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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在文学史中长期被忽略的作品，中国台湾作家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是身处新文学运动之外的作家以“旁观者”的视角对中国大陆新文学发展的观照。这部隐藏于暗角中的作品却有着在当时看来极为先进的文学观念，包括“纯文学”的观念、对于人性的探索以及“国际化时代”概念的提出等等。时至今日，这些观点仍旧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这部文学史所具有的价值也应进一步得到重视。
关键词：叶荣钟 《中国新文学概观》 纯文学 新文学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21-0070-02
一、被忽略的文学史
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是中国台湾地区较早论及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部作品。然而这部作品却常常被海峡两岸学界所忽略，不论是对叶荣钟作品的研究还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部文学史都很少被提及，导致这部作品被忽略的原因也是多样的。
其一，叶荣钟作为政治人物，学者们较多地把目光投向于他《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湾人物群像》《日据下台湾大事年表》等政治历史作品，以至于較少关注他的文学类作品。
其二，叶荣钟1930年前留学日本，《中国新文学概观》完成于1929年，且于1930年出版归为新民会文存第三辑，撰写和出版都在日本也是使得这部作品没有得到关注的原因。
其三，《中国新文学概观》这部作品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序说”“文学革命的演进”“新文学作品”“文坛的派别”以及“结论”。“新文学作品”又细分为“新诗”“小说”“戏曲”“小品散文”。其中“文学革命的演进”这一章是完全将胡适的《五十年来之文学》中的“末一段”抄录下来作为独立的一章。加之叶荣钟所处偏远，搜集资料相对困难，造成他创作的“滞后性”，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也理所当然地被人忽略。
二、“纯文学”理念的初现
叶荣钟对新文学运动“质”与“量”的不平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肯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在短短的十年间，产生了大量的作品，体裁得到极大丰富，文艺杂志的出版发行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其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叶荣钟认为“在那汗牛充栋的作品中，除起两三部的杰作而外，尽是粗制滥造的文学水平线下的作品。结局新文学运动也是和新政治运动一样，名实不能相符”。他认为前期梁启超推行的文学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任公先生是政论家而纯粹的文学者”，他对文学抱有的是利用的态度，对文学自身并没有改革的意识。当时的先进青年一方面不能摆脱“旧文学”的束缚，另一方面对汹涌而至的各种思想所困扰并不能抱有坚定的信念从事文学创作。在第三部分“新文学作品”中，他又对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现状进行了分析。
新诗方面，他认为新诗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质量却不甚高明。他认为初期的作品带有“旧诗词的余嗅”，之后的作品又犯着“‘太明白’的毛病”。他反对胡适所提的“作诗如作文”的要求，认为诗歌既要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又要摒弃“太明白”的弊病。虽然新诗的创作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依旧抱有美好的希冀。小说方面，他认为短篇小说以鲁迅代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长篇小说却并不尽如人意。他并不赞成陈西滢力荐杨振声的《玉君》为中国长篇小说的代表，认为中国仍旧缺乏优秀的长篇小说。他认为因现代社会生活的繁忙而缺少长篇小说的说辞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的机械生活还未发展到一定程度，读者对长篇小说也有一定的接受能力。作家因为金钱而受到的生活压力也应该是次要原因。面对长篇小说的缺失，他犀利地指出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混乱到于极点，作家失掉了精神生活的重心，彷徨于思想的歧路，没有坚确的信仰，没有一贯的精神”。作家们所经历的“时代的苦闷”以及长篇小说产量不高通常是被其他文学史所忽略的。在戏曲（话剧）方面，叶荣钟对其成果评价最低，他将原由归结为缺乏实践经验，不应完全摒弃传统戏曲中的有益成分。小品散文方面主要介绍了周氏兄弟且评价较高。
三、文学史中的人文情怀
除了对“纯文学”的推崇，《中国新文学史概观》中还充满着浓重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对鲁迅《阿Q正传》的评价、对老舍《赵子曰》的评价以及对“文坛派别”的介绍中。
首先，叶荣钟高度评价了鲁迅的《阿Q正传》，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并不在于它“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也不在于它“启蒙”的作用，而是着重于对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他认为阿Q身上体现着“人间苦”与“时代性”，他将阿Q作为“人”来进行详细的心理分析，他对阿Q的一生从“人”的角度进行了总结：“阿Q受着贫富不均等的压迫，体验过生活的最深刻的苦痛，受着阶级的差别，尝到最高度的蔑辱，受着旧礼教的束缚，终于要抛掷了人生应想的性的悦乐，受着时代思潮的翻弄，终于要无理无由地断送了性命。”他对阿Q的人生进行观照，将其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力——性的合理性的丧失为切入点，对阿Q寄予深厚的同情。与早期《阿Q正传》的评论性文章相比，他是真正地把握住了《阿Q正传》的精髓。他将目光投射于“人”的生命状态，同情“人”的人生苦痛，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从叶荣钟对于《阿Q正传》所具有的极高的艺术价值的肯定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是具有人文情怀的观照的。
叶荣钟对于作品中人文情怀的观照还体现在他对老舍《赵子曰》作品的评论中。叶荣钟对赵子曰的人物性格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赵子曰身上具有的“阔气和侠气”所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进行了赞扬，即“他的生活虽然是颓废不堪，却始终不叫读者生出轻蔑或憎恶的感情，反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足以引人同情的人”。这与他对阿Q的评价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带有明显缺陷的人物形象，虽然一个是农民，一个是知识分子，但他们身上有着现代人共有的缺点，正是这些缺点导致了他们的悲惨的生活遭遇却使得该人物形象能激发读者更多的共鸣，更具代表性也更具有生命张力。
除此之外，叶荣钟对于“文坛派别”的介绍也极具特点。叶所介绍的文学团体有“创造社派”“语丝派”“文学研究会派”“新月派”以及“圈外作家”，其中“语丝派”着墨最多。这与中国大陆文学史文学流派的介绍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大陆的文学史资料通常把文学社团介绍的重点放在文学研究会以及创造社中，对“语丝派”的介绍篇幅绝不会超过前面提到的两个社团。而叶荣钟着重介绍“语丝派”的原因在文中也有所提及，因为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同时由于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使得他在对“语丝派”的介绍中掺杂着对鲁迅生平的简要概括以及对鲁迅崇高廉洁的人格和那不妥协、嫉恶如仇的斗志的仰慕。 从以上的例证不难看出，叶荣钟的文学史是充满着人文情怀的，他不着重分析文学作品的技巧是否精湛，也不关注作品所具有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而是看重于作品本身所体现的“人”的生活经验与生命历程，感受“人”的生命阵痛，对普罗大众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经验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追寻。
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他处于中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外围，不能及时接收到最前沿的资料，也对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存在着模糊的认识，这就导致出现了他作品中完全引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原文作为独立的章节；其次，叶荣钟在编写这本文学史时，并没有抱持着完全公平客观的态度，依据自己的喜好善恶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就造成了文学史的不完整，不客观。比如，他因为自己不喜欢读张资平的小说就提出中国新文学以来没有成功的长篇小说出现，他由于个人对鲁迅的推崇在对语丝派的说明中掺入了鲁迅生平的简介，可以说这是一部个人色彩浓郁的文学史作品。除此之外，这部文学史充满了感召力，也充满了个人感情，这就会导致文风不严谨的缺陷，比如他评价语丝派的某些作品是“虚无的个人主义”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再比如他将鲁迅的文学地位拿宇宙中发现的行星相比拟，虽然通俗易懂，但运用在一部文学史的作品中还是有失严谨的。
虽然有以上诸多弊病，但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还是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新思路以及新的研究方向。它作为台湾较早介绍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发展现状的作品，给当时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提供了一种较为开化的文学风气，也为当时希冀革新的知识青年提供了方式及手段的借鉴。其次，这部作品也表明叶荣钟本身所具有的“跨越性”，他能跨越海峡两岸的距离，汲取大陆文学运动的有益成分推动台湾文学运动的发展，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极其难能可贵。同时，这部作品以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视角对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并对当时的文学环境进行分析与反思，给大陆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史以新的启发。这部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所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它的人文情怀，因为它的先进理念，因为它的台湾味道。就像戴国辉在《叶荣钟日记》的序中所言：“‘媚日’与‘哈日’软骨症候群弥漫于全台湾的当今，有良知的欲知乡土历史的真正爱国者特别需要睿智老报人、蔼然风范者——叶荣钟先生的全集，当为烛照及激励来寻正出路的。”
参考文献：
[1]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
[2]叶荣钟.叶荣钟日记（上）[M].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王富仁.“新國学”论纲[J].社会科学战线，2005（3）：85-110.
[9]徐纪阳，朱双一.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J].当代作家评论，2015（6）：54-61.
[10]付祥喜.日据时期台湾人编写的两种“中国新文学史”——蔡孝乾和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J].现代中文学刊，2015（3）：96-104.
[11]张重岗.叶荣钟的战后思考[J].文学评论，2016（4）：102-110.
责任编辑：于蕾
关键词：叶荣钟 《中国新文学概观》 纯文学 新文学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21-0070-02
一、被忽略的文学史
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是中国台湾地区较早论及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部作品。然而这部作品却常常被海峡两岸学界所忽略，不论是对叶荣钟作品的研究还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部文学史都很少被提及，导致这部作品被忽略的原因也是多样的。
其一，叶荣钟作为政治人物，学者们较多地把目光投向于他《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湾人物群像》《日据下台湾大事年表》等政治历史作品，以至于較少关注他的文学类作品。
其二，叶荣钟1930年前留学日本，《中国新文学概观》完成于1929年，且于1930年出版归为新民会文存第三辑，撰写和出版都在日本也是使得这部作品没有得到关注的原因。
其三，《中国新文学概观》这部作品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序说”“文学革命的演进”“新文学作品”“文坛的派别”以及“结论”。“新文学作品”又细分为“新诗”“小说”“戏曲”“小品散文”。其中“文学革命的演进”这一章是完全将胡适的《五十年来之文学》中的“末一段”抄录下来作为独立的一章。加之叶荣钟所处偏远，搜集资料相对困难，造成他创作的“滞后性”，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也理所当然地被人忽略。
二、“纯文学”理念的初现
叶荣钟对新文学运动“质”与“量”的不平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肯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在短短的十年间，产生了大量的作品，体裁得到极大丰富，文艺杂志的出版发行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其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叶荣钟认为“在那汗牛充栋的作品中，除起两三部的杰作而外，尽是粗制滥造的文学水平线下的作品。结局新文学运动也是和新政治运动一样，名实不能相符”。他认为前期梁启超推行的文学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任公先生是政论家而纯粹的文学者”，他对文学抱有的是利用的态度，对文学自身并没有改革的意识。当时的先进青年一方面不能摆脱“旧文学”的束缚，另一方面对汹涌而至的各种思想所困扰并不能抱有坚定的信念从事文学创作。在第三部分“新文学作品”中，他又对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现状进行了分析。
新诗方面，他认为新诗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质量却不甚高明。他认为初期的作品带有“旧诗词的余嗅”，之后的作品又犯着“‘太明白’的毛病”。他反对胡适所提的“作诗如作文”的要求，认为诗歌既要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又要摒弃“太明白”的弊病。虽然新诗的创作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依旧抱有美好的希冀。小说方面，他认为短篇小说以鲁迅代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长篇小说却并不尽如人意。他并不赞成陈西滢力荐杨振声的《玉君》为中国长篇小说的代表，认为中国仍旧缺乏优秀的长篇小说。他认为因现代社会生活的繁忙而缺少长篇小说的说辞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的机械生活还未发展到一定程度，读者对长篇小说也有一定的接受能力。作家因为金钱而受到的生活压力也应该是次要原因。面对长篇小说的缺失，他犀利地指出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混乱到于极点，作家失掉了精神生活的重心，彷徨于思想的歧路，没有坚确的信仰，没有一贯的精神”。作家们所经历的“时代的苦闷”以及长篇小说产量不高通常是被其他文学史所忽略的。在戏曲（话剧）方面，叶荣钟对其成果评价最低，他将原由归结为缺乏实践经验，不应完全摒弃传统戏曲中的有益成分。小品散文方面主要介绍了周氏兄弟且评价较高。
三、文学史中的人文情怀
除了对“纯文学”的推崇，《中国新文学史概观》中还充满着浓重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对鲁迅《阿Q正传》的评价、对老舍《赵子曰》的评价以及对“文坛派别”的介绍中。
首先，叶荣钟高度评价了鲁迅的《阿Q正传》，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并不在于它“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也不在于它“启蒙”的作用，而是着重于对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他认为阿Q身上体现着“人间苦”与“时代性”，他将阿Q作为“人”来进行详细的心理分析，他对阿Q的一生从“人”的角度进行了总结：“阿Q受着贫富不均等的压迫，体验过生活的最深刻的苦痛，受着阶级的差别，尝到最高度的蔑辱，受着旧礼教的束缚，终于要抛掷了人生应想的性的悦乐，受着时代思潮的翻弄，终于要无理无由地断送了性命。”他对阿Q的人生进行观照，将其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力——性的合理性的丧失为切入点，对阿Q寄予深厚的同情。与早期《阿Q正传》的评论性文章相比，他是真正地把握住了《阿Q正传》的精髓。他将目光投射于“人”的生命状态，同情“人”的人生苦痛，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从叶荣钟对于《阿Q正传》所具有的极高的艺术价值的肯定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是具有人文情怀的观照的。
叶荣钟对于作品中人文情怀的观照还体现在他对老舍《赵子曰》作品的评论中。叶荣钟对赵子曰的人物性格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赵子曰身上具有的“阔气和侠气”所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进行了赞扬，即“他的生活虽然是颓废不堪，却始终不叫读者生出轻蔑或憎恶的感情，反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足以引人同情的人”。这与他对阿Q的评价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带有明显缺陷的人物形象，虽然一个是农民，一个是知识分子，但他们身上有着现代人共有的缺点，正是这些缺点导致了他们的悲惨的生活遭遇却使得该人物形象能激发读者更多的共鸣，更具代表性也更具有生命张力。
除此之外，叶荣钟对于“文坛派别”的介绍也极具特点。叶所介绍的文学团体有“创造社派”“语丝派”“文学研究会派”“新月派”以及“圈外作家”，其中“语丝派”着墨最多。这与中国大陆文学史文学流派的介绍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大陆的文学史资料通常把文学社团介绍的重点放在文学研究会以及创造社中，对“语丝派”的介绍篇幅绝不会超过前面提到的两个社团。而叶荣钟着重介绍“语丝派”的原因在文中也有所提及，因为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同时由于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使得他在对“语丝派”的介绍中掺杂着对鲁迅生平的简要概括以及对鲁迅崇高廉洁的人格和那不妥协、嫉恶如仇的斗志的仰慕。 从以上的例证不难看出，叶荣钟的文学史是充满着人文情怀的，他不着重分析文学作品的技巧是否精湛，也不关注作品所具有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而是看重于作品本身所体现的“人”的生活经验与生命历程，感受“人”的生命阵痛，对普罗大众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经验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追寻。
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他处于中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外围，不能及时接收到最前沿的资料，也对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存在着模糊的认识，这就导致出现了他作品中完全引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原文作为独立的章节；其次，叶荣钟在编写这本文学史时，并没有抱持着完全公平客观的态度，依据自己的喜好善恶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就造成了文学史的不完整，不客观。比如，他因为自己不喜欢读张资平的小说就提出中国新文学以来没有成功的长篇小说出现，他由于个人对鲁迅的推崇在对语丝派的说明中掺入了鲁迅生平的简介，可以说这是一部个人色彩浓郁的文学史作品。除此之外，这部文学史充满了感召力，也充满了个人感情，这就会导致文风不严谨的缺陷，比如他评价语丝派的某些作品是“虚无的个人主义”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再比如他将鲁迅的文学地位拿宇宙中发现的行星相比拟，虽然通俗易懂，但运用在一部文学史的作品中还是有失严谨的。
虽然有以上诸多弊病，但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还是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新思路以及新的研究方向。它作为台湾较早介绍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发展现状的作品，给当时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提供了一种较为开化的文学风气，也为当时希冀革新的知识青年提供了方式及手段的借鉴。其次，这部作品也表明叶荣钟本身所具有的“跨越性”，他能跨越海峡两岸的距离，汲取大陆文学运动的有益成分推动台湾文学运动的发展，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极其难能可贵。同时，这部作品以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视角对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并对当时的文学环境进行分析与反思，给大陆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史以新的启发。这部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所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它的人文情怀，因为它的先进理念，因为它的台湾味道。就像戴国辉在《叶荣钟日记》的序中所言：“‘媚日’与‘哈日’软骨症候群弥漫于全台湾的当今，有良知的欲知乡土历史的真正爱国者特别需要睿智老报人、蔼然风范者——叶荣钟先生的全集，当为烛照及激励来寻正出路的。”
参考文献：
[1]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
[2]叶荣钟.叶荣钟日记（上）[M].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王富仁.“新國学”论纲[J].社会科学战线，2005（3）：85-110.
[9]徐纪阳，朱双一.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J].当代作家评论，2015（6）：54-61.
[10]付祥喜.日据时期台湾人编写的两种“中国新文学史”——蔡孝乾和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J].现代中文学刊，2015（3）：96-104.
[11]张重岗.叶荣钟的战后思考[J].文学评论，2016（4）：102-110.
责任编辑：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