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花纹走什么车

　　老北京内城的九个门有不少传说。我小时候，听老辈人说，这九座城门的洞上，都雕着花纹，有什么花纹，走什么车。

西直门走水车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西直门在元代叫“和义门”，早年间，西直门的门洞上方，刻着几道水纹，寓意是水。为什么刻“水纹”呢？原来西直门是走“水车”的。您会问了，走的是什么“水车”呀？是人们喝的水，还是消防队灭火用的水？
　　当然是人喝的水。
　　人喝水，城里不是有水井吗？有是有，可在老北京，城里的井水甜的少，苦的多。您会说，怎么老北京甜水井少呢？不是有好几条叫“甜水井”的胡同名儿吗？是，正因为甜水井少，人们才觉得它金贵，所以才以它命名胡同的。
　　甜水喝不上，老百姓也没辙，苦水也得凑合喝。但到了皇上那儿就不同了，全国就这么一个皇上，哪能让他喝苦水呀？于是大臣们派人，在京城内外寻找甜水井，然后亲自尝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那会儿也没科学仪器，人们只是根据水的轻重来分辨水质好坏，水轻的是好水，水沉的是差水，其实这种说法毫无科学依据。怎么知道水重水轻呢？那会儿的人想出了一个傻招儿，用戥子称。您说水质的重量用戥子能称出来吗？这不是蒙皇上吗？您还别说，皇上还真信。
　　皇宫的太监们喝了好多地方的水，都觉得不行，就喝着玉泉山的水甜。水甜，水质的分量也合适了，赶紧呈给乾隆皇上。乾隆爷喝着也对了口儿，一高兴还亲自跑到玉泉山，喝着那儿的水像是撒了蜜，兴趣头儿一来，写了五个大字：“天下第一泉”。
　　他这一写不要紧，玉泉山的水成了皇上专用。每天天不亮，宫里的太监押运着“水车”，从玉泉山走西直门进宫。当时的“水车”是独轮的，车有个木头架子，两边挂着水桶，插着面小黄旗。
　　“水车”当然不会是一辆。给皇上办什么事儿，都要是吉利数儿。每天给宫里运水车至少十八辆。“九”为至尊之数，好事要成双，二九不是十八吗？天还擦黑，嘎吱嘎吱的水车，插着小黄旗，打西直门进城，奔紫禁城，这个场面也算是京城一“景儿”。
　　一直到民国初年，您在京城的街道上，还能看到这种“水车”，有些清宫戏里，也有这样的镜头。

东直门走砖车

　　东直门，在元代叫“崇仁门”，老北京人认为此门最穷，门洞上刻着个方框儿，意思是块砖，东直门是走砖车的。
　　当年，北京的砖窑、瓦窑都设在城外，您想城里哪能有砖窑哇！烧窑一冒烟儿，把皇上给熏着，那可不是玩儿的。内城的九个城门的外面都有砖窑，但以东直门外的砖窑最多。城里盖房用砖几乎都从东直门往进拉。

朝阳门走粮车

　　朝阳门，在元代叫齐化门，是走粮车的，城门洞上边刻着个谷穗。再早，北京没有铁路，从南方运粮食得走运河，这就是有名儿的“京杭大运河”。它的头儿在通县，船到通县，然后再装车进城，走朝阳门。

阜成门走煤车

　　阜成门，在元代叫平则门，城门洞上刻着个图案，是一枝梅花，就是代表煤啦。
　　那会儿，北京城烧煤，都是从京西门头沟煤矿拉。拉煤是用骆驼，京西有不少驼户，专干这个差事，拉煤的骆驼是打阜成门进城的，当时阜成门里，有不少骆驼客店，供他们歇脚打尖儿。

崇文门走酒车

　　崇文门，元代叫文明门，俗称哈德门、海岱门，走的是酒车。在早，北京城里不但没有砖瓦窑，也没酒厂。老百姓喝的“烧刀子”，也就是烧酒，都得从外面运。
　　现在老北京人爱喝的“二锅头”，那会儿还没有。当时的北京爷们儿喝酒，讲究喝“烧锅”的烧酒。“烧锅”就是现在的酒厂，分为“南路烧”和“北路烧”，以“南路烧酒”最有名。
　　南路烧酒的主要产地在大兴的黄村、礼贤、采育，三镇有六个“烧锅”（做酒的作坊），一直“烧”到一九四几年才关张。
　　拉酒的车走别的门不行，非得走崇文门，因为得到这儿上税。崇文门是京南的城门，所以老北京卖酒的招牌上全写着“南路烧酒”。官府为了保证税收跟城南的十八家烧锅签订了协议，只准这十八家的烧锅进京，
　　他们的酒车和装酒的坛子上全写着“南路烧酒”。有这四个字，就表明这酒是打崇文门进来的，已然上了税。

宣武门走囚车

　　宣武门，元代叫顺治门，俗称顺承门，因为菜市口是刑场，是走囚车的，所以也叫“死门”。宣武门出名是因为“午炮”，清代的大官出行，有“文官敲锣，武官放炮”一说，但宣武门放炮跟官员出行没关系。
　　据史料记载“宣武门的边城墙上和德胜门东边的城墙上，每天的午时燃火药炮一声，声震遐迩，用于城中人对时之用”。人称“宣武午炮”。
　　“午炮”有五门，当时是放瓮城箭楼的台基上的。在后来清军老打败仗，这一规矩便没人守了，放在瓮城上的五门铁炮，于是改为每天的午时放炮，炮声山响，老百姓听到炮声便知道几点了，所以有“宣武午炮”一說。
　　清末，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是刑场，开刀问斩，杀人的地方。戊戌变法的谭嗣同他们“六君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

德胜门、安定门走“兵车”

　　德胜门，元代叫健德门，明清两朝出兵打仗走德胜门。这个德胜有讲儿，是以德取胜的。 　　德胜门上面有一个高大的石碑，乾隆四十三年，京城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年底，皇上去明陵，走到德胜门，天降大雪，皇上大悦，作了一首祈雪的诗。皇上的诗叫御诗当然要立碑，把诗刻上，“德胜祈雪”的石碑，当然成了一景。
　　安定门，元代叫安贞门。军队收兵回城，走这个门，当然，跟德胜门一样，是走兵车的。仗还没打呢，就想得胜;打完了仗，就安定了。这只是借个名儿图个吉利。
　　八个门的瓮城都有关帝庙，只有安定门的瓮城内建的是真武庙，所以有“安定真武”的说法。

正阳门走“龙辇”

　　正阳门俗称前门，这是跟地安门外的后门相对应的，这个门是专走龙辇的门。龙辇也就是皇上坐的车。
　　正阳门的城门轻易不开，一年只开两次。“冬至”开一次，“惊蛰”开一次。每到“冬至”皇上要到天坛祭天;“惊蛰”呢，皇上要到先农坛耕地。先农坛里專门给皇上预备着一亩三分地，叫“演耕田”，皇上到那儿比划两下，表示普天之下，该种五谷啦。
　　什么门走什么车也不是绝对的，这只是当年的约定俗成，或者说一种有意思的说法。比如德胜门和安定门，一年当中出兵打仗有多少回呀？难道不出兵，就不能走别的车吗？
　　不是这么回事，平时什么车都能走的，其他的城门也如是。宣武门是“死门”，但朝廷不是天天都杀人，所以平时其他车照走不误。
　　当然，什么门走什么车，到了民国以后，就成了北京人聊天的谈资。

城的“门”字为何没钩儿

　　北京内城的九个城门上面都有匾，这些匾都是清末的翰林、书法家邵章（伯裳）写的。他写在纸上，工匠再刻在砖上，然后才嵌到门洞上面的。
　　九个城门都有一个“门”字，据说这位邵章老翰林怕麻烦，只写九门的名字，而“门”字就写了一个。
　　这个“门”字的最后一笔，本来是带“钩”的，但老翰林写的时候，这最后一笔没带“钩”，所以，北京内城的九个城门的“门”字都没“钩”。
　　为什么不带“钩”？相传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命中书詹希原给太学“集贤门”写匾，朱元璋看到他写的匾“门”字带着“钩”，不由得大怒，说我要招贤纳士，你却让带“钩”的把门是什么意思？
　　詹希原说：“不是我让它带钩的，这个字本来就有钩。”朱元璋说：“朕让你写的门字就不能带钩。”于是让人将詹希原推出去斩首。
　　后来，朱棣当了皇上，依然按他爹定下的老规矩，门字不能带“钩儿”，这种风尚一直传到了清代，所有城门上的门字都不允许有“钩儿”。
　　细琢磨起来非常有文化，早在20世纪20年代，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出于对老北京的热爱，把北京的各个城门给勘查和考证了一番，照了不少照片，出了一本书，名儿叫《北京的城门与城墙》，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现在老北京内城的城门，仅剩下正阳门和德胜门的箭楼，外城的城门剩下东便门的箭楼，前几年修复的永定门城楼，其余的城楼只能在喜仁龙的书里和当年留存的老照片里追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