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记忆拉回到2008年8月,为了清华大学降低60分录取文学特长生蒋方舟的事,舆论也曾有过现在北京大学遭遇的千夫责难的情况。其实“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推出,39所重点中学入选,与蒋方舟进清华如出一辙,引来旁观者或切身利益相关者最大问责就是:“你凭什么保证公平?”不过我更想问的一个问题却是:“与校长推荐制相比,高考分数录取制又凭什么保证公平呢?”
　　高考,1分之差,千军万马。原谅我在这里对报考人群做一个等级划分,因为名校只录取所谓优等生,对于每门课的考题都达到了90%正确率的考生,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优等生,对吧?那么对于这些优秀生来说,1分的差距真的有意义吗?1分之差就能保证公平吗?5分呢?10分、20分、30分的差距呢?一个考分达到650分的学生,比其它100个考分只到649分的学生,就更有资格进顶级名校吗?
　　让我们设想一下,这所谓的公平标准的“1分之差”从何而来?一个填空题的笔误,或是问答题上的一点无心墨迹、作文中的一个语气误用、考卷的一个皱褶、考生的一个喷嚏,乃至评分老师对某一种钢笔字体的微妙好感……在每一次高考中,千奇百怪的意外都会制造出数以十万计的1分之差,而我们,宁可信这1分,这1分就是我们时代仅存的一点可怜信任感所抓住的唯一公平标准——650分的学生就是比649分的学生更有资格进名校!不,我高喊,这1分算不得什么,甚至30分,对于这些正确率达到90%以上的学生来说,30分,占总分数不到5%的比例,同样也算不得什么!
　　不管这1分的产生有多少个不可知的可能性,我们也不愿施舍哪怕一丁点儿信任于这39个在教育行业埋首耕耘一辈子的中学校长的一封推荐信上。这中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作祟?
　　其实,如果我们跳出高考的怪圈,北京大学推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何尝不是打破了多年以来深深植于我们心底的一种“大锅饭心态”?作为旁观者,绝大多数人对于这39个中学校长并不了解,他们的资历、品行、见识和眼光,我们都只能隔着老远旁观,通过媒体传递给我们的一些官方资料,对他们做一些很粗浅的主观想象:他们大概四五十岁年纪、面对闪光灯而摆出来的不自然情态的照片、某年某月经过何种教育、受过何种荣誉,诸如此类。这个时候,我们会冷笑:“我凭什么相信这样一个人的推荐信就比那5%或然率造成的分数差距更公平,更科学?”
　　但冷笑之下我们心头飘出那一丝有关切身利益的得失评估。那就是哪怕少于5%的或然率,起码还有这少于5%的几率存在,希望虽然极度渺茫,哪怕这5%必须被拆碎、揉烂、搅细成粉末,变成每年高考总人数的千万分之一,起码还能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落在自家孩子,或是未来的自家孩子头上。而一旦实行“校长实名推荐制”,这化作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就与自己无关了。所以,此事一出,我们心底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原本应该属于我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的奶酪被动了!不管这奶酪是否早已发霉变质,不堪入食。
　　如今社会上很多事情让我对自己的信任感有所保留,问题猪肉、腐败问题、豆腐渣工程、毒奶粉等等——但考虑到高考那1分乃至30分的“优中择优”评判标准的可笑,我还是很乐意将自己的信任投在这39位校长身上,也对北大试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表示支持。如果我连这一份信任都无法投注,或者这一份信任也最终被证明是投错的,那我们的国家社会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投注一份信任的呢?
　　我也有孩子,亲戚也有孩子,我孩子将来也会有孩子,所以我在这里乐于放弃那被千万分之一化了的5%的或然率。但这并不表示我无条件接受他们推举出来的每一位学生,只是我对这39位校长表达一份我个人的信任。放弃既得利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哪怕是把5%的几率拆碎为千万分之一,要放弃它,也不容易,毕竟人类的战争哪一次不是为了既得利益而生?
　　高考制度有其科学性的一面,特别是在对考生进行大手笔的等级划分上,可以对某一些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做出优秀与否的判断,但对于“优中择优”,考分制度又难免机械化,。在一切教育程序准备就绪之后,北京大学开了这样一条路,既保证考分制的批量筛选,又开举荐制的先河,增加对优秀学生的特长考量一环,试一次又何妨?人性虽有恶,只要监督机制有效,总能找到一个最合理的方式,总不能因噎废食。所以这一次,我愿意相信这39位中学校长的推举,将来试行成功,每个名牌大学都可以推行,相信中学校长的专业眼光,相信他们的推荐公平性,尽管我只是为了相信而相信,但相比“高考分数的5%或然率”的荒谬性和赌博性质,信一次又何妨!
　　
　　(作者单位:北京澳加利华文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