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6年6月17日，方红生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大学前，父母为了激励他刻苦学习，便经常带他干农活。这让方红生从小就体会到当农民的辛劳，同时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
1996年，他有幸考上了安徽财贸学院，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方红生学习十分勤奋刻苦；1998年，他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了全国二等奖，受到隆重表彰；2000年，他考上梦寐以求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2年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被研究生院张贴红榜予以表彰。正是以上两项荣誉给予了他强大的信心，从而激励其坚定的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2003年任教于浙江财经学院，2005年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攻读博士，2010年加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13年晋升为财政学教授。从踏足经济学研究领域开始，方红生的人生之路就是一条不断攀越科研高峰的路途，身后留下了一长串闪光的脚印。如今的他，在财税理论与政策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学术界高度赞誉，成为中国新生代青年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
师恩难忘
从农村到科学殿堂，这样一条逆袭的轨迹背后深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唯有方红生自己能体会到，但他总是谦虚地归结为“自己很幸运”。幸运的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包括带他步入经济学殿堂——他的硕士生导师朱保华教授、胡景北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谈起自己的三位恩师，方红生满怀敬佩与感激。
“朱保华教授和胡景北教授是国内最早倡导使用国外原版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的经济学者之一”，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方红生开始研读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动态最优化基础》。书籍的启蒙加上他后期的努力，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数理经济学基础。
在研究生阶段，方红生特别喜欢看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论文，从中获得的灵感帮助他在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取得这样的成绩，这首先要归功于他们”。他同朱教授亦师亦友，以至于在硕士毕业5年后还一起合作完成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性检验》一文（《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反响。此外，朱教授还毫无保留地经常向他提供重要数据和学习资料，令方红生感动不已。
如果说硕士阶段培养了方红生良好的数理功底的话，博士阶段则培养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意识以及做经验研究的方法。“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军教授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着深厚的研究”。对于导师的培养，方红生在其专著《中国式分权、内生的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与实证》的后记中不无感激的写道：在博士3年期间，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于能够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如果张老师不在双周一次的的Workshop 上提出“缩长”之谜，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写出本书的第4章。如果张老师不将兴趣点转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并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会有与张老师一起合作完成本书第5章的机会。可以说，正是张军教授让方红生走上了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并让他体味到研究中国问题的乐趣。
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
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了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两个防止”，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而且还明确了要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组合。根据自己多年对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研究，方红生意识到，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非常有可能搭配的是非李嘉图政策，从而导致中国陷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螺旋。出于这种担心，方红生下定决心为中国政府构造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他认为，理论框架可以通过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的方式来建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面对宏观经济不稳定，一个仁慈性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第二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采用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尽可能的确保中国地方政府像一个仁慈性政府一样行动？
方红生首先通过梳理和评述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第一个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即一个仁慈性政府在正常时期下，一般应采用积极型货币政策与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在非正常时期下，应采用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其次，通过梳理和借鉴相关研究文献，他提出了一个可以回答第二个基本问题的理论假说，即中国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就是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预算软约束互动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
最后，他主要从改革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修改《预算法》和提高财政透明度三个方面试图使中国地方政府尽可能像一个仁慈性政府一样行动。他提出，改革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思路是，采用一个以经济稳定优先并兼顾民意的政绩考核机制。
进一步，他认为一个有效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应有其相应的实证基础。因此，他对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和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的理论假说分别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两大理论都很好的通过了验证。此外，他还探讨了中国“缩长”之谜的可信谜底，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从政策搭配的角度丰富更有解释力的总需求不足说。这意味着合理的政策搭配是多么的重要。
以上内容构成其代表作《中国式分权、内生的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与实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创新性，该著作入选了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当代经济学文库”系列。
再评估分税制改革的激励效应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1994年，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的本质直指财政收入集权。 关于这次改革，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它极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收入再分配能力，有利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稳定。然而，这次改革却遭致社会上某些学术派别（2002）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财政收入集权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
对此，方红生设想，如果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真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只表现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的话，那么20年过去了，分税制改革为何到现在还不推倒重来？显然，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肯定有其援助之手的一面而不纯粹只表现为攫取之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人（2002）的观点自发表后，竟得到中国学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方红生给出了四点解释。第一，文章题目新颖、结论似乎较符合直觉，且不乏有国际文献的支持；第二，想当然的认为该文度量财政收入集权或分权的指标是正确的；第三，数据问题、早期重要文献的误导与研究重心的偏离；最后，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学习与检验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而对于中国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缺乏足够的理论思考。随后，方红生和张军教授通过改进新近发展起来的新财政集权理论，提出了一个以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为双内核的旨在解释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理论框架。
他们通过构造1999?2009年间财政集权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并使用系统GMM方法，证实了所提的假说，基于这些实证结果，他们又重新评估了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财政集权将激励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而在净流入地区，虽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财政集权的效应有所抑制，但总体上还不足以改变其援助之手的性质。这一发现支持了新财政集权理论。该成果已发表在国内权威期刊《管理世界》2014年第2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6期转载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4年第5期全文转载，即将被管理世界编辑部翻译成英文对外宣传。
毋庸讳言，方红生和张军在质疑财政收入集权是攫取之手这一观点和重新评估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方面做出了贡献。然而，方红生深感，“要科学、全面的完成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再评估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各种研究想法，他相信，这些工作可以为科学和全面的评价分税制改革提供数据基础、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同时也可以为中央政府今后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提供科学的决策分析依据和绩效评估借鉴，降低财政改革的风险，提高改革的科学性、有效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方红生的研究设想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资助，他坚信，“有了这个资助，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定会将分税制改革的激励效应再评估工作做好！”
用心良苦，为学界后继有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观点。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也将是实现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重要支撑。
秉承着导师的师德风范，方红生执教三尺讲坛，传道授业解惑。《公共经济学前沿专题》和《税收理论与政策》就是方红生开设的两门研究型课程，他独辟蹊径，让授课告别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有了更多的自由。
他说，这两门课是基于中国所出现的重要公共经济现象和问题，分别组织国内外相关重要研究文献，进行互动式研讨。他希望，这样的改变能够实现三大目标，让学生通过课前和课中的学习，掌握一定量的重要研究文献，理解当前的研究进展；通过互动式研讨培养学生做研究的兴趣和团队合作精神，帮助其掌握做研究的方法和技巧，并发展其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提高他们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
依托自身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不断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方红生力争将本科生核心课程《公共经济学前沿专题》和研究生核心课程《截面和面板数据分析》《税收理论与政策》打造成与欧美一流大学接轨的精品课程。他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和上机操作的风格，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技巧的全部奥妙在于如何热爱学生”，作为教师，他不仅在学习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的学生，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既是学生学业上的良师，也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益友。2010年以来，他共指导了45名本科生、12名硕士生和4名博士生。这些优秀的学生们，曾获得浙江大学2014届和2015届百篇特优本科毕业论文、浙江大学第二届（2015）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大学20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和2013年第13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级一等奖、省级二等奖等奖励。
在学生培养上用心良苦的方红生，对待自己的研究团队同样如此。
他精心打造了一支知识基础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团队和梯队。目前，团队成员共有12人，教授7人（其中博导4人），副教授3人（其中博导1人）和讲师2人。“他们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税收理论与政策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等三个方向的研究，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岁月蹉跎，方红生即将迈入不惑之年。他深有感触地说，“发表一篇‘好’文章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写‘好’文章”。在最近举办的第15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复旦专场上，他和广大青年学生分享了一个实现学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假说，即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要想实现学术可持续发展，应满足以下六大条件：密切关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并积极融入其中；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广交学术志友；选好工作平台；选好另一半；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善待身体。他希望青年学生可以和自己一起共勉，共同实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新生代青年经济学家，方红生这一路收获了太多的光环和鲜花。然而，在他身上却看不到丝毫自负与浮躁，反倒是感恩之心和脚踏实地的干劲儿。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未来，他还会继续潜心经济学研究、和学生团队一起，乐在其中，甘之如饴。
1996年，他有幸考上了安徽财贸学院，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方红生学习十分勤奋刻苦；1998年，他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了全国二等奖，受到隆重表彰；2000年，他考上梦寐以求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2年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被研究生院张贴红榜予以表彰。正是以上两项荣誉给予了他强大的信心，从而激励其坚定的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2003年任教于浙江财经学院，2005年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攻读博士，2010年加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13年晋升为财政学教授。从踏足经济学研究领域开始，方红生的人生之路就是一条不断攀越科研高峰的路途，身后留下了一长串闪光的脚印。如今的他，在财税理论与政策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学术界高度赞誉，成为中国新生代青年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
师恩难忘
从农村到科学殿堂，这样一条逆袭的轨迹背后深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唯有方红生自己能体会到，但他总是谦虚地归结为“自己很幸运”。幸运的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包括带他步入经济学殿堂——他的硕士生导师朱保华教授、胡景北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谈起自己的三位恩师，方红生满怀敬佩与感激。
“朱保华教授和胡景北教授是国内最早倡导使用国外原版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的经济学者之一”，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方红生开始研读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动态最优化基础》。书籍的启蒙加上他后期的努力，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数理经济学基础。
在研究生阶段，方红生特别喜欢看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论文，从中获得的灵感帮助他在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取得这样的成绩，这首先要归功于他们”。他同朱教授亦师亦友，以至于在硕士毕业5年后还一起合作完成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性检验》一文（《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反响。此外，朱教授还毫无保留地经常向他提供重要数据和学习资料，令方红生感动不已。
如果说硕士阶段培养了方红生良好的数理功底的话，博士阶段则培养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意识以及做经验研究的方法。“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军教授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着深厚的研究”。对于导师的培养，方红生在其专著《中国式分权、内生的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与实证》的后记中不无感激的写道：在博士3年期间，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于能够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如果张老师不在双周一次的的Workshop 上提出“缩长”之谜，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写出本书的第4章。如果张老师不将兴趣点转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并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会有与张老师一起合作完成本书第5章的机会。可以说，正是张军教授让方红生走上了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并让他体味到研究中国问题的乐趣。
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
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了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两个防止”，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而且还明确了要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组合。根据自己多年对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研究，方红生意识到，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非常有可能搭配的是非李嘉图政策，从而导致中国陷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螺旋。出于这种担心，方红生下定决心为中国政府构造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他认为，理论框架可以通过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的方式来建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面对宏观经济不稳定，一个仁慈性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第二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采用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尽可能的确保中国地方政府像一个仁慈性政府一样行动？
方红生首先通过梳理和评述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第一个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即一个仁慈性政府在正常时期下，一般应采用积极型货币政策与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在非正常时期下，应采用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其次，通过梳理和借鉴相关研究文献，他提出了一个可以回答第二个基本问题的理论假说，即中国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就是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预算软约束互动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
最后，他主要从改革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修改《预算法》和提高财政透明度三个方面试图使中国地方政府尽可能像一个仁慈性政府一样行动。他提出，改革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思路是，采用一个以经济稳定优先并兼顾民意的政绩考核机制。
进一步，他认为一个有效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应有其相应的实证基础。因此，他对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和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的理论假说分别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两大理论都很好的通过了验证。此外，他还探讨了中国“缩长”之谜的可信谜底，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从政策搭配的角度丰富更有解释力的总需求不足说。这意味着合理的政策搭配是多么的重要。
以上内容构成其代表作《中国式分权、内生的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与实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创新性，该著作入选了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当代经济学文库”系列。
再评估分税制改革的激励效应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1994年，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的本质直指财政收入集权。 关于这次改革，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它极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收入再分配能力，有利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稳定。然而，这次改革却遭致社会上某些学术派别（2002）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财政收入集权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
对此，方红生设想，如果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真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只表现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的话，那么20年过去了，分税制改革为何到现在还不推倒重来？显然，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肯定有其援助之手的一面而不纯粹只表现为攫取之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人（2002）的观点自发表后，竟得到中国学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方红生给出了四点解释。第一，文章题目新颖、结论似乎较符合直觉，且不乏有国际文献的支持；第二，想当然的认为该文度量财政收入集权或分权的指标是正确的；第三，数据问题、早期重要文献的误导与研究重心的偏离；最后，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学习与检验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而对于中国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缺乏足够的理论思考。随后，方红生和张军教授通过改进新近发展起来的新财政集权理论，提出了一个以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为双内核的旨在解释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理论框架。
他们通过构造1999?2009年间财政集权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并使用系统GMM方法，证实了所提的假说，基于这些实证结果，他们又重新评估了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财政集权将激励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而在净流入地区，虽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财政集权的效应有所抑制，但总体上还不足以改变其援助之手的性质。这一发现支持了新财政集权理论。该成果已发表在国内权威期刊《管理世界》2014年第2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6期转载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4年第5期全文转载，即将被管理世界编辑部翻译成英文对外宣传。
毋庸讳言，方红生和张军在质疑财政收入集权是攫取之手这一观点和重新评估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方面做出了贡献。然而，方红生深感，“要科学、全面的完成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再评估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各种研究想法，他相信，这些工作可以为科学和全面的评价分税制改革提供数据基础、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同时也可以为中央政府今后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提供科学的决策分析依据和绩效评估借鉴，降低财政改革的风险，提高改革的科学性、有效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方红生的研究设想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资助，他坚信，“有了这个资助，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定会将分税制改革的激励效应再评估工作做好！”
用心良苦，为学界后继有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观点。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也将是实现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重要支撑。
秉承着导师的师德风范，方红生执教三尺讲坛，传道授业解惑。《公共经济学前沿专题》和《税收理论与政策》就是方红生开设的两门研究型课程，他独辟蹊径，让授课告别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有了更多的自由。
他说，这两门课是基于中国所出现的重要公共经济现象和问题，分别组织国内外相关重要研究文献，进行互动式研讨。他希望，这样的改变能够实现三大目标，让学生通过课前和课中的学习，掌握一定量的重要研究文献，理解当前的研究进展；通过互动式研讨培养学生做研究的兴趣和团队合作精神，帮助其掌握做研究的方法和技巧，并发展其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提高他们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
依托自身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不断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方红生力争将本科生核心课程《公共经济学前沿专题》和研究生核心课程《截面和面板数据分析》《税收理论与政策》打造成与欧美一流大学接轨的精品课程。他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和上机操作的风格，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技巧的全部奥妙在于如何热爱学生”，作为教师，他不仅在学习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的学生，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既是学生学业上的良师，也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益友。2010年以来，他共指导了45名本科生、12名硕士生和4名博士生。这些优秀的学生们，曾获得浙江大学2014届和2015届百篇特优本科毕业论文、浙江大学第二届（2015）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大学20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和2013年第13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级一等奖、省级二等奖等奖励。
在学生培养上用心良苦的方红生，对待自己的研究团队同样如此。
他精心打造了一支知识基础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团队和梯队。目前，团队成员共有12人，教授7人（其中博导4人），副教授3人（其中博导1人）和讲师2人。“他们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税收理论与政策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等三个方向的研究，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岁月蹉跎，方红生即将迈入不惑之年。他深有感触地说，“发表一篇‘好’文章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写‘好’文章”。在最近举办的第15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复旦专场上，他和广大青年学生分享了一个实现学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假说，即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要想实现学术可持续发展，应满足以下六大条件：密切关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并积极融入其中；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广交学术志友；选好工作平台；选好另一半；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善待身体。他希望青年学生可以和自己一起共勉，共同实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新生代青年经济学家，方红生这一路收获了太多的光环和鲜花。然而，在他身上却看不到丝毫自负与浮躁，反倒是感恩之心和脚踏实地的干劲儿。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未来，他还会继续潜心经济学研究、和学生团队一起，乐在其中，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