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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这是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的提问,他的代表作以此为书名,洋洋二十万字,道尽了“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的妙处。
按照我们传统的历史观念,“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这一判断可以说是最不上路子或说最搬不上台面的话。我们习惯了“史”字里的持“中”理念,因此,“剪刀加浆糊”从来不为人所诟病,至少不会树敌太多。而卡尔就不同了,他却招致了同行的嘲弄和围攻。
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有偏见要比宣称自己如何客观、公正乃至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要好得多,这是我本人所理解的卡尔的核心概念。当我们行走在历史的长河,或说以回到历史现场的语气来说话时,我们的振振有词往往可能是漂浮在历史的表面上。在汗牛充栋的史籍面前,历史资料让我们显得无所适从。对历史学家来说,究竟是选择一片叶子还是选择一枝树林,抑或一条树干以及树根,都是很有偶然性的,这个偶然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主性。其实这个偶然性里,又充满着必然性。细说这个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即是说,历史学家一生一世都在为自己的“视野”和“事业”寻找依据,这个依据就是资料和论据。而历史学家梳理并树立的论点一开始就带有自己的主观性,这个主观性一开始也就决定其为其自己的观点极力辩护的立场。进一步说,这个立场尽管可以用自我述说的资料之真实、客观、公正、可靠作详细的陈述,但其主观性的必然性绝对不会因为资料的搜集而得以改变和修正,偶然性的选择总被其早已经成为“定论”的主干观点所遥控。可能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会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反对,因为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研究个案解脱,我的观点就是因为发现了崭新的历史资料而改变了说法,其实这是挂一漏万的“说法”。我们可以为某一个人的生卒年月等细小的“历史”涂改,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历史学家的成见比偏见更可怕。我常常想,“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应该改成“成见比偏见离真理更远”。历史的历时性容易为历史学家所掌握、所认可,但历史的非历时性、非客观性绝不容于历史学家,同时也不容易为之所认识,因此,卡尔早在1950年就宣布了“客观的历史”的死亡,他的定位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这里可以维持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是哪个历史学家能够希望达到这个客观真理,哪怕是一点点接近和一部分接近都不能。”也许,卡尔的观点不无夸张之处,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他针对的重点是信仰、感情与事实的不可调和性。
在卡尔看来,所谓历史,就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互动和对话。他这样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假如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家……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在客观决定主义的危险和主观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之间这一危险边缘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也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意识到历史中因果关系的本质并不逊色于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意识到似乎他越想紧紧地把握历史,则离他所领会的东西就越远,历史哲学家忙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制造”或说“炮制”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基于自我的“信仰”而写作,而不会为历史资料的羁绊而改变自己,这一点已经为前苏联的历史学家残酷地证明。的确,在历史写作中,是信仰中的情感和道德起了决定作用,而不是史料和史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必然性的选择是信仰,偶然性被选的是史料;再进一步,史料的选择也是必然的,它总是被主见的持有者以必然的方式“劫持”。于是,客观性在卡尔那里就成了子虚乌有的东西。这里,我们还是借用理查德·埃文斯的话支援本论:“关于历史最棘手的事情似乎为历史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使在最好的历史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就如人们时常所说,事实并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最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决定——最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的历史学家的决定——也是一种观点的决定,别人或许会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偏见。或许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而不是那些没有丝毫偏见的历史学家。”卡尔最后还加上了一句到位的话:“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历史学家。”
卡尔的击中要害很是要了历史学家的命,简直是要将历史学家的饭碗统统砸掉。要知道,传统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要靠自我标榜的正直、公道、客观、求是立身!如此说来历史学家多年自命的“任重道远”成何体统?我们知道,以“士”自居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学统、道统、政统集于一身的正人君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正是他们奉为圭臬的指归。他们是道义的承载者,他们是社会的良知,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是芸芸众生正义之化身,没有了他们,大厦岂不将倾?作为社会晴雨表,作为衡定一切是非的天平,以“偏见”的携带者出现或说立身,岂不是失去了砝码的天平?己不正,又如何正人?在历史学家那里,什么都可以“见”,就是见不得“偏”!不过,也许卡尔的对历史学本质功能的阐释会让所有的历史学家松一口气:“赞扬历史学家叙述的精确,就像赞扬建筑师在建筑中适当使用了干燥的木材,合理地运用了混凝土一样。这是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却不是本质功能。”当他在“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中为历史学的“本质功能”重新定义时,一句为其租赁的话更能说明问题:“精确是职责,不是美德。”原来,“偏见”既是泛指,也不是贬义,它的可塑性为我们开启的是另一门历史研究的地平线。更为关键的是,史料的精确性无法衡定,它只能无限寻绎,但却无法穷尽,就像没有一个最大或最小的自然数一样。而由“偏见”生发出来的独树一帜的主见和独标异见的“窃以为”才具有美德的质的规定性。
如同卡尔看到的那样,如果客观性缺乏一个衡而定之、普世认同的中正之介,那么其在不可通约的情形下就必须出乎其外。言下之意,“功夫在诗外”。如果我们对客观性有着好感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在客观性以外寻求理解。在卡尔那里,我们所说的这位历史学家比哪位历史学家要客观的评判根据“并不意味着他把所收集的事实弄得很正确,而是说他选择了恰当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他运用了意义的恰当标准”。这里,作者对“正确”与否显然不在其论述范围。倒是“恰当的事实”很是切中肯綮,所谓“恰当的事实”,无非是说为了信仰的需要而采纳的资料。而“意义的恰当标准”则把问题说得更为通透,历史学从来不就单单是“过去”,既不是死亡的废墟和瓦砾,也不是线装书或发黄的手稿。它当代性、未来性和批判性令其充满活力。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要有开阔的视野,前瞻的目光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唯其如此,历史学家才会摆脱古里古怪的面相,脱去古董收藏家的外套,挣脱僵化死板的身份:“一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比其他历史学家所写的要持久一些,包含更多终极特色和客观性,这就是那些我可以称之为对过去和未来都有长远眼光的历史学家。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向理解未来这一目标前进时,他才能接近客观性。”“客观性”成了超客观的形而上终极关怀,这是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所没有想到的。鉴于笔者是一位思想史研究者,我感到卡尔的“历史学是什么”的追问更合乎我性情和感觉。或许,也正因于此,卡尔获得了排挤不掉的一席之地。
肩上是风,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时代在前进,历史也在进步,历史学家没有理由为过去而过去,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生存下去的理由。在社会生活日趋繁复的当下,历史学家更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肩上的重任。
([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按照我们传统的历史观念,“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这一判断可以说是最不上路子或说最搬不上台面的话。我们习惯了“史”字里的持“中”理念,因此,“剪刀加浆糊”从来不为人所诟病,至少不会树敌太多。而卡尔就不同了,他却招致了同行的嘲弄和围攻。
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有偏见要比宣称自己如何客观、公正乃至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要好得多,这是我本人所理解的卡尔的核心概念。当我们行走在历史的长河,或说以回到历史现场的语气来说话时,我们的振振有词往往可能是漂浮在历史的表面上。在汗牛充栋的史籍面前,历史资料让我们显得无所适从。对历史学家来说,究竟是选择一片叶子还是选择一枝树林,抑或一条树干以及树根,都是很有偶然性的,这个偶然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主性。其实这个偶然性里,又充满着必然性。细说这个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即是说,历史学家一生一世都在为自己的“视野”和“事业”寻找依据,这个依据就是资料和论据。而历史学家梳理并树立的论点一开始就带有自己的主观性,这个主观性一开始也就决定其为其自己的观点极力辩护的立场。进一步说,这个立场尽管可以用自我述说的资料之真实、客观、公正、可靠作详细的陈述,但其主观性的必然性绝对不会因为资料的搜集而得以改变和修正,偶然性的选择总被其早已经成为“定论”的主干观点所遥控。可能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会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反对,因为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研究个案解脱,我的观点就是因为发现了崭新的历史资料而改变了说法,其实这是挂一漏万的“说法”。我们可以为某一个人的生卒年月等细小的“历史”涂改,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历史学家的成见比偏见更可怕。我常常想,“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应该改成“成见比偏见离真理更远”。历史的历时性容易为历史学家所掌握、所认可,但历史的非历时性、非客观性绝不容于历史学家,同时也不容易为之所认识,因此,卡尔早在1950年就宣布了“客观的历史”的死亡,他的定位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这里可以维持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是哪个历史学家能够希望达到这个客观真理,哪怕是一点点接近和一部分接近都不能。”也许,卡尔的观点不无夸张之处,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他针对的重点是信仰、感情与事实的不可调和性。
在卡尔看来,所谓历史,就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互动和对话。他这样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假如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家……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在客观决定主义的危险和主观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之间这一危险边缘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也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意识到历史中因果关系的本质并不逊色于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意识到似乎他越想紧紧地把握历史,则离他所领会的东西就越远,历史哲学家忙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制造”或说“炮制”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基于自我的“信仰”而写作,而不会为历史资料的羁绊而改变自己,这一点已经为前苏联的历史学家残酷地证明。的确,在历史写作中,是信仰中的情感和道德起了决定作用,而不是史料和史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必然性的选择是信仰,偶然性被选的是史料;再进一步,史料的选择也是必然的,它总是被主见的持有者以必然的方式“劫持”。于是,客观性在卡尔那里就成了子虚乌有的东西。这里,我们还是借用理查德·埃文斯的话支援本论:“关于历史最棘手的事情似乎为历史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使在最好的历史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就如人们时常所说,事实并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最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决定——最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的历史学家的决定——也是一种观点的决定,别人或许会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偏见。或许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而不是那些没有丝毫偏见的历史学家。”卡尔最后还加上了一句到位的话:“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历史学家。”
卡尔的击中要害很是要了历史学家的命,简直是要将历史学家的饭碗统统砸掉。要知道,传统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要靠自我标榜的正直、公道、客观、求是立身!如此说来历史学家多年自命的“任重道远”成何体统?我们知道,以“士”自居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学统、道统、政统集于一身的正人君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正是他们奉为圭臬的指归。他们是道义的承载者,他们是社会的良知,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是芸芸众生正义之化身,没有了他们,大厦岂不将倾?作为社会晴雨表,作为衡定一切是非的天平,以“偏见”的携带者出现或说立身,岂不是失去了砝码的天平?己不正,又如何正人?在历史学家那里,什么都可以“见”,就是见不得“偏”!不过,也许卡尔的对历史学本质功能的阐释会让所有的历史学家松一口气:“赞扬历史学家叙述的精确,就像赞扬建筑师在建筑中适当使用了干燥的木材,合理地运用了混凝土一样。这是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却不是本质功能。”当他在“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中为历史学的“本质功能”重新定义时,一句为其租赁的话更能说明问题:“精确是职责,不是美德。”原来,“偏见”既是泛指,也不是贬义,它的可塑性为我们开启的是另一门历史研究的地平线。更为关键的是,史料的精确性无法衡定,它只能无限寻绎,但却无法穷尽,就像没有一个最大或最小的自然数一样。而由“偏见”生发出来的独树一帜的主见和独标异见的“窃以为”才具有美德的质的规定性。
如同卡尔看到的那样,如果客观性缺乏一个衡而定之、普世认同的中正之介,那么其在不可通约的情形下就必须出乎其外。言下之意,“功夫在诗外”。如果我们对客观性有着好感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在客观性以外寻求理解。在卡尔那里,我们所说的这位历史学家比哪位历史学家要客观的评判根据“并不意味着他把所收集的事实弄得很正确,而是说他选择了恰当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他运用了意义的恰当标准”。这里,作者对“正确”与否显然不在其论述范围。倒是“恰当的事实”很是切中肯綮,所谓“恰当的事实”,无非是说为了信仰的需要而采纳的资料。而“意义的恰当标准”则把问题说得更为通透,历史学从来不就单单是“过去”,既不是死亡的废墟和瓦砾,也不是线装书或发黄的手稿。它当代性、未来性和批判性令其充满活力。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要有开阔的视野,前瞻的目光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唯其如此,历史学家才会摆脱古里古怪的面相,脱去古董收藏家的外套,挣脱僵化死板的身份:“一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比其他历史学家所写的要持久一些,包含更多终极特色和客观性,这就是那些我可以称之为对过去和未来都有长远眼光的历史学家。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向理解未来这一目标前进时,他才能接近客观性。”“客观性”成了超客观的形而上终极关怀,这是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所没有想到的。鉴于笔者是一位思想史研究者,我感到卡尔的“历史学是什么”的追问更合乎我性情和感觉。或许,也正因于此,卡尔获得了排挤不掉的一席之地。
肩上是风,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时代在前进,历史也在进步,历史学家没有理由为过去而过去,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生存下去的理由。在社会生活日趋繁复的当下,历史学家更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肩上的重任。
([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