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曹寇的小说的确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他的叙述虽说不上中规中矩却也风平浪静，没有虚张声势的各种形式主义花招，也不借助神秘莫测的形而上观念，仿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可就在这看似自然的现实情境的表面之下却始终有一股汹涌的暗流随着小说的进程在肆无忌惮地前行，其力量之大足以瓦解小说表面的“无事”，而给读者带来深深的震撼。《码头风云》在几许感伤的怀旧与不无反讽的现实描摹交织而成的话语中，讲述的无非就是往日关系平平的校友、躁动不安的青春往事、成了漂泊在城里的大龄剩男之后的相亲活动等等无数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寻常生活，但就在你无法确切指明出处的这儿或那儿，小说内部仿佛发出了“啪、啪”的断裂之声，“我”、胡忠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断裂，既无法认同系根乡土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感觉良好的现代市民，我们成了无根、无家亦无希望的一类人。而且，根本找不出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是什么，我们的出身、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父母、我们身处的现实……这一切的合力朝着合理合情的方向共同作用最后却产生了出人意料不合情理的结果。这，就是生活的悖谬之处，而这也恰是小说的用武之地。探寻那些命运晦暗不明的交界地带的隐秘，不恰是小说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吗？
　　小说讲述的是“我”和胡忠两个人的故事。我们读高中时在码头因打台球而相识，然后考上大学各奔东西，因为关系一般十多年来没有遇见过也没有联系过，但鬼使神差，我们的命运却再度因为一个网名叫“打滚妞”的女人而纽合在一起。两人的故事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在头尾均有交点的由虚实两条线构成的一个整体。天生娘娘腔的胡忠不仅成绩非常优秀，而且行事果断，有原则，会关心人，我虽然为和他交往而同别人打过架，但我们也并未成为知心挚友。他大学毕业后走上了一条十分忠实于命运的道路：回乡镇当了一名教师，和护士孙兰兰恋爱、结婚，也算乡村上流社会的一份子。稳扎稳打的生活轨迹只差“生子”这一项就皆大欢喜了，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环节上，被规划好的美好生活却突然出错：不知是由于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原因，胡忠无法在婚姻生活中履行一个真正的男性责任。他也成了乡村中学里孤独的另类，虽然一切看起来正常，但来自内部的异常却也显示出种种症候：他害怕上班、不喜交际，而一心一意渴望外面的世界：读研、出国、旅游、调动……这个有着比“我”更加强大的内心力量的同龄人，最终选择了决绝地逃离这“看上去好像很美”的生活——他失踪了。无论出走还是死亡，这一不幸结局都喻示出无论多么循规蹈矩的人、内心多么强大的人都已经无法在既定的传统生活轨道中找回那种曾有的恒常美满的感觉了。
　　“我”的故事呈现出与胡忠全然不同的方向，相对于我们的出处，他在向心力的轨迹上运行而最终选择主动离开，“我”在离心力的轨迹上运行最终却又被离奇地召回，各自悖谬的人生状态无不潜藏着造化弄人的宿命感。“我”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一条逃离乡村的不归之路：留城、进事业单位、辞职、失业、找工作、找对象、买房子、继续找对象……漂泊在城市边缘的“我”被父母及惯性的力量不断地往“正常”的生活方式上牵引。当“我”用父母的血汗钱垫底买了一室一厅在城里有了立锥之地之后，剩下的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找一个对象结婚。年轻人对于婚恋的美好期待与憧憬早已被生活删减得无影无踪，相亲的过程被“我”简化为“放砝码”的过程。矢志不与家乡发生任何关系的“我”第一次表示愿意娶之为妻的女子竟然就来自“我”的家乡，而且她还是胡忠的妻子。这鬼打墙般的挣脱不掉的宿命不仅令“我”感到绝望，也让读者体会到那一股欲说还休的“惘惘的威胁”。“我”的生命虽然还在城里延续，但“讨厌农村、厌恶农民，就像我讨厌城市和厌恶城里人一样”的断裂感使“我”成了和胡忠一样身心均无处皈依的“空心人”。孙兰兰，同样也是一个断裂的存在，既无法与胡忠成为真正的夫妻，“我”也不能确定是否还要与她结婚。胡忠断裂的路，“我”更是无法也无力接续得使之圆满。
　　三个人殊途同归的断裂境遇已无法再整合得有条不紊，而只能一任它沿着各自的方向弥散开去，这是当下和我们一样忧伤而绝望者的宿命。所以小说并不追求整齐统一的叙述语调，而是采取了与主题更契合的多元驳杂的叙述方式。“我”的故事以第一人称讲述，胡忠的故事则由“我”的讲述、全知叙述、孙兰兰的讲述三部分构成，加上插叙与回叙的巧妙安排，既保证了小说情节的引人入胜、悬念不断，也显示出作者对叙述策略与人物性格、主题等关系的深思熟虑、了然于心。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