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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祖父王时泽早年的事迹，多年前我是稍有耳闻。比如他十八岁即自费留学日本，为所谓“航海救国论”者，在日本曾与秋瑾以姐弟相称，且同时加入同盟会，投入过辛亥革命，还出任过东北商船学校校长及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等，但未知其详。直到后来读了表哥陈漱渝的几篇回忆文字，又在2008年第四期《传记文学》中看到《王时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海军》一文（黄海贝先生所作），才算对祖父有了更深一些的认识。尽管将其放入历史的长夜中考量，祖父不过如一颗很小的星星，仅仅发出过微光，然而作为他的后人，祖父的历史，还是应该珍惜与纪念。
何况我等后辈更渺如尘埃。
祖父去世那年，我已有十岁了。去世时的情形也记得清楚。当时祖父坐在一把破藤椅上写东西。我在他跟前无所事事，看着他写。忽见他写字的手有些发抖，钢笔尖将纸戳破了。祖父便用剪刀从另纸上剪下一小块，用糨糊仔细糊在那个戳破的地方。不料身体突然一歪，从藤椅上滑到地下，当即不省人事。那支硕大的老式黑杆钢笔亦几乎同时坠落，如一支箭，斜插在木地板上。
就这样，祖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享寿七十六岁。
后来知道，祖父去世前正在写的那篇东西，便是与汤芗铭有关的回忆。少时的我对于汤芗铭当然一无所知。直至早些年清理旧书，发现父亲保留的一本《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上面登载了祖父写的《汤芗铭事迹片断》，才对汤氏其人大致有了些了解。但看完后并未引起我对汤氏的什么兴趣，内容亦大多淡忘。当然此人口碑不佳一点，读祖父文章还有点印象。虽然祖父曾与汤芗铭同为北洋海军中人，后来还与汤共过事，但用现在的话来讲却是“三观”不同，很快就分道扬镳了。
虽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汤芗铭应当算得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但现在想写写祖父与汤芗铭，尤其还将谭延闿联系起来，却纯粹出于偶然跟凑巧。
曾经，我对钟叔河先生提及祖父王时泽，因他的父亲与我的祖父同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钟先生说，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入文史馆的，很可能彼此都认得。他还将一本《湖南文史馆馆员传略》翻给我看，这一翻，居然又发现我的伯祖父王启湘的名字。这是我以前并不知道的。当即从二手书网站买了一本。不料早几天，钟先生忽然打电话问我，祖父王时泽是不是又叫王泽生。我说是呀。钟先生便说他猜想也是。又说他正在看《谭延闿日记》，蛮有味道，且发现在1913年10月的日记中，有两天提到了祖父。不过前面写的是王时泽，后面写的是王泽生。
对于谭延闿，我熟悉的程度至少要多于汤芗铭。因谭是湖南人，北洋时期做过湖南的都督，最终还做过民国政府的主席和行政院长。字尤其写得好，近些年谭家菜更是有名，我都吃过若干回。于是来了兴趣，隔日便去钟先生家一窥究竟。
钟先生手头的《谭延闿日记》有十卷，为打印本，厚厚的一大摞，是朋友借给他看的，国内某家出版社正在进行整理，尚未正式出版。钟先生读得兴致很浓，尤其对日记中谈吃的部分津津乐道，还说据此可专门写一篇关于谭氏谈吃的文章。又说如今流行的谭氏菜谱似乎并不靠谱，因日记里头毫无记载。何况谭氏虽然既好吃又能吃，但并不讲究，连发臭的肉包子也照吃不误，绝非食不厌精者。这是题外话。
翻阅谭延闿的日记中提及祖父的地方，便与汤芗铭有关。
其一（摘录）：
十月三日
九时起。饭后，杨缉纯者，年十三，湘阴人，以所书联求助学费，颇不似童子书，呼来面试，果其亲笔，……天姿不弱，乃奖谕之，助以卅元。……还，见邓希禹、夏寿履、陈兆璇、王时泽、沈鸿烈、李毓麐（复皆）、方念祖来，汤伍之先锋也。
此则日记开始说上午有位年仅十三岁的小孩，写了副对联找上门来，以此求助学费。谭延闿觉得不像小孩写的，要其当面再写，果然颇具天赋，便给了那小孩三十块光洋。接下来话题转了，提到王时泽、沈鸿烈等人来访，并说系“汤伍之先锋也”。
其二（摘录）：
二十九日，十二时，以都督、民政长两印派梁副官长捧往新督行辕，于是吾之湖南责任遂脱关系。……伍镇守使亦来，坚请登江犀兵舰，乃坐舢板至江犀，……吴家琥来，言已设席舰上层，乃邀汤督代表王泽生上校、刘中校、舰长杜幼三中校同饭。……七时，王泽生代表汤督设席饯行，王能饮，饮勃兰地，谈甚欢，不觉大醉。
这两处日记中所言之“汤”及“新督”、“汤督”，即汤芗铭也。
1913年，袁世凱任命汤芗铭为湖南新都督，逼走原都督谭延闿。从谭氏日记的简要记载中可看出，祖父应为汤芗铭派往长沙与谭延闿会谈，劝其退位并交出都督印信，且要求其尽早离开湖南的首要代表。这便促使我回家又翻出祖父写的《汤芗铭事迹片断》一文，再看了一遍。果然，此事得到了印证。不过文中也明显看出来，祖父虽说替汤芗铭尽了力，用谭延闿日记中所言曾为“汤之先锋”，但与汤氏最终并非同路人。
祖父在文章中写道：
1913年袁世凯派汤芗铭率海军舰队会攻九江，汤拟邀我同行，我以不愿参加内战辞之，并谓：“如有调停的机会，尚可效劳。”及南京、江西失败后，湖南取消独立，汤率海军舰队开往岳州，并被派为查办副使。汤芗铭电告北京：“对于湘事将尽调停责任。”并要我前往协助，于是我即往岳州，在永翔军舰与汤见面。汤对黄克强先生极力推崇，深表知遇之感。他当时对我说：“湖南为黄公的故乡，现在虽已取消独立，而问题尚多，甚愿尽我个人之力，和平解决，免受战祸，以报黄公。对于此次独立有关的人员，当尽力保全。希望你和李静代表我先往长沙，与谭组庵作初步接洽。”
如上所述，祖父不愿参加內战，但愿意为“调停效劳”。所以后来汤芗铭愿意“和平解决”湘事，并请祖父作为与谭延闿“调停”的代表，祖父便答应了。这样，在《谭延闿日记》的日记中才有所记载。
有意思的是，即便在祖父文中可以看出汤芗铭对黃兴“极力推崇，深表知遇之感”，然而黃兴对汤芗铭的评价却截然不同。祖父文中写道： 十一月，各舰开至南京。李静、叶匡介绍汤与我和留日海军同学晤面，极力称道汤在九江运动海军反正的功绩和其人品学识。南京临时政府酝酿成立之时，留日海军学生数十人联名向黄克强上书，请求任命汤芗铭为海军部总长兼海军总司令。其后，李静等要我往见黄公，转陈各人之希望。黄公谓：“汤氏兄弟（指汤芗铭和汤化龙）都是靠不住的。”……黄公对汤的批评，我当时尚疑信参半，及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始服黄公论人，确有先见之明。
现在想来，其时祖父不过二十七八岁，知人论事难免浅显。黃兴虽年长祖父十几岁，但他们的私交很好，加之都是长沙老乡，故关系亲近。直到我小的时候，还多次见过黃兴的儿子黃一欧来看祖父。记得最初祖父对我说过，知道他是谁不。我说不知道。祖父说，他是黄兴的儿子。我仍说不知道，只知道黃兴南路。将他们二人逗得大笑。
至于汤芗铭对黃兴有知遇之感，是否与汤氏最终被任命为海军次长兼北伐舰队司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又据祖父文中记述，汤芗铭入湘后，最初还是釆取了一些怀柔手段。譬如对于原任人员一律慰留，自称是“代组庵办理善后”，且并未严格执行袁世凯的指令，尤其保全了几位“乱党”。其中龙璋为祖父好友，祖父得信后，即告知龙璋，要他避开。不料龙璋说他手头事太多，实不能离身，托祖父代他向汤都督疏通。祖父乃据情转达，并力赞龙璋为人急公好义等。汤便要祖父引龙璋与之见面。晤谈之后，他对祖父说：“看龙璋的样子，实在安不上‘乱党’的名称。可要他放心，我一定保全他。”
当时有一部分湖南人和共和党人，对于汤氏的作法甚为不满，常有联名控告同盟会中人和谭延闿任上的军政人员者，还有人写匿名信说汤对“乱党”太放任，要往北京控告。此种风声传至北京，汤氏其兄汤化龙深恐其弟的位置难保，特派胡瑞麟来湘，告以“袁世凯对湖南党人要严办，汤氏的办法非改变不可”。
面对湖南错综复杂的局面，汤芗铭亦颇多感慨。他对祖父说：“我们海军军人，脑筋简单，始终只知拿一副面孔向人，不及他们政客能拿出几副面孔，临机应变。”
直至胡瑞麟对汤芗铭软硬兼施，令汤氏彻底妥协，祖父便完全失望了。他在《汤芗铭事迹片断》一文中最后写道：
我见汤氏受胡瑞麟的煽惑，违背初衷，以逢迎袁世凯之恶，已不可再与之相处，乃决然向汤告辞，他仍慰留我自择一相当职务，为彼帮忙。我乃进一步劝他辞职，使湖南人得谅他的苦衷，以留去后之思。汤乃假意称同意，不再留我了。
我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门外汉，因为写此文临时抱佛脚，又找了一些汤芗铭的相关资料看，于是知道了汤氏其个性、经历及所作所为颇为矛盾而复杂，后人贬多于褒，均各据理由。他在湖南任都督不过三年，为效忠袁世凯，最终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尽管杀的多是地痞流氓），人称“汤屠夫”。不过早年毛泽东曾对汤芗铭大为欣赏，他于1916年7月18日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
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以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为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布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就任湖南都督三年之后的汤芗铭又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翻脸反袁，与袁世凯的亲信陈树藩、陈宦先后宣布独立，并敦促其放弃帝位。湖南为西南五省门户，湖南一失，中原无以屏障，所以汤芗铭的反袁通电最致命。重病之中的袁世凯遭此沉重的精神打击，无疑加速了他的死亡，随即于1916年6月6日去世。故时人有“催命二陈汤”之说。
令人不无感慨的是，整整五十年后的1966年8月6日，隐居北京一心向佛的汤芗铭，以八十二岁的高龄径自邮寄信函给毛泽东，以“恭赠主席诗数首”表示心迹。摘录一首如下：
赞主席 七律一首
大学新民楚水滨，蓝褛筚路启山林。工农独创红军局，思想深嵌赤子心。
七亿舜尧欣向日，百千方国庆回春。英雄勋烈圣贤业，震古铄今第一人。
应该可以推测，五十年前，汤芗铭恐怕不会见到毛泽东对他的评价，而五十年后，毛泽东更无可能见到汤芗铭献给他的颂诗吧。
而谭延闿在不同的政治情势之下，先是宣布湖南独立，但不久又取消了独立。据说谭氏在致徐世昌的密电中有这样一段话：“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这多少表明了他的兩面态度。取消独立之后，谭延闿还想恋栈，袁世凯当然不会相信他，并且为了将北洋势力扩充到湖南，改派了汤芗铭督湘。谭延闿被逼离开湖南去了青岛，再去上海，后来竟然入京向袁世凯请罪。
是非成败转头空。不过如今重读祖父所写的《汤芗铭事迹片断》，再比照《谭延闿日记》的有关记载，倒可看出北洋时期（亦似可推及至民国），政坛各派大佬的争斗尽管有时你死我活，但有时亦颇有人情味与书生气。
譬如，汤芗铭居然置大总统袁世凯的通缉令于不顾。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龙璋、谭人凤、周震麟、唐蟒称为湖南“四凶”，是他必杀之人（后来长沙人将四人称为“龙、凤、麟、蛇”）。但汤芗铭却故意将消息透漏，有意保全了几位将要拿办的所谓“乱党”，甚至要祖父约见“乱党”之一龙璋，且云，“看龙璋的样子，实在安不上‘乱党’的名称”。
又，谭延闿尽管几乎是被强迫乘坐江犀号兵舰离开湖南，但汤芗铭仍为他在舰上配备了专用厨师，可设席宴请客人。谭延闿且与“汤督代表”我的祖父“王泽生上校”豪饮“勃兰地”，“谈甚欢”，乃至“不觉大醉”，“亦平生第一次也”。
再，谭延闿在11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得汤督电赠二千元，复电辞之。”给钱不要，居然退掉，也可见谭氏之书生意气。
当然，享受种种优待的前提是，无论如何，官要做得尽可能大。可以佐证的是，在同一天日记中，谭延闿写道：“梅植根来自湘，知幼恂、性恂、晋藩皆于十五日枪毙，为之凄绝。”
上述三人，即是谭延闿政府中的湖南“三司（厅）长”，皆死于汤芗铭之手。
何况我等后辈更渺如尘埃。
祖父去世那年，我已有十岁了。去世时的情形也记得清楚。当时祖父坐在一把破藤椅上写东西。我在他跟前无所事事，看着他写。忽见他写字的手有些发抖，钢笔尖将纸戳破了。祖父便用剪刀从另纸上剪下一小块，用糨糊仔细糊在那个戳破的地方。不料身体突然一歪，从藤椅上滑到地下，当即不省人事。那支硕大的老式黑杆钢笔亦几乎同时坠落，如一支箭，斜插在木地板上。
就这样，祖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享寿七十六岁。
后来知道，祖父去世前正在写的那篇东西，便是与汤芗铭有关的回忆。少时的我对于汤芗铭当然一无所知。直至早些年清理旧书，发现父亲保留的一本《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上面登载了祖父写的《汤芗铭事迹片断》，才对汤氏其人大致有了些了解。但看完后并未引起我对汤氏的什么兴趣，内容亦大多淡忘。当然此人口碑不佳一点，读祖父文章还有点印象。虽然祖父曾与汤芗铭同为北洋海军中人，后来还与汤共过事，但用现在的话来讲却是“三观”不同，很快就分道扬镳了。
虽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汤芗铭应当算得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但现在想写写祖父与汤芗铭，尤其还将谭延闿联系起来，却纯粹出于偶然跟凑巧。
曾经，我对钟叔河先生提及祖父王时泽，因他的父亲与我的祖父同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钟先生说，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入文史馆的，很可能彼此都认得。他还将一本《湖南文史馆馆员传略》翻给我看，这一翻，居然又发现我的伯祖父王启湘的名字。这是我以前并不知道的。当即从二手书网站买了一本。不料早几天，钟先生忽然打电话问我，祖父王时泽是不是又叫王泽生。我说是呀。钟先生便说他猜想也是。又说他正在看《谭延闿日记》，蛮有味道，且发现在1913年10月的日记中，有两天提到了祖父。不过前面写的是王时泽，后面写的是王泽生。
对于谭延闿，我熟悉的程度至少要多于汤芗铭。因谭是湖南人，北洋时期做过湖南的都督，最终还做过民国政府的主席和行政院长。字尤其写得好，近些年谭家菜更是有名，我都吃过若干回。于是来了兴趣，隔日便去钟先生家一窥究竟。
钟先生手头的《谭延闿日记》有十卷，为打印本，厚厚的一大摞，是朋友借给他看的，国内某家出版社正在进行整理，尚未正式出版。钟先生读得兴致很浓，尤其对日记中谈吃的部分津津乐道，还说据此可专门写一篇关于谭氏谈吃的文章。又说如今流行的谭氏菜谱似乎并不靠谱，因日记里头毫无记载。何况谭氏虽然既好吃又能吃，但并不讲究，连发臭的肉包子也照吃不误，绝非食不厌精者。这是题外话。
翻阅谭延闿的日记中提及祖父的地方，便与汤芗铭有关。
其一（摘录）：
十月三日
九时起。饭后，杨缉纯者，年十三，湘阴人，以所书联求助学费，颇不似童子书，呼来面试，果其亲笔，……天姿不弱，乃奖谕之，助以卅元。……还，见邓希禹、夏寿履、陈兆璇、王时泽、沈鸿烈、李毓麐（复皆）、方念祖来，汤伍之先锋也。
此则日记开始说上午有位年仅十三岁的小孩，写了副对联找上门来，以此求助学费。谭延闿觉得不像小孩写的，要其当面再写，果然颇具天赋，便给了那小孩三十块光洋。接下来话题转了，提到王时泽、沈鸿烈等人来访，并说系“汤伍之先锋也”。
其二（摘录）：
二十九日，十二时，以都督、民政长两印派梁副官长捧往新督行辕，于是吾之湖南责任遂脱关系。……伍镇守使亦来，坚请登江犀兵舰，乃坐舢板至江犀，……吴家琥来，言已设席舰上层，乃邀汤督代表王泽生上校、刘中校、舰长杜幼三中校同饭。……七时，王泽生代表汤督设席饯行，王能饮，饮勃兰地，谈甚欢，不觉大醉。
这两处日记中所言之“汤”及“新督”、“汤督”，即汤芗铭也。
1913年，袁世凱任命汤芗铭为湖南新都督，逼走原都督谭延闿。从谭氏日记的简要记载中可看出，祖父应为汤芗铭派往长沙与谭延闿会谈，劝其退位并交出都督印信，且要求其尽早离开湖南的首要代表。这便促使我回家又翻出祖父写的《汤芗铭事迹片断》一文，再看了一遍。果然，此事得到了印证。不过文中也明显看出来，祖父虽说替汤芗铭尽了力，用谭延闿日记中所言曾为“汤之先锋”，但与汤氏最终并非同路人。
祖父在文章中写道：
1913年袁世凯派汤芗铭率海军舰队会攻九江，汤拟邀我同行，我以不愿参加内战辞之，并谓：“如有调停的机会，尚可效劳。”及南京、江西失败后，湖南取消独立，汤率海军舰队开往岳州，并被派为查办副使。汤芗铭电告北京：“对于湘事将尽调停责任。”并要我前往协助，于是我即往岳州，在永翔军舰与汤见面。汤对黄克强先生极力推崇，深表知遇之感。他当时对我说：“湖南为黄公的故乡，现在虽已取消独立，而问题尚多，甚愿尽我个人之力，和平解决，免受战祸，以报黄公。对于此次独立有关的人员，当尽力保全。希望你和李静代表我先往长沙，与谭组庵作初步接洽。”
如上所述，祖父不愿参加內战，但愿意为“调停效劳”。所以后来汤芗铭愿意“和平解决”湘事，并请祖父作为与谭延闿“调停”的代表，祖父便答应了。这样，在《谭延闿日记》的日记中才有所记载。
有意思的是，即便在祖父文中可以看出汤芗铭对黃兴“极力推崇，深表知遇之感”，然而黃兴对汤芗铭的评价却截然不同。祖父文中写道： 十一月，各舰开至南京。李静、叶匡介绍汤与我和留日海军同学晤面，极力称道汤在九江运动海军反正的功绩和其人品学识。南京临时政府酝酿成立之时，留日海军学生数十人联名向黄克强上书，请求任命汤芗铭为海军部总长兼海军总司令。其后，李静等要我往见黄公，转陈各人之希望。黄公谓：“汤氏兄弟（指汤芗铭和汤化龙）都是靠不住的。”……黄公对汤的批评，我当时尚疑信参半，及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始服黄公论人，确有先见之明。
现在想来，其时祖父不过二十七八岁，知人论事难免浅显。黃兴虽年长祖父十几岁，但他们的私交很好，加之都是长沙老乡，故关系亲近。直到我小的时候，还多次见过黃兴的儿子黃一欧来看祖父。记得最初祖父对我说过，知道他是谁不。我说不知道。祖父说，他是黄兴的儿子。我仍说不知道，只知道黃兴南路。将他们二人逗得大笑。
至于汤芗铭对黃兴有知遇之感，是否与汤氏最终被任命为海军次长兼北伐舰队司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又据祖父文中记述，汤芗铭入湘后，最初还是釆取了一些怀柔手段。譬如对于原任人员一律慰留，自称是“代组庵办理善后”，且并未严格执行袁世凯的指令，尤其保全了几位“乱党”。其中龙璋为祖父好友，祖父得信后，即告知龙璋，要他避开。不料龙璋说他手头事太多，实不能离身，托祖父代他向汤都督疏通。祖父乃据情转达，并力赞龙璋为人急公好义等。汤便要祖父引龙璋与之见面。晤谈之后，他对祖父说：“看龙璋的样子，实在安不上‘乱党’的名称。可要他放心，我一定保全他。”
当时有一部分湖南人和共和党人，对于汤氏的作法甚为不满，常有联名控告同盟会中人和谭延闿任上的军政人员者，还有人写匿名信说汤对“乱党”太放任，要往北京控告。此种风声传至北京，汤氏其兄汤化龙深恐其弟的位置难保，特派胡瑞麟来湘，告以“袁世凯对湖南党人要严办，汤氏的办法非改变不可”。
面对湖南错综复杂的局面，汤芗铭亦颇多感慨。他对祖父说：“我们海军军人，脑筋简单，始终只知拿一副面孔向人，不及他们政客能拿出几副面孔，临机应变。”
直至胡瑞麟对汤芗铭软硬兼施，令汤氏彻底妥协，祖父便完全失望了。他在《汤芗铭事迹片断》一文中最后写道：
我见汤氏受胡瑞麟的煽惑，违背初衷，以逢迎袁世凯之恶，已不可再与之相处，乃决然向汤告辞，他仍慰留我自择一相当职务，为彼帮忙。我乃进一步劝他辞职，使湖南人得谅他的苦衷，以留去后之思。汤乃假意称同意，不再留我了。
我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门外汉，因为写此文临时抱佛脚，又找了一些汤芗铭的相关资料看，于是知道了汤氏其个性、经历及所作所为颇为矛盾而复杂，后人贬多于褒，均各据理由。他在湖南任都督不过三年，为效忠袁世凯，最终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尽管杀的多是地痞流氓），人称“汤屠夫”。不过早年毛泽东曾对汤芗铭大为欣赏，他于1916年7月18日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
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以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为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布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就任湖南都督三年之后的汤芗铭又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翻脸反袁，与袁世凯的亲信陈树藩、陈宦先后宣布独立，并敦促其放弃帝位。湖南为西南五省门户，湖南一失，中原无以屏障，所以汤芗铭的反袁通电最致命。重病之中的袁世凯遭此沉重的精神打击，无疑加速了他的死亡，随即于1916年6月6日去世。故时人有“催命二陈汤”之说。
令人不无感慨的是，整整五十年后的1966年8月6日，隐居北京一心向佛的汤芗铭，以八十二岁的高龄径自邮寄信函给毛泽东，以“恭赠主席诗数首”表示心迹。摘录一首如下：
赞主席 七律一首
大学新民楚水滨，蓝褛筚路启山林。工农独创红军局，思想深嵌赤子心。
七亿舜尧欣向日，百千方国庆回春。英雄勋烈圣贤业，震古铄今第一人。
应该可以推测，五十年前，汤芗铭恐怕不会见到毛泽东对他的评价，而五十年后，毛泽东更无可能见到汤芗铭献给他的颂诗吧。
而谭延闿在不同的政治情势之下，先是宣布湖南独立，但不久又取消了独立。据说谭氏在致徐世昌的密电中有这样一段话：“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这多少表明了他的兩面态度。取消独立之后，谭延闿还想恋栈，袁世凯当然不会相信他，并且为了将北洋势力扩充到湖南，改派了汤芗铭督湘。谭延闿被逼离开湖南去了青岛，再去上海，后来竟然入京向袁世凯请罪。
是非成败转头空。不过如今重读祖父所写的《汤芗铭事迹片断》，再比照《谭延闿日记》的有关记载，倒可看出北洋时期（亦似可推及至民国），政坛各派大佬的争斗尽管有时你死我活，但有时亦颇有人情味与书生气。
譬如，汤芗铭居然置大总统袁世凯的通缉令于不顾。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龙璋、谭人凤、周震麟、唐蟒称为湖南“四凶”，是他必杀之人（后来长沙人将四人称为“龙、凤、麟、蛇”）。但汤芗铭却故意将消息透漏，有意保全了几位将要拿办的所谓“乱党”，甚至要祖父约见“乱党”之一龙璋，且云，“看龙璋的样子，实在安不上‘乱党’的名称”。
又，谭延闿尽管几乎是被强迫乘坐江犀号兵舰离开湖南，但汤芗铭仍为他在舰上配备了专用厨师，可设席宴请客人。谭延闿且与“汤督代表”我的祖父“王泽生上校”豪饮“勃兰地”，“谈甚欢”，乃至“不觉大醉”，“亦平生第一次也”。
再，谭延闿在11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得汤督电赠二千元，复电辞之。”给钱不要，居然退掉，也可见谭氏之书生意气。
当然，享受种种优待的前提是，无论如何，官要做得尽可能大。可以佐证的是，在同一天日记中，谭延闿写道：“梅植根来自湘，知幼恂、性恂、晋藩皆于十五日枪毙，为之凄绝。”
上述三人，即是谭延闿政府中的湖南“三司（厅）长”，皆死于汤芗铭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