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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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经历了重要的战略调整,外交战略由“两个拳头打人”转变为“一条线、一大片”。这一转变对日后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具体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早前学者较多以史实分析的方法从国际层面得出结论。本文认为该方法不适于分析这一问题,而试图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论证通过这一视角能够有效解释这一战略调整的原因,证明60年代末、70年代初外交战略调整主要缘于领导人意识的转变、国内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外交战略 外交政策 新古典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185-02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发生了重大变革,可以作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摆脱意识形态束缚,逐渐走向成熟。
  此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一直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论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还是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究其实质而言是相似的,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作为自己的最主要敌人。与苏联的复杂关系,主要是根源于双方将两国关系等同于两党关系,意识形态超出了党际交流的范畴,作为评判对方政策、界定两国关系的标尺。同时,以世界革命为主题的国际主义思想一直贯穿始终。毫无疑问,实现国家利益,这一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势必受到阻碍。
  经历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外交战略调整后,逐渐明确了“三个世界”的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正是在这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推进了改善与美国关系进程,加强了与西欧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流,自此新中国真正开始尝试着融入国际社会。
  这样的事实引发后人的深思,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当时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或者说,为什么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转而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接近,联美抗苏?
  二、現有分析存在的问题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多数学者在分析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原因时,往往将国际环境的改变视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依此观点,当时两极格局中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是促成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美国在国外陷入越南战争,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同时,由于西欧、日本经济形势的好转,美国实力相对而言更趋下降之势。而苏联则借机扩充军备,并扩展势力范围,与美国抗衡。在不利的背景下,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试图拉拢中国,抗衡苏联。中国早已与苏联交恶,且长期处于孤立境地,此时美国发出善意讯号之后,中国必然走上与其联合的道路。
  对上述观点进行提炼,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国际格局的变化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因。我们不难发现,该论证过程与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的结论相同。其要义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功能是同质的,即以安全为目的,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国家实力大小(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决定着国家的行为。
  作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一的结构现实主义,其推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该理论却有着严格的假定条件和局限性。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关系现实无法得出上述结论。
  第一,中国在当时尚未融入国际体系。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处于极为孤立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世界,中国一直被当作国际秩序的挑战者。60年代与苏联矛盾不断,使中国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原有的地位。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即便美苏权力分配发生较大变化,也不会使中国内政产生大的改变。
  第二,当时国际格局并未发生改变。该观点的假设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苏攻美守意味着先前国际格局的变化。然而,“世界之所以成为两极,从来就不是因为有两个集团彼此对立,而是因为集团领袖具有超强的实力”。两极格局不会因为其中一极相对实力的暂时上升或下降而改变。在冷战期间,虽然美苏两国实力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就实力而言难以望其项背。因此,当时美国所处的相对劣势没有改变国际格局,也不会改变他国行为。
  第三,体系理论并不适合分析外交政策。上述两点,可以归结为现实情况与理论假设不符,不适用于该理论,接下来这点则是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所致。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仅适用于解释体系层面的问题,而不能够解释其他层面的问题(例如外交决策)。因此,运用这一路径分析外交政策是不适当的。
  或许美国相对实力,或者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对该阶段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起到推动作用,但基于上述原因,并非决定性因素。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现实主义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该流派认同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在此之前,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一度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界主要解释途径,然而,此理论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现实存在较大局限性。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试图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新的视角解释现实问题。
  一方面,对于国际政治的跨层次研究。自1959年沃尔兹在《人、国家、战争》一书中提出层次分析法后,该方法被确立为国际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结构现实主义从单纯的结构层次分析国家行为,认为是大国间权力分配决定国家行为。由于将视角局限于单一层次,得出这一核心命题,使得沃尔兹的理论显得简洁、优美,但是,却限制了它的解释力。与此相关,沃尔兹曾明白的指出三个层次的相互关系,即“第三个概念描述国际政治的框架,但如果设有第一和第二个概念就无法得知决定政策的力量;第一和第二个概念阐述了国际政治中的力量,但倘若无第三个概念就不可能评估出其重要性和预示其结果”。正是这个原因,使结构现实主义容易被局限在书斋中,无法分析大量的现实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意识到这一缺陷,他们在结构现实主义基础上,强调国家、领导人等次体系层面的因素对国家行为的作用。他们认为仅通过强调体系的作用无法分析国家的行为,因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受制于多种因素,体系层面的影响仅作为外交政策制定的环境而存在,是在中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国家的不同类型、国内政治现状、领导人的因素这些次体系层次因素是国家行为的短期决定因素。
  另一方面,对于领导人作用的强调。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国的领导人起着重要作用。体系的压力无法直接作用于国家,国家的物质力量也不能直接转变为对外政策,其中,领导人起着关键的桥梁作用。领导人通过对国际现实的感知,国家实力的估测和国内情况的分析做出自认为“最合理”的对外决策。
  但是,这种决策能否真实反映体系压力、本国实力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在制定政策的两个阶段中极容易产生误判的情况。在第一阶段(接受信息的阶段)领导人需要面对大量庞杂的信息,和诸多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仅以其中的国家利益的估计为例,首先它的组成是多方面的,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其次,国家利益涉及国内社会不同层次;再次,它的实现需要考虑他国国家利益。其中任何一步都会影响最后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第二阶段(作出决策的阶段)领导人应考虑这些上一步的结论作出决策。但是,在此仍会面临干扰因素,例如,受到以往经验的影响、迫于国内集团压力或是囿于意识形态的考量等。因此,经过这些复杂的过程,国家的行为早已不仅仅由体系的压力或是国家实力决定了。
  基于以上的观点,新古典现实主义或许能够解释上文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的难题:在两极格局(体系因素)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国家行为)却发生了巨大转变。
  当然,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主要集中在理论的构建方面。一些学者批评它缺乏理论的独立性,过多的融入了其他方式的特质等。或许这确实是理论面临的困境,但当我们将理论作为一种路径看待问题时却能够幸运的避开这些困扰。
  四、60年代末、70年代初外交战略调整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最大的战略调整。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或许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体系层面:中国外交大环境是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自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外交一直处于两极格局的大背景之下。其间,虽然美苏两国实力几度消涨,双方关系与紧张、缓和间变化,但国际体系始终是两极格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将冷战看作美苏之间的一种均势。
  这样的国际背景,对中国外交产生两点影响:其一,中国的处境较为灵活,可以在两极之间进行选择。均势格局的特点就是集团之间具有灵活性,以保证各集团间实力大体相等,均势得以维持。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也是如此,东西方两大阵营并非铁板一块。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得以实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外交战略调整,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其二,美苏两极格局也催生了一套独特的国际社会行事规范。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国际社会由美苏两大国为中心的集团组成。在中苏同盟时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外交遵循“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试图去做国际秩序的“革命者”,反美反苏的同时也将自己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也正是自此之后,中国外交面临全面孤立,这也为日后毛泽东等政策制定者转变外交政策埋下了伏笔。
  第二,国家层面:国内政治的混乱局面促成了外交战略的转型。50年代中期以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逐渐上升,中共领导人认为应取代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相应的,在国内,随着领导人思想的膨胀,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被付诸实践,文化大革命成为这种实践的最极端体现。文革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内,在外交领域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试图用“文化大革命”带动世界革命,在外交领域宣传革命思想,积极支援第三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夺权运动。当这场“革命”的高潮过后,人们发现世界革命似乎并未掀起,反而中国被派出到了世界“中心”之外,中国外交面临全面孤立的境地。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外交战略也蕴含着重大调整的因素。
  第三,个人层面:领导人思想的转变对外交战略的转型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上,将苏联视为首要敌人。60年代末,美国身陷越战国内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在与苏抗衡上显示出战略收缩迹象。毛泽东等领导人注意到这一变化,同时考虑到苏联在两国边界施加的军事压力及核武器的威胁,开始思考如何调整对美、苏关系。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及中国对美、对苏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比美国大。由此,毛泽东等决策者试图改善对美关系,以共同抗衡苏联。其二,对国家利益认识的转变。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共领导人过度乐观的估计本国实力,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将国际共运的发展壮大等同于国家利益的实现。经历文革时期外交路线的失败后,毛澤东等决策者逐渐意识到了外交工作中国家利益的核心地位,从而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标尺,转而与美国接近,以对抗苏联。此举也隐约透露出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对于国家利益的回归,直接推动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实现。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转型标着新中国外交逐渐走向理性,趋于成熟,此次成功转变不仅打破了中国一度面临的外交困境,使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还为日后中国外交的发展铺平道路,指明了方向。对于这一重大战略调整的原因,本文借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冷战的两极格局为其提供了可能,国内的动荡局面时是其重要促成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当时领导人思想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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