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从草案落实到实践,掀起了一阵舆论狂潮。支持者有之,质疑、担忧者更甚。本是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进行的有益探索和补充,为何反而使多数人感到“闹心”呢?究其原因,是由于目前校长自主推荐的标准很难明晰、量化,具体操作中难免会出现偏差,人们担心将“好经”给念歪了。
　　规范操作和避免偏差,应是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让大众不再“担心”的关键。本文聚焦的是时下较为普遍的几大“担心”——
　　
　　▲校长是不是
　　最合适的“伯乐”?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把推荐的权力赋予给了校长,此举会不会有“特权化”倾向?会不会滋生新的腐败?它会不会成为某些人权力寻租、权力变现的工具?公众的质疑不无道理:第一,现在中学校长有的是上级有关部门派来的,不具有相应的专业素质。即便具备专业素质的中学校长,一般都已“脱产”,不再带课了。与之相对,最了解学生的是那些兢兢业业的任课老师,但他们却无推荐权;第二,北大把推荐的权力给了校长一人,是否意味着校长完全可以避开学校的集体决策机制,一人说了算呢?如果只是一人说了算,那么,在同等条件下,校长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推荐权受贿,把最优秀的学生排除在推荐的名单之外。这极有可能影响教育的公平。
　　在国外,高中校长推荐学生上大学非常普遍,但并不是某一个人或一个小圈子的特权,而是教育名家与中学校长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为了避免公众上述担忧的出现,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为这个推荐建立一个程序性通道,即一个学校的校长,他在经过完整的教师团队、学生团队、家长团队、校外专家的认证后,再向高校直荐优秀生,让这样的同学直接进入高校考官的视野,高校再根据自己的培养模式、培养特色对这些学生进行入学前的答辩,符合的就入学,不符合的再回去参加高考。
　　校长推荐学生上北大的核心在于中学校长能否真正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认真履行职责,把那些综合素质优秀、学科特长突出的优秀学生推荐给北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应建立在“中学是什么样的人当校长”这个前提之上的一种改革措施。在国外,校长推荐虽然是常有的事,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校长必须人格高尚、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如果负责推荐的中学校长个个具有真才实学且品行端方、具有一定的推荐水平和道德标准,“校长实名推荐制”则必然会走上一条丰富高校自主招生内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阳光大道。所以,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必须把好中学校长入口关,选拔德才兼备、以学为重的人担当校长重任。
　　
　　▲实名推荐有无舆论
　　和法律的“护身符”?
　　
　　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上,应该让“人言可畏”成为一个褒义词。
　　从中学校长如何获得实名推荐资质,到如何兼顾城乡公平,从校长如何推荐学生,到推荐什么样的学生等,一系列的环节都需要有充分的考虑和客观公平的制度标准,都应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让每一个细节都公开透明,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确保校长谨慎行使推荐权。
　　通过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推荐标准、建立有关人员问责制、完善舆论监督的透明化等,使“校长实名推荐制”置身于一种“人言可畏”的大环境下,让“推荐制”改革在自身小心谨慎迈进的同时,收获更多的民众和舆论的积极监督与献计献策。惟其如此,改革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中学校长及其推荐的学生,北大要求在所推荐的学生中学进行一周的公示,北大自己也会在其招生网上予以公示,但是,“天高皇帝远”,很多人对中学能否按要求进行公示表示怀疑。同时,对于弄虚作假的校长及其推荐的学生,北大的方案中只是表示将取消校长的推荐资质,取消学生的被荐资格,并没有与国家高校招生的各项法规挂钩。因此,个别弄虚作假的中学校长虽然失去了给北大推荐优秀学生的资格,但是仍然可以向其他大学推荐学生;而弄虚作假的那位学生,虽然被北大取消了学籍,但是他还可以在当年去上其他大学。这样,对另外的学生来说显然不公平,也必然会对推荐制的公信力造成不良的影响。若将校长推荐与国家的招生考试制度紧密挂钩,对违规现象坚决依法严惩,则有利于从法律的严肃性上来保证推荐制的公平。
　　
　　▲推“钱钟书”,
　　还是推分数?
　　
　　随着被推荐学生名单的陆续公布,除了江苏无锡天一中学少年班年仅14岁的洪欣格以“写作水平突出”引人注目外,获得推荐的学生基本仍以分数论英雄,难见偏才或怪才脱颖而出。
　　推荐似乎陷入了之前公众所担心的唯分数论的怪圈和对怪才、偏才推荐“非不能也,实不敢也”的尴尬境地。
　　我们来看看有推荐资质的北京四中的校长刘长铭是怎么说的:“我不敢保证学校今年一定有符合推荐标准的学生,如果没有,我宁愿一个也不推荐。”对于这项新举措,刘长铭校长反复强调“宁缺毋滥”,他认为值得推荐的学生应该是可能成为像钱钟书、吴晗这样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过人才华的特殊人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均衡”发展的优等生。因为在他看来,“校长实名推荐”并非名牌大学为了争抢优质生源想出的新花招,而是对现有录取制度的有益探索和补充。
　　他说,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突出的是公平和效率。这种方式导致考试成了专门的“技术”,一旦考完了,学生很快就淡忘了之前所学的知识。经过高考选拔出来的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高水平的群体,但是,并不是只有各科目都能拿到高分的学生才有培养价值,相反,一些杰出人才有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其他的录取方式进行补充。
　　校长实名推荐如何走出怪圈、打破尴尬,刘长铭校长的话也许是最好的答案。
　　校长推荐学生上北大,推行这种改革,需要的是“唯才是举”的勇气。校长们如果太过小心而瞻前顾后,进而难免缩手缩脚不敢举荐“意中人”。要想让改革能继续前行,就必须打消校长们的顾虑,这一点关键还在于北大。
　　北大此前公布的实施方案对“唯才是举”的追求显然不够坚决。北大和推荐学校理应公开亮出“旗帜”,瞄准才能出众、分数却可能达不到招生分数线的“钱钟书们”。这种区别于分数择优的“兴趣和才能”择优,也许更切合改革的初衷,也有助于打消人们关于此举是北大提前“掐尖”的非议,相信北大改革的真正用心。北大也可尝试放宽校长推荐资格,拓宽拓广推荐范围,灵活使用降分优惠等等。相信经过这些方面的努力,北大可通过事实、制度和决心来赋予校长们大胆的力量,从而不唯分数是论。
　　
　　●结束语●
　　钱钟书19岁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特别是英文获得了满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吴晗被清华大学录取时,数学也只得了0分;全国化学竞赛冬令营一等奖获得者李昕欣,也是因为浙江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给北京大学写的一封推荐信而被北京大学以自主招生降20分破格录取。
　　在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下,类似他们这样的好运气是少有的。北大推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则为这样的“好运气”创造了条件,它的初衷本就是希望通过此举能招收到更多具有钱钟书、郭沫若、吴晗等人身上的那些潜质、最终能成为大师的人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质疑,尽管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需要完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在高考招生制度上仍然是一个积极的改革与尝试,我们不能“因噎”而“废食”,社会应给予校长、给予教育更多的信任,要以善意的眼光看待它,以严格的要求执行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它。
　　 一句话,“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本“好经”,但能不能念好,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