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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永杰，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1
解构主义是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创始人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语音与文字》等著作奠定了理论体系。德里达将矛头直接对准西方的传统哲学，体现了强大的颠覆性力量。颠覆主次、反传统、质疑权威，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核心，在美国得到了热烈响应。后通过“耶鲁学派”学者的努力，使解构主义在20世纪广泛传播且影响深远，成为一股强大的理论思潮。
上世纪80年代初，当西方解构主义处于鼎盛阶段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些中国学者很快把西方解构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因此当时中国已经有不少作家、批评家开始借鉴解构主义进行文学创作与批评。80年代第三代诗人较早在自己诗歌中进行解构写作。渊源的文化历史及厚重的诗歌传统不仅是中国第三代诗歌的养料与源泉，也成为那一代诗人突破窠臼而有所作为的精神负担。对历史与传统的消解，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一大重任，是80年代诗歌界的一种突破和进步。80年代后期，一些先锋诗人如伊沙、沈浩波等热衷用“解构写作”的方式来进行诗歌创作，甚至把象征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黄河，以及象征母爱、大地的乳房通过“下体写作”的方式通通解构，令人匪夷所思。这种解构诗歌的方式，不但违背了德里达理论的核心，也与第三代诗人“解构写作”的初心背道而驰，是中国当代诗歌倒退的表现。所以，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解构写作”得失兼有。
中国“第三代诗人”的解构主义诗歌，如韩东《有关大雁塔》、于坚《尚义街六号》、张锋小诗《本草纲目》等一些优秀作品，对刚从西方借鉴过来的“解构主义”尺度的拿捏较为恰当，被认为是80年代较早接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想而进行创作的，有一定先锋性意义。如韩东在《有关大雁塔》写大雁塔作为文明古城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是历史与传统的古老象征。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骚客、旅人行者来到此地对大雁进行塔歌咏朝圣。但是面对大雁塔，韩东的记忆链条却断裂了。他通过“做减法”的方式消解历史和传统。就如《诗刊》在评选这首诗中评价：“《有关大雁塔》对极具典型象征意味的大雁塔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和消解。表层背后的深度模式拆除了，人为赋予或积淀而成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味也消解了。只剩下一种消除和相对远离语言后天文化性的原生态语言。”诗人消解了富贵和精英，消解了英雄和崇拜，消解了历史和权威，转而关注当下生活，这个没有英雄年代凡人的世俗生活，给读者带来质朴温和的诗歌美感。当然韩东这一代诗人之所以对历史视而不见，也可以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来解释。他们不甘于步前人后尘，让自己的艺术个性被过去的巨大投影所遮掩，利用“解构主义”进行诗歌创作。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开始复苏，政治的阴影逐渐开始从普通人的生活中退却，平民成为有了主体意识的一个新的庞大群体，第三代诗人正生活在他们中间，且身着平民的身份。他们决心表现这种最普遍的人生，他们宣称自己要“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在创作中力图使诗歌世俗化、平民化。在这样的追求下，他们的创作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就是反英雄、反崇高的解构写法。这代诗人很好的把西方解构主义思想继承过来，并积极地应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既体现了这个时代我们普通民众人生观和社会价值取向，同时也在80年代开创了我国当代诗歌的创新性写作方式。
但是，自80年代后期以后，一些先锋诗人如伊沙、沈浩波等借“解构主义”的大旗敢于把任何事物都进行“解构”，并用非常儿戏、粗俗的语言创作出一些令人堪忧的诗歌，如《车过黄河》、《一把好乳》等。一味强求诗歌创新而违背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精髓。诚然，笔者不否认这些诗人对待文学的态度认真，但有些诗歌的创作与解构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语言表达与中国传统诗歌所具备的典雅、庄重特征大相径庭。
黄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伟大象征，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女儿。王小妮的《往事·友谊》写道：“我们/黄河里的水/用孩子的嗓音/把自己歌唱”。向我们展示了博大、深厚、崇高和神圣的民族母亲河形象。赞美黄河，是赞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张承志的中篇名作《北方的河》中的“黄河”，集中凝聚了这个时期文化语境中有关黄河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崇高期待或神话式遐想。所以，母亲河是很难被用来“做解构”的，而诗人伊沙不仅颠覆了黄河在世人心中的神圣形象，还对着黄河撒了一泡尿，讀来令人哭笑不得。
而沈浩波的《一把好乳》更难以入目，具体诗句笔者就不举例了。有批评家认为诗人是把象征母爱和大地的乳房给解构掉了，把诗歌中的片段还原为当下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图景。但笔者认为此解构方式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诗歌有追求真善美和批判现实的社会功能。而这首诗最多写出了当今社会的“真”，如今社会物欲横流，拜金享乐，但正因为社会上出现了这种扭曲的现象，文学才应该去发挥它的批判功用，而不是以一种戏谑化的手段去表现这个社会的丑态。更何况母亲神圣的乳房不能随意解构。
“解构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使反传统的思想渗透到政治、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特别对文学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可以在文学中适当解构，这有利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不能打着“解构”的幌子对任何传统经典都随意切割，而要注意分寸。对传统经典的质疑，并非是对其完全否定，而是要打破那种经典确立过程中的“一言堂”模式，消解确立标准的偏颇性，用宽容的、多元的眼光审视经典之外的作品，赋予它们更多的生命力。正如西方“解构主义”所认为的：对中心的颠覆，并非一定要建立新的中心，关键是要用无中心的视野审视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1
解构主义是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创始人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语音与文字》等著作奠定了理论体系。德里达将矛头直接对准西方的传统哲学，体现了强大的颠覆性力量。颠覆主次、反传统、质疑权威，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核心，在美国得到了热烈响应。后通过“耶鲁学派”学者的努力，使解构主义在20世纪广泛传播且影响深远，成为一股强大的理论思潮。
上世纪80年代初，当西方解构主义处于鼎盛阶段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些中国学者很快把西方解构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因此当时中国已经有不少作家、批评家开始借鉴解构主义进行文学创作与批评。80年代第三代诗人较早在自己诗歌中进行解构写作。渊源的文化历史及厚重的诗歌传统不仅是中国第三代诗歌的养料与源泉，也成为那一代诗人突破窠臼而有所作为的精神负担。对历史与传统的消解，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一大重任，是80年代诗歌界的一种突破和进步。80年代后期，一些先锋诗人如伊沙、沈浩波等热衷用“解构写作”的方式来进行诗歌创作，甚至把象征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黄河，以及象征母爱、大地的乳房通过“下体写作”的方式通通解构，令人匪夷所思。这种解构诗歌的方式，不但违背了德里达理论的核心，也与第三代诗人“解构写作”的初心背道而驰，是中国当代诗歌倒退的表现。所以，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解构写作”得失兼有。
中国“第三代诗人”的解构主义诗歌，如韩东《有关大雁塔》、于坚《尚义街六号》、张锋小诗《本草纲目》等一些优秀作品，对刚从西方借鉴过来的“解构主义”尺度的拿捏较为恰当，被认为是80年代较早接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想而进行创作的，有一定先锋性意义。如韩东在《有关大雁塔》写大雁塔作为文明古城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是历史与传统的古老象征。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骚客、旅人行者来到此地对大雁进行塔歌咏朝圣。但是面对大雁塔，韩东的记忆链条却断裂了。他通过“做减法”的方式消解历史和传统。就如《诗刊》在评选这首诗中评价：“《有关大雁塔》对极具典型象征意味的大雁塔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和消解。表层背后的深度模式拆除了，人为赋予或积淀而成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味也消解了。只剩下一种消除和相对远离语言后天文化性的原生态语言。”诗人消解了富贵和精英，消解了英雄和崇拜，消解了历史和权威，转而关注当下生活，这个没有英雄年代凡人的世俗生活，给读者带来质朴温和的诗歌美感。当然韩东这一代诗人之所以对历史视而不见，也可以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来解释。他们不甘于步前人后尘，让自己的艺术个性被过去的巨大投影所遮掩，利用“解构主义”进行诗歌创作。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开始复苏，政治的阴影逐渐开始从普通人的生活中退却，平民成为有了主体意识的一个新的庞大群体，第三代诗人正生活在他们中间，且身着平民的身份。他们决心表现这种最普遍的人生，他们宣称自己要“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在创作中力图使诗歌世俗化、平民化。在这样的追求下，他们的创作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就是反英雄、反崇高的解构写法。这代诗人很好的把西方解构主义思想继承过来，并积极地应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既体现了这个时代我们普通民众人生观和社会价值取向，同时也在80年代开创了我国当代诗歌的创新性写作方式。
但是，自80年代后期以后，一些先锋诗人如伊沙、沈浩波等借“解构主义”的大旗敢于把任何事物都进行“解构”，并用非常儿戏、粗俗的语言创作出一些令人堪忧的诗歌，如《车过黄河》、《一把好乳》等。一味强求诗歌创新而违背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精髓。诚然，笔者不否认这些诗人对待文学的态度认真，但有些诗歌的创作与解构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语言表达与中国传统诗歌所具备的典雅、庄重特征大相径庭。
黄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伟大象征，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女儿。王小妮的《往事·友谊》写道：“我们/黄河里的水/用孩子的嗓音/把自己歌唱”。向我们展示了博大、深厚、崇高和神圣的民族母亲河形象。赞美黄河，是赞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张承志的中篇名作《北方的河》中的“黄河”，集中凝聚了这个时期文化语境中有关黄河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崇高期待或神话式遐想。所以，母亲河是很难被用来“做解构”的，而诗人伊沙不仅颠覆了黄河在世人心中的神圣形象，还对着黄河撒了一泡尿，讀来令人哭笑不得。
而沈浩波的《一把好乳》更难以入目，具体诗句笔者就不举例了。有批评家认为诗人是把象征母爱和大地的乳房给解构掉了，把诗歌中的片段还原为当下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图景。但笔者认为此解构方式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诗歌有追求真善美和批判现实的社会功能。而这首诗最多写出了当今社会的“真”，如今社会物欲横流，拜金享乐，但正因为社会上出现了这种扭曲的现象，文学才应该去发挥它的批判功用，而不是以一种戏谑化的手段去表现这个社会的丑态。更何况母亲神圣的乳房不能随意解构。
“解构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使反传统的思想渗透到政治、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特别对文学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可以在文学中适当解构，这有利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不能打着“解构”的幌子对任何传统经典都随意切割，而要注意分寸。对传统经典的质疑，并非是对其完全否定，而是要打破那种经典确立过程中的“一言堂”模式，消解确立标准的偏颇性，用宽容的、多元的眼光审视经典之外的作品，赋予它们更多的生命力。正如西方“解构主义”所认为的：对中心的颠覆，并非一定要建立新的中心，关键是要用无中心的视野审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