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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国传媒在灾难报道领域实现重大突破，首先在观念层面上，颠覆了传统上灾难新闻即负面新闻的官本位立场论调，在巨灾时刻“迅速、主动、深入”传播，使媒体重获公众信任，同时在国家整合功能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一个突破点在于灾难新闻的实践层面上，相比过去，报道内容层次丰富而生动，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报道的核心是灾害；第二层是国内外的援助、受灾者的个体生命；第三层是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第四层是社会动员，以及核安全、环境污染等其他灾害的预防话题。”①
但是在这张灾难报道的层次结构图中，笔者认为，缺失了灾难报道的一个核心层次：反思。顾名思义，反思是人类对自己行为的总结与思考，它需要人类怀着理性思维与正视自己的勇气，发现并承认自己的过失与缺陷，以避免在以后的道路中重蹈覆辙，而能顺利前行。媒体(尤其是与灾难具有时间差的周报、期刊等)，主动对灾难进行反思，是其除传达信息、凝聚民心、组织动员等功能之外更为有力与有为的角色担当。为什么在上述层次结构模式中，学者会有意无意地漏掉这一核心要素呢?在对两份期刊的地震专题报道讨论中，笔者发现，无论是政府还是受众，甚至是传媒自身，对灾难的“反思”报道视角均仍有很多矛盾与困惑。
对灾难反思报道的争议
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例，在地震过去两周后的5月26日，出版了“抗震救灾专刊”，封面标题为《生命高于一切——汶川地震举国大救援》，整个报道的主体是现场扫描，内容是该刊记者在灾区的个人见闻。虽然记者满怀深情地采访到了很多感人细节，但因为人们对具有时间差的杂志有“深度”期待，希望《三联》“能超越这场灾难去深入追问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因此有受众对这期专题感觉较为失望。该刊主编朱伟说，“而在我看来，即使今天，大地震发生快两周后，这种反思也太过居高临下地冷静……我由此对编辑部说，在这样的伤害面前，我宁肯要不冷静的声音。冷静也许是理智的，但其中有冷漠，我不喜欢冷漠。”②所以第二期专题报道仍坚持感性采访与记录。而新华社记者韩松在其博客上却认为：“从整体上看，《三联》未能把这场罕见的大地震还原，在记录上存在一些遗憾，因此，对灾害给民众带来的生活改变的叙述，就显得乏力……或言，一讲理性就等于反思，而反思就意味着冷漠。其实不是这样的。”③
《三联》作为一份半月刊，在地震两周后仍坚持“感性报道”(包括第二期抗震救灾专题)，也许是表达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但却引来部分受众质疑。另一份也具特立独行风格的周报《南方周末》，在抗震救灾报道中，践行“反思”的决心与行动，却也备受争议。在5月22日和5月29日两期的“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中，报道涉及对震灾现场人性弱点的真实描述，以及坍塌的学校建筑等反思，赞扬者称之为“有良心的媒体”，反对者却也为数不少。6月3日，《检察日报》发表署名老土的文章《南方周末，摘下你的有色眼镜吧!》，称《南方周末》的地震系列报道立意怪、角度异、心理阴，指责《南方周末》“剑走偏锋”，“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对灾难报道中“反思”视角的激烈争论，反映出政府、受众以及传媒在透明化时代背景下，对价值多元化、新闻表达多元化的困惑与不适应。解读这些，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中国传媒的生态环境，思考政府、传媒以及受众的立场与选择，促进灾难新闻的可持续发展。
从争议透视中国传媒的生态环境
研究传播控制问题的专家布里德认为，媒介组织内必然存在一种不易察觉的潜网，这种潜网实际上乃是更大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折射。④这些社会控制体系，在媒介生态环境学的研究中，即指由媒介的群体和媒介生存发展的环境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⑤那么媒介生态环境由哪些构成呢?主要有媒介的政策环境、资源环境、竞争环境和技术环境。⑥也就是说，把传媒放到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中考察，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水平和受众教育水平、文化境界，以及媒介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等因素纷繁芜杂，共同影响与制约着传媒的平衡发展。
灾难新闻对灾难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报道引起人们的争议，是传媒生态环境里各种因素相互关联制约的折射。本文拟从灾难反思报道这一视角透视中国传媒的政治、文化、市场等生态环境。
政治环境。传媒生态环境制约着传媒的生存与发展，而其中的政治环境更是传媒赖以生存的土壤，传媒的进步，亦是政治的进步。众所周知，中国对新闻媒介质量的评比，往往实行政治标准“一票否决制”，亦即要求新闻传媒坚持“体现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而灾难新闻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体现社会安定和谐的负面报道，因此成为中国传媒如履薄冰甚至回避退缩的敏感题材。对改革开放前的几次天灾，信息发布时效与发布方式成为极为沉痛的教训。这次灾难新闻报道的巨大进步，其实是建立在我国政治进步基础之上的，2007年11月1日施行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和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政治进步影响新闻传播法治进步的最显著标志。英国《金融时报》以《汶川地震：中国形象的嬗变信号》为题，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正试图改变既往隐瞒或公布迟缓的做法，以期掌握舆论的主动”。
但是，政治的开明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进步的道路难免会有曲折反复。许多有识之士希望这次地震报道不是个案，而是“能通过总结经验变成制度性安排，从此转变新闻传播的理论和观念”。⑦因此我们首先应树立的一个观念即是：传媒是反思灾难的先锋队。在现行的政府传播机制中，政府掌握着主动权，尤其在对灾难的调查、追问中，政府是唯一的发言人，其新闻发布权是法律赋予的，而“媒体是被动的，媒体对政府有依赖性”。⑧但是，正如一位传媒人所言，“没有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外在干预的话，心底不会去想着追问几个‘为什么’?而广大读者此刻也最想知道‘为什么’”。⑨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每年一到8月下旬，美国媒体就开始回顾和反思“9·11”，反思的主题从反恐、国土安全，到市政设施质量、心理救助等，不一而足，这已经成了美国媒体的例牌。而在媒体彻底调查追问的整个过程中，“政府都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算不上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们的成功之处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善待民意和舆论。⑩因为政府没有垄断对灾难和事故的调查权及解释权，而是自信从容地允许媒体与民间独立机构调查追问，反而比较容
易地化解了灾难和事故导致的政府公关危机。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曾恳切地说：请媒体给政府一些时间。这句话表达了中国对媒体的尊重与信任，也透出了政府坚定不移的救灾信念。但是同时，我们也从这句话中体会到政府的压力与重担。的确，当政府力图一肩挑起抗震救灾、安抚民众、重建家园、追问调查等千头万绪的工作时，如何能保证没有差错而高效率进行呢?让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中，不仅传达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等基本信息，而且运用自己发达的信息网络优势，不停地追问，深入调查，理性反思，提升民众、社会、政府之间的信息共识，一方面可以协助政府，使其避免受到一次次的质疑与不信任，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一次次灾难变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教科书。
让媒体成为反思灾难的先锋队，需要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无论是政府还是传媒，已走在探索的道路上。
文化环境。在传媒的生态环境中，文化是最稳定与最持久的力量。如果说对灾难的反思受到的政治制约是显性而动态的，那么它受到的文化影响却相对隐性而牢固。
林语堂曾经在分析中国文学时指出：“中国人总是用感情来思维，很少用理性去分析”。(11)比如，诗歌是抒情的一种载体，却对中国人的生活结构有强大的渗透性，“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它时而诉诸浪漫主义，使人们超然于这个辛勤劳作和单调无聊的世界之上，获得一种感情的升华，时而又诉诸人们悲伤、屈从、克制等感情，通过悲愁的艺术来净化人们的心灵。(12)这样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体系，那便是无论公共生活还是私人情感，都追求和谐、平和、团圆。
这样的文化心理环境，使传媒面对灾难带来的毁灭感、绝望感时，首先要担当起精神救助者的角色，这种救助，正如《三联》的主编朱伟所言，是“要表达真实的温情，要将自己的体温与灾区受难者融为一体”，而《南方周末》的震灾报道关注人性丑恶、揭示灾难问题，语言冷静、中性、原生态描述，这显然不是一种温情的表达，所以它对普通受众的内心情感，对传媒所在的文化环境，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挑战。
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最大的灾难是不许彻底地追问灾难。其实2000多年前，孔子即用“兴、观、群、怨”阐释了《诗》的作用，“怨”即“刺上政”。既然“诗”是可以用来怨的，那么对灾难进行反思，表现灾难本身所负载的悲剧意义及其对社会的警示，同样是传媒对灾民的另一种有建设性的救助。只是基于中国人追求“和谐”的文化心理，传媒要思考如何反思、如何表达理性，这些，是需要在市场环境中去学习与把握的技巧。
市场环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新闻的商品性逐渐为业界与学术界所认同，也就是说，新闻传媒既是国家舆论宣传工具，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另外它又具有产业属性，要面向改革开放中的市场环境。具有商品属性的传媒在市场环境里竞争，制胜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品牌经济，而我们知道，传媒品牌的构建，除了其销售的某种价值观(传媒内容)外，还在于其清晰的销售对象(受众细分)，以及以怎样的方式来销售(媒介定位)，由此，才能使品牌成为媒体在这个海量信息世界里最有效的识别手段。
半岛电视台是海湾战争时崛起的一家独立而成功的电视台，他的成功因素有哪些呢?李希光教授认为，该台“勇于报道冲突性和争议性的选题，强调新闻的冲突框架——新闻是冲突、争议和斗争”，(13)这种独特的报道视角，冲击了阿拉伯世界对媒体功能的传统认识，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从而成为世界媒体市场上的一个奇迹。这样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传媒的灾难新闻报道当有深刻启示：灾难本身天然地具有突发性、反常性和重要性等特点，对灾难进行反思，更具有冲突、争议、斗争性等重要新闻价值，如果媒体只千篇一律地报道前者，而对反思进行回避，实际上是漠视“新闻的冲突框架”，最终难免流入讴歌式的单一化报道模式。传媒在灾难时刻应坚守社会价值，但却不意味着它可以忽略其所生存的市场环境，放弃灾难新闻里的反思视角。
媒体在选择反思视角的时候，要考虑它所涵盖的独特受众群，进行针对性报道。在受众市场向分众化、个性化发展的时代，每个媒体都应该有自己清晰的受众定位。比如对于都市类媒体，受众群体以普通市民为主，在灾难时刻很难接受对一个本身需要救助的群体进行人性拷问，即使这类报道真实而满怀社会使命感，也会被视为是与大众有距离的精英式傲慢，甚至是不厚道的行为。而《三联》等媒体的受众相对来说，具有较好的知识结构与理性分析能力，自然期望媒体能“解读、追问、反思”。《南方周末》对校舍倒塌、慈善捐款、人性百态等问题的关注，笔者认为是切合了它所拥有并重视的受众的阅读需求，只是反思报道需要精心的策略，如应该与灾难有一定的时间差，适度报道，把握平衡，在报道风格与态度上拉近与受众的距离等。
对灾难进行反思，不会使灾难更加严重，却能因媒体的追问而赢得更多补救的机会。在灾难报道中，让“反思”与“爱”和“坚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拼图，传媒的生态环境将更加健康而有活力。
注 释：
①⑦《南方周末》记者程绮瑾整理：《“5·12”应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2008年5月22日。
②http：//blog.sina.com.cn/zhuwei朱伟博客文章《再检讨我们的态度》。
③⑨http：//hansong.blshe.com/post/57/207907韩松的博客《震灾报道：三联VS财经》。
④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8月第二版，第175页。
⑤⑥李彬、王君超主编：《媒介二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263页。
⑧蒋晓丽主编：《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第189页。
⑩杨恒均：《纪念“9·11”，美国怎样把灾难变成教科书》，《南方周末》，2007年9月7日。
(11)(12)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二版，第241页、第240页。
(13)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386页。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讲师)
编校：郑 艳
但是在这张灾难报道的层次结构图中，笔者认为，缺失了灾难报道的一个核心层次：反思。顾名思义，反思是人类对自己行为的总结与思考，它需要人类怀着理性思维与正视自己的勇气，发现并承认自己的过失与缺陷，以避免在以后的道路中重蹈覆辙，而能顺利前行。媒体(尤其是与灾难具有时间差的周报、期刊等)，主动对灾难进行反思，是其除传达信息、凝聚民心、组织动员等功能之外更为有力与有为的角色担当。为什么在上述层次结构模式中，学者会有意无意地漏掉这一核心要素呢?在对两份期刊的地震专题报道讨论中，笔者发现，无论是政府还是受众，甚至是传媒自身，对灾难的“反思”报道视角均仍有很多矛盾与困惑。
对灾难反思报道的争议
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例，在地震过去两周后的5月26日，出版了“抗震救灾专刊”，封面标题为《生命高于一切——汶川地震举国大救援》，整个报道的主体是现场扫描，内容是该刊记者在灾区的个人见闻。虽然记者满怀深情地采访到了很多感人细节，但因为人们对具有时间差的杂志有“深度”期待，希望《三联》“能超越这场灾难去深入追问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因此有受众对这期专题感觉较为失望。该刊主编朱伟说，“而在我看来，即使今天，大地震发生快两周后，这种反思也太过居高临下地冷静……我由此对编辑部说，在这样的伤害面前，我宁肯要不冷静的声音。冷静也许是理智的，但其中有冷漠，我不喜欢冷漠。”②所以第二期专题报道仍坚持感性采访与记录。而新华社记者韩松在其博客上却认为：“从整体上看，《三联》未能把这场罕见的大地震还原，在记录上存在一些遗憾，因此，对灾害给民众带来的生活改变的叙述，就显得乏力……或言，一讲理性就等于反思，而反思就意味着冷漠。其实不是这样的。”③
《三联》作为一份半月刊，在地震两周后仍坚持“感性报道”(包括第二期抗震救灾专题)，也许是表达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但却引来部分受众质疑。另一份也具特立独行风格的周报《南方周末》，在抗震救灾报道中，践行“反思”的决心与行动，却也备受争议。在5月22日和5月29日两期的“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中，报道涉及对震灾现场人性弱点的真实描述，以及坍塌的学校建筑等反思，赞扬者称之为“有良心的媒体”，反对者却也为数不少。6月3日，《检察日报》发表署名老土的文章《南方周末，摘下你的有色眼镜吧!》，称《南方周末》的地震系列报道立意怪、角度异、心理阴，指责《南方周末》“剑走偏锋”，“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对灾难报道中“反思”视角的激烈争论，反映出政府、受众以及传媒在透明化时代背景下，对价值多元化、新闻表达多元化的困惑与不适应。解读这些，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中国传媒的生态环境，思考政府、传媒以及受众的立场与选择，促进灾难新闻的可持续发展。
从争议透视中国传媒的生态环境
研究传播控制问题的专家布里德认为，媒介组织内必然存在一种不易察觉的潜网，这种潜网实际上乃是更大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折射。④这些社会控制体系，在媒介生态环境学的研究中，即指由媒介的群体和媒介生存发展的环境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⑤那么媒介生态环境由哪些构成呢?主要有媒介的政策环境、资源环境、竞争环境和技术环境。⑥也就是说，把传媒放到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中考察，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水平和受众教育水平、文化境界，以及媒介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等因素纷繁芜杂，共同影响与制约着传媒的平衡发展。
灾难新闻对灾难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报道引起人们的争议，是传媒生态环境里各种因素相互关联制约的折射。本文拟从灾难反思报道这一视角透视中国传媒的政治、文化、市场等生态环境。
政治环境。传媒生态环境制约着传媒的生存与发展，而其中的政治环境更是传媒赖以生存的土壤，传媒的进步，亦是政治的进步。众所周知，中国对新闻媒介质量的评比，往往实行政治标准“一票否决制”，亦即要求新闻传媒坚持“体现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而灾难新闻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体现社会安定和谐的负面报道，因此成为中国传媒如履薄冰甚至回避退缩的敏感题材。对改革开放前的几次天灾，信息发布时效与发布方式成为极为沉痛的教训。这次灾难新闻报道的巨大进步，其实是建立在我国政治进步基础之上的，2007年11月1日施行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和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政治进步影响新闻传播法治进步的最显著标志。英国《金融时报》以《汶川地震：中国形象的嬗变信号》为题，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正试图改变既往隐瞒或公布迟缓的做法，以期掌握舆论的主动”。
但是，政治的开明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进步的道路难免会有曲折反复。许多有识之士希望这次地震报道不是个案，而是“能通过总结经验变成制度性安排，从此转变新闻传播的理论和观念”。⑦因此我们首先应树立的一个观念即是：传媒是反思灾难的先锋队。在现行的政府传播机制中，政府掌握着主动权，尤其在对灾难的调查、追问中，政府是唯一的发言人，其新闻发布权是法律赋予的，而“媒体是被动的，媒体对政府有依赖性”。⑧但是，正如一位传媒人所言，“没有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外在干预的话，心底不会去想着追问几个‘为什么’?而广大读者此刻也最想知道‘为什么’”。⑨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每年一到8月下旬，美国媒体就开始回顾和反思“9·11”，反思的主题从反恐、国土安全，到市政设施质量、心理救助等，不一而足，这已经成了美国媒体的例牌。而在媒体彻底调查追问的整个过程中，“政府都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算不上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们的成功之处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善待民意和舆论。⑩因为政府没有垄断对灾难和事故的调查权及解释权，而是自信从容地允许媒体与民间独立机构调查追问，反而比较容
易地化解了灾难和事故导致的政府公关危机。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曾恳切地说：请媒体给政府一些时间。这句话表达了中国对媒体的尊重与信任，也透出了政府坚定不移的救灾信念。但是同时，我们也从这句话中体会到政府的压力与重担。的确，当政府力图一肩挑起抗震救灾、安抚民众、重建家园、追问调查等千头万绪的工作时，如何能保证没有差错而高效率进行呢?让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中，不仅传达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等基本信息，而且运用自己发达的信息网络优势，不停地追问，深入调查，理性反思，提升民众、社会、政府之间的信息共识，一方面可以协助政府，使其避免受到一次次的质疑与不信任，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一次次灾难变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教科书。
让媒体成为反思灾难的先锋队，需要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无论是政府还是传媒，已走在探索的道路上。
文化环境。在传媒的生态环境中，文化是最稳定与最持久的力量。如果说对灾难的反思受到的政治制约是显性而动态的，那么它受到的文化影响却相对隐性而牢固。
林语堂曾经在分析中国文学时指出：“中国人总是用感情来思维，很少用理性去分析”。(11)比如，诗歌是抒情的一种载体，却对中国人的生活结构有强大的渗透性，“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它时而诉诸浪漫主义，使人们超然于这个辛勤劳作和单调无聊的世界之上，获得一种感情的升华，时而又诉诸人们悲伤、屈从、克制等感情，通过悲愁的艺术来净化人们的心灵。(12)这样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体系，那便是无论公共生活还是私人情感，都追求和谐、平和、团圆。
这样的文化心理环境，使传媒面对灾难带来的毁灭感、绝望感时，首先要担当起精神救助者的角色，这种救助，正如《三联》的主编朱伟所言，是“要表达真实的温情，要将自己的体温与灾区受难者融为一体”，而《南方周末》的震灾报道关注人性丑恶、揭示灾难问题，语言冷静、中性、原生态描述，这显然不是一种温情的表达，所以它对普通受众的内心情感，对传媒所在的文化环境，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挑战。
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最大的灾难是不许彻底地追问灾难。其实2000多年前，孔子即用“兴、观、群、怨”阐释了《诗》的作用，“怨”即“刺上政”。既然“诗”是可以用来怨的，那么对灾难进行反思，表现灾难本身所负载的悲剧意义及其对社会的警示，同样是传媒对灾民的另一种有建设性的救助。只是基于中国人追求“和谐”的文化心理，传媒要思考如何反思、如何表达理性，这些，是需要在市场环境中去学习与把握的技巧。
市场环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新闻的商品性逐渐为业界与学术界所认同，也就是说，新闻传媒既是国家舆论宣传工具，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另外它又具有产业属性，要面向改革开放中的市场环境。具有商品属性的传媒在市场环境里竞争，制胜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品牌经济，而我们知道，传媒品牌的构建，除了其销售的某种价值观(传媒内容)外，还在于其清晰的销售对象(受众细分)，以及以怎样的方式来销售(媒介定位)，由此，才能使品牌成为媒体在这个海量信息世界里最有效的识别手段。
半岛电视台是海湾战争时崛起的一家独立而成功的电视台，他的成功因素有哪些呢?李希光教授认为，该台“勇于报道冲突性和争议性的选题，强调新闻的冲突框架——新闻是冲突、争议和斗争”，(13)这种独特的报道视角，冲击了阿拉伯世界对媒体功能的传统认识，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从而成为世界媒体市场上的一个奇迹。这样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传媒的灾难新闻报道当有深刻启示：灾难本身天然地具有突发性、反常性和重要性等特点，对灾难进行反思，更具有冲突、争议、斗争性等重要新闻价值，如果媒体只千篇一律地报道前者，而对反思进行回避，实际上是漠视“新闻的冲突框架”，最终难免流入讴歌式的单一化报道模式。传媒在灾难时刻应坚守社会价值，但却不意味着它可以忽略其所生存的市场环境，放弃灾难新闻里的反思视角。
媒体在选择反思视角的时候，要考虑它所涵盖的独特受众群，进行针对性报道。在受众市场向分众化、个性化发展的时代，每个媒体都应该有自己清晰的受众定位。比如对于都市类媒体，受众群体以普通市民为主，在灾难时刻很难接受对一个本身需要救助的群体进行人性拷问，即使这类报道真实而满怀社会使命感，也会被视为是与大众有距离的精英式傲慢，甚至是不厚道的行为。而《三联》等媒体的受众相对来说，具有较好的知识结构与理性分析能力，自然期望媒体能“解读、追问、反思”。《南方周末》对校舍倒塌、慈善捐款、人性百态等问题的关注，笔者认为是切合了它所拥有并重视的受众的阅读需求，只是反思报道需要精心的策略，如应该与灾难有一定的时间差，适度报道，把握平衡，在报道风格与态度上拉近与受众的距离等。
对灾难进行反思，不会使灾难更加严重，却能因媒体的追问而赢得更多补救的机会。在灾难报道中，让“反思”与“爱”和“坚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拼图，传媒的生态环境将更加健康而有活力。
注 释：
①⑦《南方周末》记者程绮瑾整理：《“5·12”应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2008年5月22日。
②http：//blog.sina.com.cn/zhuwei朱伟博客文章《再检讨我们的态度》。
③⑨http：//hansong.blshe.com/post/57/207907韩松的博客《震灾报道：三联VS财经》。
④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8月第二版，第175页。
⑤⑥李彬、王君超主编：《媒介二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263页。
⑧蒋晓丽主编：《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第189页。
⑩杨恒均：《纪念“9·11”，美国怎样把灾难变成教科书》，《南方周末》，2007年9月7日。
(11)(12)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二版，第241页、第240页。
(13)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386页。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讲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