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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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醒来已近九点。
  虽是9月初,但小镇已秋意浓,晚上需盖厚被子了。昨夜写论文至深夜,其间数次挠头揉腮,也不过写下三五百字。加之突来的落雨,以及被风吹卷的枝条“噼里啪啦”打在窗玻璃上,更让我心绪难宁。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读博士学位,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写博士论文。不知怎么想起这样一句话,苦笑中索性抓起书桌上的一瓶酒倒了一杯,几口喝下,枯坐一会儿便上床睡觉,但一点多时又被惊醒,是镇上的干部刚散会,他们下楼时纷沓的脚步以及谈话在静谧的夜里格外响亮。等到再次睡下,醒来就比平日晚了些。
  烧水洗漱后下楼,站在院内那两棵缀满青果的核桃树下,在为是否去吃早饭而纠结。小镇做早点的饭馆不多,我常去的一家是包子铺,其次是拉面铺,偶尔去“金龙手抓”店吃一次清汤羊肉,每到早餐时间,这些店便挤满了人。看了看时间,包子铺里的胡萝卜馅包子与稀粥肯定没了,因身体原因,羊肉汤于我早已变成了奢侈品,虽然在我看来,小镇的羊肉是全国其他地方难以相比的,而牛肉拉面,这个日常被当地人“拉牛、拉牛”挂在嘴边的食物,在长时间的品尝之后,也让我心生倦意了。
  院内人来人往,不时有镇上干部拎着早点急匆匆进来。在三三两两的行人中,有一个老奶奶,拄着拐棍,佝着身子,后背上一个大竹筐,远远地从大门处慢慢走过来。到我身边时,她停了下来,双手扶着拐棍,张嘴跟我说话。这样的情景一次次上演,当我站在核桃树下时,总会有一些路过的村民跟我讲话,有人是问事,有人是闲聊,也有人是控诉。我想他们定是把我误认作镇政府的干部了,每次我都会认真对待他们,如果要向他们解释我只是个挂职干部,这中间又会用掉些时间。面前的这个老奶奶,我无法断定她的年龄,西北山区的恶劣环境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格外苍老。我还记得最初見到这些乡镇干部时,总以为他们有着大于我的年龄,实际不然,比我年龄大的人没有几个,许多人竟然比我小得多。老奶奶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满脸如同干核桃的皱纹,灰色老式对襟上衣,黑色裤子,沾满尘土的黑鞋子。面对这个老奶奶,我努力了半天依旧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我说出的话她也听不懂,即使我讲得很慢,她依旧茫然,令我对自己的普通话第一次产生了不信任感。我们俩比画过几个回合后,她放下竹筐,一屁股坐在树下的台阶上,双手依然扶着拐棍,却不再理我。我走到自己的摩托车旁,清理车座上的落叶。就在此时,黎书记从楼里出来,我急忙招他过来,一问才知,原来老奶奶是来找干部解决家事的,她的低保卡被尚未结婚的大龄儿子偷拿去再也不还,她没钱生活,越想越气,于是一大早出门,走了二十多里的路过来。黎书记不忍心她再走回去,找了一辆车亲自送她回家,并为她解决家事去了。
  老奶奶来自高山村,从镇政府驱车需要半个小时。我第一次去那里,是与助学小组的成员们一起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图书。高山村的学校多是学前班儿童,还有不到十个一、二年级的孩子,我选购了些适合他们阅读的图画书,以及一些文具、玩具。我们到的那天,孩子们在院子里奔跑打闹,有些在滑梯上嬉戏。滑梯有些小,是我们从另一所幼儿园调过来的,因为那所幼儿园学生多,我们为他们配置了一个大滑梯,于是这个小滑梯就搬到了高山村小学。山里的孩子有些野,可在老师面前都会变得规规矩矩,格外听话。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乖乖站成两排,我们把玩具与文具放到他们手里时,可以感受到他们难以掩饰的喜悦,但看到的却是他们一张张垂眉羞涩的脸。
  我终究还是决定出去吃点东西,或许用出去走走一说更加准确,因为毫无饿意,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刚出院门,只见一个五十多岁头戴土黄色围巾的妇女从我身边风风火火地走过,脚下带起阵阵尘土,直直地朝镇政府大楼走去。直觉告诉我,楼里的干部可能又有事要处理了。但我只侧身看了一眼,又转身朝前,或许走一走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果然,走了一会儿,我快速向河边的装裱店走去。店主是一个姓李的老先生,见我到后,忙放下手中的画框,倒茶给我。我曾请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为全镇的多所村小学写字作画,再统一交由他装裱,一来二去也就熟识了。店不大,正中间是一张又长又大的工作桌,墙上挂满了别人送来的以及他自己写的书画作品,地上放置了些装裱好的作品,店外则堆放了许多木料,都是来做相框用的。我们坐在店门口的小凳子上闲聊,聊小镇上一些写字作画的人、书画的技法以及装裱的细节等。我极喜爱这样的时光,这是一份宁静的快乐。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有一种方式,或者是一个人,让我们的心慢下来,软下来,充盈起来,优雅起来,去体验久违的真切时光。在这份时光里,我们可以忽视任何不称意,甚至时间都不存在了,还可以将时光雕刻成随心所欲的模样,在这份通透中寂静,欢喜。这样的时间过得快,我“啊”了一声,起身就要走,他问我何事,我边出门边回头解释忘记了件要紧事。其实,我是怕回去晚了食堂的饭菜都被吃光了,在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也是有教训的。
  午饭后照例在树下站了会儿,明亮的阳光透过层层树叶落在我的脸上、身上,几个小孩子在不远处的阳光下,一起挤坐在滑板车上,从一个水泥路斜坡上大叫大笑着呼啸滑下,再欢叫着陆续跑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我与几个乡镇干部聊了点趣事便回房间,准备接着与论文进行战斗。前脚刚进门,桌上的手机响了,是燕子的电话,接起来,没有声音,喂了几声,才听出她极力控制的情绪。
  “书记,您现在有时间吗?”燕子问我。
  “有,怎么了?”
  “我心里憋得难受,又不知道跟谁讲,就给您打个电话,您现在忙吗?可能讲的时间要有点长。”
  于是,我便听她讲了这个因钱而起的事情,而其中的主角就是那个从我身边风风火火走过的女人。
  前些天镇政府院内人流如织,许多村民前来缴纳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个女人也来了。女人上午来时,正是人最多的时候,房间里站满了缴费的村民。等忙过之后,燕子与同事红霞抓紧开始吃那些已发凉的早点。吃了几口,红霞便站起来寻找东西。
  “你不吃东西做啥呢?”燕子问她。
  “钱,你见我的钱没?”红霞紧张地说。   “什么钱?”
  “就是刚才尕杨还我的六百块钱,刚才我忙,我让他给我放在桌子上了啊!”
  红霞找了半天,一直到下班,都没有找到。红霞哭丧着脸,瘫坐在座位上。
  “你看见尕杨给你了吗?”
  “给了。我清清楚楚记得给我放在桌上了。”
  “你再慢慢想想,别着急。”燕子宽慰她。
  “我好像把钱给一个村民了。”红霞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神色愈发紧张。
  “我那会儿忙得没顾上,以为是她缴费的钱,于是就留下了她应缴的,剩下的又给了她。”
  “你确定吗?你再想想。”燕子也急了。
  “确定。就是给她了。我怎么干这样的事?真是!”
  钱的去向知道了,但是如何要回来呢?燕子性子直爽,一向快人快语,她的世界里非黑即白,如今碰到这事,极力主张去要回来。尤其她也知道红霞家境本不宽裕,刚工作工资少,还要供弟弟上学,六百块不是个小数目。红霞却有些犹豫,毕竟自己犯错在先,现在上门要钱,反倒替对方有些难为情了。再说如果对方死活不承认,自己岂不是毫无办法?两个人纠结了半天,一时竟没了主意。等到第二天时,两个人相对而坐,虽无人提起,但六张崭新的红票子无时无刻不在她们眼前闪烁,最后红霞还是勉强听从了燕子的话,下班后跟着她去要钱。
  她们去的地方是高山村。高山村,顾名思义,立于山之高处的村子。从曲折环绕的山路向上望时,村子如在云雾中,颇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模样。可到了近前,则会大失所望。高山村是一个贫困村,一百多户村民中绝大多数享受国家低保救济,村内道路狭窄,下山的路都不敢硬化,生怕赶上下雪,连人带车滑到沟里。
  燕子与红霞很容易便打听到了女人的住处。女人的家在一处高地上,独门独户,她们沿着斜坡上去,敲门无人应,于是推门进院。正面是四间平房,裸露着灰色的外墙,左侧的房间只安装了房门,窗户是没有的,再细看,里面空空荡荡,只是墙角立着两袋粮食。右侧的房间相对完备一些,亮着灯,有人在里面说笑。院内的地面只硬化了一半,另一半散落着一堆砖块,一辆小推车,还有几件农具。直到她们俩推开右侧房门的时候,屋里的人才发现有人来了。女人有着一张瘦削的脸,颧骨很高,薄嘴唇,见有人来,忙放下手中的香蕉,冲来人堆着笑,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原来女人与丈夫正给两岁多的孙子剥香蕉吃,他们的面前还有四五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满水果与点心,还有一袋则是三四块巴掌大小的羊肉。
  听说是镇上的干部,女人明显愣了一下,接着坐在炕头,抱起孙子,背对着燕子与红霞,不再说话。这时,女人的丈夫,披件老式中山装,讪讪地说自己有点事,侧身出门,出门时觑了女人一眼。一时间屋内除了小男孩的咿呀之外再无声响。燕子与红霞在进门处进退不得,尚未开口,两人便红了脸。终于还是燕子开了口:
  “阿姨,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个事。”
  女人头也没抬,似没听到。
  “阿姨,是这么一回事。那天你不是去交医疗和养老保险吗……”燕子一股脑把来意讲完了,但她讲得很婉转,怕伤到女人的自尊心。
  女人依旧不动声色,很长一会儿后小声地说:“我没拿你们的钱。”
  “阿姨,要不您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我们数一下,看看有没有多出来的钱?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们记错了,我们就回去了。”燕子重复了两遍这样的话。
  女人见推不过,把孩子放下,手插进裤兜里,但始终不把钱掏出来。
  燕子有些急了,看了一眼红霞,红霞更是手足无措,似要转身出门离去。
  “阿姨,我们的办公室都有摄像头,我们是查过监控器后才来的。”燕子说出这样的话后,屋内的人都愣住了。女人在裤兜里的手有些抖,而红霞,则是一脸茫然地望着燕子。
  此时,女人的丈夫侧身进来,低声对女人讲:“快把钱给人家吧。”
  女人不情愿地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灰色的手绢,然后慢慢地一层层地打开。男人一把抓过来,数出六百块就要遞给燕子,手绢里只留下一百块以及几张零钱票。
  女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样的话我就少了一百多块。”
  应是受到了惊吓,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燕子与红霞看了眼孩子,又看了眼孩子面前的那堆塑料袋,顿时明白了。对这个贫困的小山村而言,儿女一年能给几百块的生活费已经是不错,他们每一分钱都用得节省。女人平白得了六百块,既交了医疗与养老保险,还剩下三百块,自然是满心欢喜,等了一天见没人来,以为这笔钱就是自己的了,一高兴便买了很多东西。现在要退钱回去,这些东西就变成自己所买,内心怎样都无法接受。
  “我也有错,要不我少要一百,给我五百吧。”红霞小声地说。
  女人抱着孩子仍在抽泣,女人的丈夫听后迅速从中抽出一张,将剩余的五百给了红霞。
  “别哭了,人家这不给你补了一百吗?”男人转身喜滋滋地安慰女人。
  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了。燕子与红霞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而燕子也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了。
  也不知女人从哪里听说办公室没有摄像头,感觉受了欺骗,第二天一早,一怒之下跑来,进门便质问燕子摄像头在哪里。她要燕子与红霞把监控器拿出来,否则就要她们把五百块还给她,因为那是她的钱。
  争论是避免不了的。面对女人的取闹,红霞与燕子没有退让,也没有办法退让,只能是不再理她。女人在闹过之后,双方僵在那里。恰巧刘副镇长进来安排工作,女人见有领导来,便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燕子与红霞也解释了几句。还未听完,副镇长已然明白个中缘由。
  “走,我带你去司法所讲一下。”
  “你是领导,你得解决。”女人跟副镇长坚持。
  “我们有专人解决这个问题,你跟我来。”副镇长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但没想到,女人毫无征兆地晕倒在了司法所。司法所所长急忙派干部把她送到政府对面的医院,一番检查后,毫无问题。干部带她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熟人,聊完几句后转身,发现女人不见了踪影。   下午时,女人又出现了。这次她不再去燕子与红霞的办公室,而是直奔刘副镇长而来,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不过,副镇长答应给她二百块的困难补助。
  第三天上午,女人再次跑了过来。也就是我见到的这一次。女人向副镇长哭要自己的五百块,当然,困难补助她也没打算放弃。副镇长被纠缠得恼火,就把燕子和红霞劈头盖脸训了一顿,并责令她们俩登门解释,妥善处理好此事。
  燕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正是被副镇长训斥后。燕子觉得委屈,跟副镇长顶了几句嘴,结果招致了更严厉的批评。
  “我登门去,不管说什么,不都变成道歉认错了吗?我们丢不起那个人!我们就是这样跟刘镇长讲的,但他非要我们去。你说我们怎么办?”燕子愤愤地说。
  “那我和刘镇长商量一下,我看看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虽这样说,但内心却是一点主意都没有。晚饭后,我见到刘副镇长,交流之后我问他准备怎么办。
  “唉,能怎么办?烦得很。现在扶贫任务这么重,哪有多余精力管这个破事!”
  “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打不得、骂不得,我本想给她点钱让她别闹了,她还不依不饶上了,气得我都想警告她,再闹就把她的低保取消了。”刘副镇长一脸的烦躁。
  “等等看吧。”他叹了一口气。
  这一等,结果等来更大的麻烦。这也是我随后听干部们讲的。女人的儿子从兰州打工回来后,听说娘被人欺负了,当天就气势汹汹地开着家里的三轮车跑来找刘副镇长,并提出三个要求:还钱、道歉、给四百二十元的特困补助。刘副镇长哪能答应?有火不能发,只能耐着性子跟他讲道理、做工作。见没有效果,女人的儿子悻悻地回去了,可回头女人的儿媳又来了,这次并沒有提出三个要求,只是提出要特困补助。至于刘副镇长如何应对,我就不知道了,也没人跟我提过。
  等到再后来,我问燕子这个女人和她的家人有没有再来,燕子说没有了。我便问她事情结果是怎样的。
  “就那样,她还想怎样?”
  “她这样闹,内心就没什么愧疚吗?”我这样问过燕子。
  “一是太穷了,为了钱;二是怕邻居说她,所以跑过来闹一闹,证明清白。”
  穷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对女人而言,面子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吧,邻里的风言风语可没几个人能消受得了。
  这个事情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如同小镇上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一样,不管多么轰轰烈烈,一下子就没了声息,随着穿镇而过的冶木河流远了,也迅速被大家淡忘了。
  当我再次看到那个女人时已是冬月了,那个正午的阳光很暖,她领着孙子在河边集市买当地产的啤特果,依然是戴着那条土黄色的头巾。她选了四个,付钱的时候跟对方讨价还价了一番。孙子趁她不注意,伸手抓了一个,结果没拿住掉在地上,原本就软的啤特果变成一摊果泥。女人狠狠打了他的手一下,拉着就走,孙子“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哭声洪亮,撕心裂肺,但终究还是淹没在集市嘈杂的声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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