郁。在高大的墓碑群中,一个幽灵般的年轻女孩出没在其间。她的军装和皮肤已经残破,但神情却浑然不觉,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
我自然问他这些作品的由来。他说,作为常规兵器基地,重庆生产的轻武器配套齐全,枪弹齐备。因为这个原因,1967年到1968年间的全国性的武斗中,重庆的死者数以千计,惨烈程度冠绝全国。沙坪坝至今保存着一处武斗死者公墓,里面埋葬着300多名红卫兵和青年工人的尸骸。有些篆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和“永远保卫毛主席”字样的巨型墓碑上,最多的时候同时刻有30多个死者的名字。
田太权在前半生里对此一无所知,听说了这个故事,创作了一组作品:墓群中游荡着幽灵般的年轻女孩。她们戴着军帽,穿着绿色的军装,斜挎一个背包,上面缀着红色的袖章。这些身材曼妙,皮肤白皙的姑娘正当青春年华,为自己心目中的革命献出了生命,自以为追随了这座城市血与火的历史,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段历史让人惭愧,以至于活着的人无法直面这一切。人们迫不及待地忘记了他们。如果不是田太权和其他人的召唤,这个墓群的故事将永远被埋葬在那里。
曾钟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比田太权年长10岁的曾钟亲眼目睹革命吃人的一幕。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曾钟被红卫兵组织扫地出门,从此与文攻武卫无缘。在羞惭、愤怒、郁闷的1967年夏天,他闲居在化龙桥家中,无所事事,突然发现造反派“八一五派”正在攻打另一个造反派“反到底”设在工业学校内的据点。那一天是7月25日。他和邻居家的孩子们张大了嘴巴,听见枪声响起,穿过树林发出刷刷的响声,浑然不觉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没有人觉得恐惧。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为了革命理想,要勇于牺牲。牺牲不可怕,而是无上光荣。他们通过电影理解战争,那里面“好人永远不死,坏人只要一枪就会毙命”。每个人都自认为革命者,是好人,所以不足以看出这里面逻辑的漏洞如同掀掉了窨井盖的井口,一瞬间就会吞噬生命。《815战报》的记者在阵地之间拍照,他没有任何战术动作,不躲闪,不隐蔽,一直冲到对方阵地前面,被一枪击中脖子,倒在阵地上。
重庆的武斗从此进入了悲剧性的热兵器时代。作为一个常规兵器生产基地,一支步枪在这里可以找到适合它的子弹,一颗炮弹在这里可以找到适合它的炮筒。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死伤枕藉,数千人死于非命,伤者不计其数。武斗最剧烈的时候,长江上游弋着武装舰只,武斗双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水战。这是其他任何地区没有出现过的血腥场面。
因为腿上开过刀,几年前曾钟办了提前退休手术,打算玩玩摄影度过余生,直到他在沙坪公园里发现了这块墓地,开始寻找墓碑背后的故事。他得到了另一些业余的研究者的帮助,其中有何蜀和陈晓文。陈是重庆出版社的编辑,他最早抄录和整理墓碑上的文字,何是《红岩春秋》杂志的前副主编,他整理出了重庆“文革”的大事记。
曾钟拖着不方便的腿脚,闲步在墓园里,随口说出一个个血腥的故事,那的确和1967年7月25日的情景一样,让人印象深刻,足以终身难忘。
有一些惊人的巧合让人对历史心生一种悚然的敬畏情绪。饶国模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了。曾钟告诉我,这块墓地本来是饶国模的家族墓地,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于1940年代去世后,一度就葬在这里。1949年后,这里变成了一片苗圃,直到让其他革命都黯然失色的“文化大革命”到来,热衷于文攻武卫的革命小将夺取了党政权力,顺理成章地将此处辟为墓地。革命小将们在这里大树其碑,其中有一些模仿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水泥纪念碑拔地而起,虽然形制小得多,上面龙飞凤舞的毛体字却将这种模仿发挥到了极致。很难猜测,革命小将是否知道饶国模的存在。
曾钟有一个迷惑:毛主席最信任的、出身最好的革命小将们死于武斗,他这样出身不好的逍遥派倒因祸得福,上了大学,安度晚年——他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呢?
席庆生
席庆生带我看了他母亲的墓。他和曾钟都生于1950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年方十六,血气方刚,不同的是他出身红五类。武斗开始之后,父亲作为造反派头目战斗在外,他家附近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陣地,居民们不得不都带着衣服被褥炊具逃亡。战事进入了拉锯对峙状态,席庆生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到大渡口去投奔亲戚,一路上看到的仿佛电影里的战争景象,交通要道上工事林立,卡车被焊上了装甲,路边挖出了战壕,沿途设有路障。傍晚的时候,他们走到毛线沟的一座山脚下,看得到对面山上的亲戚家的房子,突然有人朝他们开了一枪。
枪是朝席庆生打的,但是没有打中他。他和弟弟卧倒的时候,第二枪响了,把母亲打倒在地。他爬到母亲身边,看到子弹击中了母亲左肋,从右胸贯穿而出。他想用衬衫堵住鲜血喷涌的伤口,发现只是徒劳,于是脱下白色背心,向开枪的方向挥舞。他向枪手示意,自己只是过路的老百姓,但是那个枪法糟糕的枪手没有理会他,仍然冷静地一枪接一枪地朝他射击。他放下母亲,爬到旁边的海椒地,在那里找到了弟弟。不远的地方有老乡拼命在自家房子前面挥手,让他们跑过去。他们沿着海椒地沟跑动的时候,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在耳朵后面响了起来。
晚上,席庆生在阵地上找到了父亲。父亲带着人,用担架把母亲抬了回来。她已经断气很久了。开枪的并不是敌人,而是他父亲的战友。很久以后,他才知道父亲的战友开枪的理由——或者说并没有任何理由,这位战友刚刚分到武器,一阵激动,于是选中他们母子三人作为活靶子,想练练自己的枪法。当时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母亲的遗体被送往重庆大学,那里是“八一五派”的总部所在地,学校体育馆的休息室被改造成停尸间,死于战斗或者母亲这样受无妄之灾的“815”派死者统统送到这里,清洗尸体,然后穿上军装,别上领袖像章,最后送往公墓下葬。负责清洗尸体的都是俘虏的敌人。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很快发肿膨胀,军装套不进去,只能摆放在肿胀的尸体上面。
同一场战斗中的死者被头靠头、脚并脚地葬在同一个墓中,他们的名字被篆刻在同一块水泥板上,多年以后,风化让字迹变淡、水泥脱落,附近的农民撬走了墓室上的石条,有一些名字永远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死在什么时候,死在哪里,为什么被埋葬在这里。
和席庆生一起来的是何蜀。他是重庆“文革”历史的研究者,而这段历史被1967年和1968年的武斗定下了基调,一直影响到今天,乃至未来。
为了把伟大的革命继续推进下去,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加纯洁,为了理想的社会早日实现,为了拥护和保护领袖及其路线,重庆的年轻人和全国的年轻人一样,用暴力(语言的和行动的)夺取权力,为了观念不惜消灭对手的肉体。他们只是走得最远,做得最极端。最后的结果却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之外。死者犧牲了一切,生者却一无所获。人们自以为播下了龙种,最后收获的却是跳蚤,只有跳蚤,和随之而来的长达10年的政治恐怖,以及牢狱和死亡。
席庆生说,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战争双方喊着同样的口号,有着同样的目标,保卫同一个人,却想尽办法,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些派系领袖的下场,据何蜀了解,大多很糟糕。有些人至今仍在回味那段时间,以为那是他们最扬眉吐气的日子,期待着任何重演的可能。另一些人知道自己被人利用的时候,大错已经铸成,一切都晚了。他们的后半生已经被预支了。
在重庆大学的体育场里看到了太多的尸体。席庆生并不感到恐惧。母亲的死麻痹了他年少的神经。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一个生意人,和兄弟姐妹们重新修缮了母亲墓前的碑。那一场无由来的狙击永远不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试图说服政府,将这块墓园作为文物保护起来。这也是何蜀、曾钟和陈晓文共同的愿望。
2009年,这片墓园被宣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尽管那些被改变的人生不可能转回来,但总算是一个安慰。席庆生曾经对陈晓文说,“母亲墓落成时我站在墓前,忽然觉得派性没意思透顶,仿佛一瞬间悟明白了许多东西。从此我成了逍遥派。直到现在,遇到问题、情绪低落时,我仍常常一个人来墓地坐坐,抽支烟。”
席庆生从死者身上听到了一种警告:对煽动应该保持距离。这是重庆的一部分,不该被忘记。但不管是工作还是心情,在重庆,他和朋友们都是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