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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相信，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地中海东部的广大地区，控制东西方贸易商路，对过境商品征收重税，是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原因之一。最近我们发现，雷海宗先生在1954年就驳斥了这种观点。王加丰教授专门研究过这段历史，他早就注意到了雷海宗的见解，并作了深入研究。历史的博大精深在于很多细节都会因新材料、新观念而不断得到纠正。这也正是历史学的魅力。对于历史教科书中的很多说法，我们都应该学会追问：为什么这样说?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根据?根据是否可靠?如果我们的学生学会这样质疑，思维素质和独立精神无疑会逐渐得到提高。历史课程的公民教育不是教会学生记忆知识点，学会思考是历史教育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雷海宗，新航路开辟，原因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457—6241(2011)09—0008—04
一
在地理大发现的原因或前提条件的讨论中，除了通常说的西方人追求香料、黄金、土地及他们已经发展起相关的远洋航行的技术等等外，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理由，那就是中世纪后期，蒙古帝国的崩溃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破坏了东西方的正常贸易，使得一些西方人另寻出路，遂有哥伦布到达美洲和达伽马到达印度的创举。我国的一些教科书至今仍在沿用这种说法。但早在1954年，老一辈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就对此提出异议，他的理由是：
“西欧人的急于寻求由海洋上直达远东的航路，是由于土耳其人征服近中东后对于原有东方贸易商路的故意阻塞——这是一搬世界史书中的说法。实际这个说法完全是捏造，并且还不是凭空的捏造，而是反咬一口的颠倒事实的捏造：阻塞原有东方贸易路线的正是西欧人，而是土耳其人想要继续维持旧商路反被西欧人所阻挠。
事实很简单。只把前后的经过依照年代的顺序叙述一遍，问题就全部清楚了。
以葡萄牙人为首的西欧人开始向非洲西岸探险，希望绕非洲而直达远东，是十三世纪中期的事，那时土耳其人还根本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一般称为“土耳其人”的那一支突厥人，是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才成为一个被人注意而仍然微弱的势力的。一直到葡萄牙人已到达印度的那一年(一四九八)，已经强大的土耳其的势力尚未发展到西欧人东方贸易旧路的主要路线所在的地方即埃及。”
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特殊语境，撇开一些有点过激的地方，比如，说“土耳其人想要继续维持旧商路反被西欧人所阻挠”可能有些过分，但总的来看，这里的见解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和非凡的洞察力。从今天来看，其价值主要表现在：
1 说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与所谓的地中海上的通商困难无关，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困难，或这种困难并不严重；或者说，如果不存在其他情况，西方人根本不可能为了这点困难(即使有的话)而冒那么大的危险去开辟新的航线。
2 说明一直到葡萄牙人到达印度，奥斯曼人尚未征服当时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咽喉之地的埃及。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世界，主要是16世纪以来的事情。直到15世纪末，埃及和叙利亚继续处在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下。美国一位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著名学者曾讲到，奥斯曼帝国与马木路克王朝的第一次战争发生在1485-1491年，这只是“一系列小规模的战斗”，而且“马木路克王朝常常能在最初的遭遇战中获胜”。也就是说，在这第一次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可见，把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看成西方人寻找新航线的原因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从今天的认识看，雷海宗先生的观点也有值得修正的地方：
1 把西方人寻找新航路的时间定在13世纪，可能太早一点。雷海宗先生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是：1277年，热那亚人开辟了从地中海通向北海的海路，一般认为这是首次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行；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40年代，西欧人先后发现了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1291和1346年，热那亚维瓦尔迪家族装备的两条船和马略卡岛的富商费雷尔率领的船只先后驶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目标似乎是寻找“印度”，但均不知所终。但明确地把这些努力看成“开辟新航线”似乎不太合适，因为直到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是不是真的明确地想绕过非洲南端与东方人发生贸易往来，这还是有争论的。因此，不能把地理大发现开端的时间，定在1415年前。西方有学者曾讲到，“欧洲对非洲的有限扩张至少在13世纪就开始了”，但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明显成为葡萄牙海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15世纪最后25年的事情。
2 把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原因归之于土耳其人阻塞商路，这不只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或者说不是资产阶级的“捏造”，因为它也是“无产阶级”的观点，是当时苏联人及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的观点。总之，大体上这是二战前西方学者与前苏联学者共有的观点，在二战后当西方人开始纠正这种错误时，一些前苏联学者及我国学者仍长期持有这种观点。
前苏联最重要的一部世界通史是由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世界通史》，其第四卷上册在论及地理大发现的原因时是这样讲的：“蒙古强国崩溃的结果是使欧洲通过中亚细亚和蒙古与中国和印度的队商贸易中断，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15世纪土耳其在西亚细亚以及巴尔干半岛进行的侵略，几乎完全封闭了经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往东方的商路。第三条去东方的贸易道路(经过红海)被埃及的苏丹们垄断，他们在15世纪对运经该道的货物开始征收极重的关税。因此，过去以意大利各城市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开始衰落。”这种观点大体上为新中国成立后由若干一流学者编纂的第一套世界通史所接受：金帐汗国崩溃后，经过中亚的东西方交通中断了，只留下经过埃及红海或经过波斯湾的商路，但这两条路“也为阿拉伯人所垄断”，所以“经济日益发展的西欧各国，为了获得比较充实的东方商品，迫切希望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线”。这里讲得比较缓和，可能是受到了雷海宗先生的观点的影响，但其基本意思与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接近。目前国内各历史系用得最广泛的一套世界通史，甚至还进一步向前苏联学者的观点靠近：“到15世纪中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黑海北岸等地区，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帝国军队不但肆意抢劫商旅，而且帝国当局还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实际上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结果，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商人很自然地渴望另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前几年，我在给《大国崛起》审阅第一集的解说词时，也见到了类似的观点，我提出了修改意见，但最终似乎未被接受。该集强调“小小的香料撬动了地球”，影视工作者总是需要此类说法来吸引眼球。
二
上面讲到我国的教科书直到今天依然在采用苏联人的一套说法，但西方学者的观点早已 发生变化。限于手边的资料，我还不知道这一变化最初是谁提出来的，但从中国人相当熟悉的《全球通史》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这样说的：“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亚的局面变得非常混乱，1340年以后，北部的商路实际上已堵塞。此后，大部分产品汇集到那时以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顺海路运往各地。”他还说，尽管有蒙古帝国衰落和奥斯曼帝国兴起的诸多干扰，但“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为什么没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中亚的商路是陆路，运输量十分有限，东方运往西方的商品主要是通过海路，原来通过陆路运输的商品中有许多完全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
当代西方人写的有关著作，讲地理大发现的原因都是着重从当时西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角度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的。比如，1992年出版的《欧洲史》一书，在论及“欧洲扩张的原因及条件”时，讲了三点：欧洲人的想象力，他们想象中的富丽堂皇的东方对他们的吸引力；地理上的“科学”观念，主要是关于地圆，及地球有多大等方面的思想，包括相关的地图、经纬度等的计算方法；技术手段，指造船和远洋航行的技术圈。
我国教科书今天仍坚持的说法中，有一点也许有一定道理，那就是15世纪以来埃及和叙利亚对过境商品的税收可能在提高。西方学者编写的《新全球史》在列举众多的原因时有这么一句话：“在开罗，货物的价格往往已经涨得很高，而欧洲人对亚洲商品特别是香料的需要又是数量巨大。”《新编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也说：“欧洲市场对香料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埃及对于转口的东方货物征税很高，这种情况自然使发现一条直接通往东方的航路具有新的价值。”这里的问题在于，中世纪后期，地中海各地的物价在缓慢提高，税收有所提高属于正常现象，所以这种税收的提高对推动新航路的开辟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值得商榷。可以承认它为动力之一，但不能估计过高。阿拉伯人或奥斯曼人对过境的货物有时征收重税，这种情况也肯定会有，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但他们长期控制着这一贸易，应该知道“饮鸩止渴”的道理，不至于让西欧人买不到急需的物质。可见，“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说的奥斯曼帝国当局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的说法有些过分。
其实，二战后，西方学者在讨论地理大发现的原因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开辟新航路是西欧内部竞争的结果。该观点至今仍未引起我国教科书编写者的注意。比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在叙述地理大发现前夕的欧洲与东方的贸易时，一再使用了“竞争”或“竞争者”的字眼，特别是意大利各城市之间的竞争，还有意大利人、法国人、阿拉伯人的竞争。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把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归之于西方人的“竞争”：意大利人继续与阿拉伯商人做生意，双方都“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深感不满，他们想自己另寻一条到东方的航路，“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会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的原因。他还引用当时欧洲一位作家的话，把地中海说成是禁锢欧洲人的“牢狱”，并说欧洲“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
前几年我曾写过《关于地理大发现的动因问题》的文章，其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就是《“竞争”性的经济生活导致海外扩张》(见《历史教学》2008年11月上半月刊)。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斯塔夫里阿诺斯讲意大利人称心如意，而其他欧洲人不满，这种说法还是不太全面。按照布罗代尔或其他一些学者的说法，15世纪上半叶，垄断东方贸易的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15世纪中期以后，热那亚被赶出伊斯坦布尔(热那亚人在那儿有殖民地)后，威尼斯实际上垄断上东地中海上东西方之间的贸易；热那亚人及意大利或欧洲其他地区的人遂齐心协力往西发展，以期与威尼斯人竞争，由此最终开辟了到达美洲和亚洲的航线。关于西欧各地在这方面的竞争，关于热那亚人在早期地理大发现中的巨大作用，上述我的文章或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地理大发现新论》)都有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仅引布罗代尔的一段话加以说明：“随着威尼斯的优势地位转化为垄断，意大利的部分工商界在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推动下，逐渐转身西方的巴塞罗那，尤其转身巴伦西亚、摩洛哥沿海、塞维利亚和里斯本……里斯本乃至整个葡萄牙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国人的控制。”关于热那亚与威尼斯的竞争，早在1953年西方就有学者指出：热那亚从13世纪开始就有夺取印度贸易的欲望，“最终，热那亚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打破了威尼斯人的垄断和穆斯林的封锁……”这种竞争，对中国历史来说很陌生，也许这是至今中国有关教科书的编写者仍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的一个原因。
三
以上西方学者解释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1 从史料上看，没有充分证据能说明中世纪后期运到欧洲的东方商品，特别是如香料这样重要的商品减少了，或由于西欧需求增加使所需要的商品供应不上，史料不支持这种说法。我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还引证过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说明15世纪里经过列万特运往西欧的香料不在少数，在该世纪末“威尼斯人的贸易量还在稳步增长”。
2 西方学者解释的变化主要不在于他们发现了什么新的史料，而是他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变化。二战后，他们是从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来看待地理大发现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仅仅靠在地中海上发生的事情来解释地理大发现就不够了，必须从当时西欧内部的发展总趋势来看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这样竞争的因素就被提到了首位。也就是说，要开辟另一条到达东方的航线，首先是西方人要有这种能力，其次他们必须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比较充裕的资金和其他相关条件，否则只能是空谈。特别是，因为地理大发现不像我国郑和的航行，轰轰烈烈一阵子后就无影无踪了，它造成了向早期资本主义的过渡，没有社会内部的深刻原因或背景，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只有挖出这种原因或背景才能更深刻地阐明地理大发现的发生。
[责任编辑：任世江]
参考文献：
[1]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J]．历史教学,1954(5)
[关键词]雷海宗，新航路开辟，原因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457—6241(2011)09—0008—04
一
在地理大发现的原因或前提条件的讨论中，除了通常说的西方人追求香料、黄金、土地及他们已经发展起相关的远洋航行的技术等等外，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理由，那就是中世纪后期，蒙古帝国的崩溃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破坏了东西方的正常贸易，使得一些西方人另寻出路，遂有哥伦布到达美洲和达伽马到达印度的创举。我国的一些教科书至今仍在沿用这种说法。但早在1954年，老一辈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就对此提出异议，他的理由是：
“西欧人的急于寻求由海洋上直达远东的航路，是由于土耳其人征服近中东后对于原有东方贸易商路的故意阻塞——这是一搬世界史书中的说法。实际这个说法完全是捏造，并且还不是凭空的捏造，而是反咬一口的颠倒事实的捏造：阻塞原有东方贸易路线的正是西欧人，而是土耳其人想要继续维持旧商路反被西欧人所阻挠。
事实很简单。只把前后的经过依照年代的顺序叙述一遍，问题就全部清楚了。
以葡萄牙人为首的西欧人开始向非洲西岸探险，希望绕非洲而直达远东，是十三世纪中期的事，那时土耳其人还根本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一般称为“土耳其人”的那一支突厥人，是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才成为一个被人注意而仍然微弱的势力的。一直到葡萄牙人已到达印度的那一年(一四九八)，已经强大的土耳其的势力尚未发展到西欧人东方贸易旧路的主要路线所在的地方即埃及。”
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特殊语境，撇开一些有点过激的地方，比如，说“土耳其人想要继续维持旧商路反被西欧人所阻挠”可能有些过分，但总的来看，这里的见解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和非凡的洞察力。从今天来看，其价值主要表现在：
1 说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与所谓的地中海上的通商困难无关，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困难，或这种困难并不严重；或者说，如果不存在其他情况，西方人根本不可能为了这点困难(即使有的话)而冒那么大的危险去开辟新的航线。
2 说明一直到葡萄牙人到达印度，奥斯曼人尚未征服当时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咽喉之地的埃及。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世界，主要是16世纪以来的事情。直到15世纪末，埃及和叙利亚继续处在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下。美国一位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著名学者曾讲到，奥斯曼帝国与马木路克王朝的第一次战争发生在1485-1491年，这只是“一系列小规模的战斗”，而且“马木路克王朝常常能在最初的遭遇战中获胜”。也就是说，在这第一次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可见，把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看成西方人寻找新航线的原因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从今天的认识看，雷海宗先生的观点也有值得修正的地方：
1 把西方人寻找新航路的时间定在13世纪，可能太早一点。雷海宗先生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是：1277年，热那亚人开辟了从地中海通向北海的海路，一般认为这是首次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行；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40年代，西欧人先后发现了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1291和1346年，热那亚维瓦尔迪家族装备的两条船和马略卡岛的富商费雷尔率领的船只先后驶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目标似乎是寻找“印度”，但均不知所终。但明确地把这些努力看成“开辟新航线”似乎不太合适，因为直到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是不是真的明确地想绕过非洲南端与东方人发生贸易往来，这还是有争论的。因此，不能把地理大发现开端的时间，定在1415年前。西方有学者曾讲到，“欧洲对非洲的有限扩张至少在13世纪就开始了”，但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明显成为葡萄牙海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15世纪最后25年的事情。
2 把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原因归之于土耳其人阻塞商路，这不只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或者说不是资产阶级的“捏造”，因为它也是“无产阶级”的观点，是当时苏联人及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的观点。总之，大体上这是二战前西方学者与前苏联学者共有的观点，在二战后当西方人开始纠正这种错误时，一些前苏联学者及我国学者仍长期持有这种观点。
前苏联最重要的一部世界通史是由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世界通史》，其第四卷上册在论及地理大发现的原因时是这样讲的：“蒙古强国崩溃的结果是使欧洲通过中亚细亚和蒙古与中国和印度的队商贸易中断，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15世纪土耳其在西亚细亚以及巴尔干半岛进行的侵略，几乎完全封闭了经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往东方的商路。第三条去东方的贸易道路(经过红海)被埃及的苏丹们垄断，他们在15世纪对运经该道的货物开始征收极重的关税。因此，过去以意大利各城市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开始衰落。”这种观点大体上为新中国成立后由若干一流学者编纂的第一套世界通史所接受：金帐汗国崩溃后，经过中亚的东西方交通中断了，只留下经过埃及红海或经过波斯湾的商路，但这两条路“也为阿拉伯人所垄断”，所以“经济日益发展的西欧各国，为了获得比较充实的东方商品，迫切希望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线”。这里讲得比较缓和，可能是受到了雷海宗先生的观点的影响，但其基本意思与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接近。目前国内各历史系用得最广泛的一套世界通史，甚至还进一步向前苏联学者的观点靠近：“到15世纪中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黑海北岸等地区，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帝国军队不但肆意抢劫商旅，而且帝国当局还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实际上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结果，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商人很自然地渴望另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前几年，我在给《大国崛起》审阅第一集的解说词时，也见到了类似的观点，我提出了修改意见，但最终似乎未被接受。该集强调“小小的香料撬动了地球”，影视工作者总是需要此类说法来吸引眼球。
二
上面讲到我国的教科书直到今天依然在采用苏联人的一套说法，但西方学者的观点早已 发生变化。限于手边的资料，我还不知道这一变化最初是谁提出来的，但从中国人相当熟悉的《全球通史》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这样说的：“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亚的局面变得非常混乱，1340年以后，北部的商路实际上已堵塞。此后，大部分产品汇集到那时以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顺海路运往各地。”他还说，尽管有蒙古帝国衰落和奥斯曼帝国兴起的诸多干扰，但“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为什么没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中亚的商路是陆路，运输量十分有限，东方运往西方的商品主要是通过海路，原来通过陆路运输的商品中有许多完全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
当代西方人写的有关著作，讲地理大发现的原因都是着重从当时西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角度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的。比如，1992年出版的《欧洲史》一书，在论及“欧洲扩张的原因及条件”时，讲了三点：欧洲人的想象力，他们想象中的富丽堂皇的东方对他们的吸引力；地理上的“科学”观念，主要是关于地圆，及地球有多大等方面的思想，包括相关的地图、经纬度等的计算方法；技术手段，指造船和远洋航行的技术圈。
我国教科书今天仍坚持的说法中，有一点也许有一定道理，那就是15世纪以来埃及和叙利亚对过境商品的税收可能在提高。西方学者编写的《新全球史》在列举众多的原因时有这么一句话：“在开罗，货物的价格往往已经涨得很高，而欧洲人对亚洲商品特别是香料的需要又是数量巨大。”《新编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也说：“欧洲市场对香料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埃及对于转口的东方货物征税很高，这种情况自然使发现一条直接通往东方的航路具有新的价值。”这里的问题在于，中世纪后期，地中海各地的物价在缓慢提高，税收有所提高属于正常现象，所以这种税收的提高对推动新航路的开辟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值得商榷。可以承认它为动力之一，但不能估计过高。阿拉伯人或奥斯曼人对过境的货物有时征收重税，这种情况也肯定会有，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但他们长期控制着这一贸易，应该知道“饮鸩止渴”的道理，不至于让西欧人买不到急需的物质。可见，“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说的奥斯曼帝国当局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的说法有些过分。
其实，二战后，西方学者在讨论地理大发现的原因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开辟新航路是西欧内部竞争的结果。该观点至今仍未引起我国教科书编写者的注意。比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在叙述地理大发现前夕的欧洲与东方的贸易时，一再使用了“竞争”或“竞争者”的字眼，特别是意大利各城市之间的竞争，还有意大利人、法国人、阿拉伯人的竞争。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把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归之于西方人的“竞争”：意大利人继续与阿拉伯商人做生意，双方都“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深感不满，他们想自己另寻一条到东方的航路，“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会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的原因。他还引用当时欧洲一位作家的话，把地中海说成是禁锢欧洲人的“牢狱”，并说欧洲“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
前几年我曾写过《关于地理大发现的动因问题》的文章，其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就是《“竞争”性的经济生活导致海外扩张》(见《历史教学》2008年11月上半月刊)。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斯塔夫里阿诺斯讲意大利人称心如意，而其他欧洲人不满，这种说法还是不太全面。按照布罗代尔或其他一些学者的说法，15世纪上半叶，垄断东方贸易的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15世纪中期以后，热那亚被赶出伊斯坦布尔(热那亚人在那儿有殖民地)后，威尼斯实际上垄断上东地中海上东西方之间的贸易；热那亚人及意大利或欧洲其他地区的人遂齐心协力往西发展，以期与威尼斯人竞争，由此最终开辟了到达美洲和亚洲的航线。关于西欧各地在这方面的竞争，关于热那亚人在早期地理大发现中的巨大作用，上述我的文章或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地理大发现新论》)都有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仅引布罗代尔的一段话加以说明：“随着威尼斯的优势地位转化为垄断，意大利的部分工商界在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推动下，逐渐转身西方的巴塞罗那，尤其转身巴伦西亚、摩洛哥沿海、塞维利亚和里斯本……里斯本乃至整个葡萄牙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国人的控制。”关于热那亚与威尼斯的竞争，早在1953年西方就有学者指出：热那亚从13世纪开始就有夺取印度贸易的欲望，“最终，热那亚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打破了威尼斯人的垄断和穆斯林的封锁……”这种竞争，对中国历史来说很陌生，也许这是至今中国有关教科书的编写者仍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的一个原因。
三
以上西方学者解释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1 从史料上看，没有充分证据能说明中世纪后期运到欧洲的东方商品，特别是如香料这样重要的商品减少了，或由于西欧需求增加使所需要的商品供应不上，史料不支持这种说法。我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还引证过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说明15世纪里经过列万特运往西欧的香料不在少数，在该世纪末“威尼斯人的贸易量还在稳步增长”。
2 西方学者解释的变化主要不在于他们发现了什么新的史料，而是他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变化。二战后，他们是从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来看待地理大发现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仅仅靠在地中海上发生的事情来解释地理大发现就不够了，必须从当时西欧内部的发展总趋势来看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这样竞争的因素就被提到了首位。也就是说，要开辟另一条到达东方的航线，首先是西方人要有这种能力，其次他们必须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比较充裕的资金和其他相关条件，否则只能是空谈。特别是，因为地理大发现不像我国郑和的航行，轰轰烈烈一阵子后就无影无踪了，它造成了向早期资本主义的过渡，没有社会内部的深刻原因或背景，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只有挖出这种原因或背景才能更深刻地阐明地理大发现的发生。
[责任编辑：任世江]
参考文献：
[1]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J]．历史教学,19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