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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多次说过，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在舒乙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
舒乙，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画家、老舍研究专家，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定保护者。
在舒乙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淡泊名利的舒乙从不张扬自己是谁的儿子，也从不对外打老舍这张牌，而是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赢得尊严。
“折腰”與不看他人脸色
一年，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考察，发现专门开辟有手稿研究阅览室。于是，他联想到自己工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却基本无人利用。因为没有手稿学”。为此，他呼吁建立手稿学。
要建立手稿学，舒乙首先想到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国外的手稿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以翻译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他们的学科体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看看他们的具体结论。试想，有时一本对某一部名著的手稿研究专著，竟会比那部作品本身还厚，那是何等精深的学问啊。手稿学既研究作品的形成过程、修改过程，试图解释作家的主观追求，又阐述研究者对作品的理解。”舒乙说，手稿学的研究成果，常带有惊人的震撼力，往往连作者本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读。因为作者主观意图和研究者客观分析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但因为言之有理，是对大家都有启迪的。
据悉，舒乙曾和姐妹一起将老舍《四世同堂》的原稿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很快被定为国家的档案遗产。“当时后方没有钢笔水，用毛笔，老舍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他的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因为写得慢，所以就像抄稿一样漂亮，他自己也很喜欢。《四世同堂》手稿特别长，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自己也认为是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兄妹商量，认为这是民族的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应该保存在环境更好的地方，就捐了出去。”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想知道该怎么写，要读名著；想知道不该怎么写，要念手稿。舒乙认为，手稿学不可或缺，不论对写作者，还是对阅读者。
受父母亲的影响，舒乙对文化的保护是执着的，他为了保护文化小院，不辞劳苦，屡次上访，多次用画作和言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舒乙保护北京历史文化的执著人们褒贬不一，有的人热烈响应，反响强烈；也有人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都规划委员会、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后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
早年的一次北京市政协小组会上，舒乙痛斥“官本位”———冰心先生因几十年前翻译了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和《沙与沫》，黎巴嫩总统签署命令，授予她国家级勋章。授勋仪式上，主持人介绍贵宾，第三位才介绍冰心先生，而她正是授勋仪式的主角。第四个介绍黎巴嫩大使和夫人，然后是各级官员，直到所有的官员都介绍完了，才开始介绍到会的著名作家张光年、王蒙、萧乾……舒乙对此十分不满：“毛病出在不分场合不看具体情况一律以官位来排队，把它当成衡量事物的第一标准和惟一标准。这是个相当迂腐的坏习惯，不仅败坏风气，而且常闹笑话，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干部行为原则，即不论多大的职位，都是人民的公仆。”
一次，中国作协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在北戴河办学习班。对于领导的发言，许多人都顺着领导人思路，表示赞同，或者就着领导的意思发挥，尽管个人方式不同。大家为了这种任务式的学习，谁也不愿得罪领导。可是，舒乙却“不识时务”地提出了与领导相反的观点，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讲得有根有据，慷慨激昂，根本不顾领导的“面子”！
坐在前排专门来听大会发言的作协领导，脸色渐渐不悦。主持会议的作协机关党委负责人再也坐不住了，直跟舒乙使眼色、作手势……舒乙全看在眼里，但他一点也不停顿，反而口若悬河，越讲越激动，越讲声音越大！
这就是一个外表长得斯文、儒雅，但骨子里很有些文人的清高和桀骜的舒乙。他不惧上、不媚俗，不攀附权贵，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看到舒乙书桌上的鲁迅著作，让笔者觉得自己好像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里的那个“我”，被他的高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想起他当年因古城文化保护向市长大人抱拳“叩头”的场面与这次在作协会上不给面子的情景，笔者十分感动：向市长“折腰”是一种睿智，不看脸色说话同样是一种高贵！
谈到父亲时以“先生”相称
老舍曾多次说过：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实际上，老舍非常热爱生命，他最后在公园里待了整整一天，还是选择离开。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绑到国子监孔庙批斗，跪着被轮番殴打3小时，后又被继续毒打至深夜。晚间，遍体鳞伤的老舍在妻儿的作保下被接回家。第二天，老舍独自前往太平湖，以一句“跟爷爷说再见”向孙女作了人生的最后告别。在太平湖畔不吃不喝坐了一整天，于深夜时刻投湖自杀……
文化界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认为是“文革”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他殉难，以身谏，老舍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告诫世人，他骨子里是格外坚硬的，拥有宁折不弯的正义坚定的人生态度。父亲的死给舒乙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他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摸了父亲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做爱回报给他。” 或许在那个时候，舒乙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于是，“大文豪为子起名一笔解决”成为佳话。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舍予，就是舍我的意思。”舒乙说，老舍先生把“舍我”作為自己的人生指南，并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一辈子。老舍是“文革”之初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第一人，直至1978年6月3日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两个月后，邓小平在胡潔青的上书中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这个批示为沉冤九泉的“人民艺术家”彻底平反一锤定音。
今天，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潔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1984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舒乙回忆，老舍平时在家是严肃而沉默的，因为他每天不是在写作就是在思考如何写作，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还在写。舒乙说：“他写得慢，字斟句酌，年轻时候一天写3000字，年纪大了只能写1000字。”当完成了一天的写作，若逢有朋友到访，老舍立刻就像换了一个人，非常热情、幽默。“他有一肚子故事，非把你逗乐不可。只要老舍在场，其他人都不用说话，听着就行，他的笑话永远讲不完。”舒乙说。
舒乙提到父亲笔下的老北京，说道：他笔下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这和他是满族很有关系。清末民初的每个旗人，都会养花、养狗、养马、养鸽子、养蛐蛐，都会骑马射箭，都会舞枪弄棍，都会拳术，都是美食家，都懂各种礼仪……老舍先生熟悉老北京和满族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真，特别乡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11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2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背景的有150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240多个地名，95%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5次祥子的拉车路线。“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多，改得较好的有《离婚》、《四世同堂》，有些本来只可改为10集，结果大量注水，拉得很长，他们追求的是广告。”
老舍有非常朴素的创作观，他生前拒绝对自己的作品有任何拔高的评价。
捐出来与展出来是家教
对于舒乙的婚姻，老舍完全尊重舒乙自己的选择。婚礼那天，他送给舒乙一幅亲笔书写的大条幅，红纸上8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了两半，扔在地下乱踩。等他们走后，舒乙从地上将它们捡起来收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但是老舍先生留给舒乙的最珍贵的礼物。
在花甲之年，舒乙才开始画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没有学过技法，而是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他的画风颇为独特，画中典型的意境是“一湾碧水，一片黄叶，一抹惆怅，一腔呆情”。谈到绘画，舒乙说，尽管母亲胡潔青是师从齐白石、于非闇两位大师的国画家，但他认为父亲对自己在画画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相反并没从技法上受母亲一点影响。父母的家庭熏陶对舒乙来说是迥然不同的——父亲从来不会告诉舒乙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以身作则；而母亲则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
“老舍先生不懂画，但评画却一流，他的鉴赏力极佳，常对着一张字画品头论足。我从中就平白无故地知道了许多艺术标准。而我母亲则日日作画写字，她收藏的许多书画图册我都看过。母亲又大写意，也会工笔，她有一个独门‘菊花’。国画的题材本来很窄的，但她有很多发展。”谈到个人的心得，舒乙说，“从我个人来看，我能画画要得益于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我觉得画画的人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双眼睛能从平凡中发现生活情趣，这种情趣先感动了自己，经过长期思考后选出一个奇特的角度来表现。”他认为，无新意的画不是好画，画画是传递新的东西、新的意思、新的情感。“换一双眼睛，什么都能成画。画画让我发现了普通人看不见的美丽和有意思的东西。”
舒乙的《西北的田》、《窗前小草依旧》、《卢森堡公园》、《小猫爪》、《老爷树》等作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展览时，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他的画作题材广泛，色彩鲜艳，贴近现实，文学性浓郁，常常有奇思妙想和非理性的表现，突出表达生活中强烈的感受和新鲜的意思，美术界权威人士称舒乙的画非常有“笔墨情趣”。舒乙指着一幅题为《窗前小草依旧绿》的画作告诉笔者，在每天都经过的一片砖地中，有一天突然为砖缝儿长出的小草而感动，产生了创作冲动，画出了这幅充满生机的作品。舒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严肃求新的创作观与老舍先生一脉相承。
他归纳自己的作画心得——就像鲁迅先生创作阿Q的形象一样。先是“静观默察”，在生活中观察；之后“烂熟于心”，对观察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凝神竭想”，在内心琢磨表现的方法；最后“一挥而就”，把意思表达出来。
近些年来，老舍的后人将老舍的不少藏画无偿捐赠了出去。“老舍生前藏画不叫收藏，叫‘积藏’，就是不要藏起来。”对于持续捐出老舍生前遗作与藏品，舒乙说：“捐出来，展出来，这是老舍、胡潔青的家教。”
在介绍舒乙时，常常有人少不了说“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这时，舒乙往往有些无奈。舒乙承认：“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舍先生的儿子有种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
是的，既要做出成就，又不能张扬，尤其不能打老舍这张牌，必须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让别人来评价——很“为难”的。说起父亲老舍，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
责任编辑 李肖含
舒乙，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画家、老舍研究专家，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定保护者。
在舒乙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淡泊名利的舒乙从不张扬自己是谁的儿子，也从不对外打老舍这张牌，而是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赢得尊严。
“折腰”與不看他人脸色
一年，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考察，发现专门开辟有手稿研究阅览室。于是，他联想到自己工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却基本无人利用。因为没有手稿学”。为此，他呼吁建立手稿学。
要建立手稿学，舒乙首先想到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国外的手稿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以翻译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他们的学科体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看看他们的具体结论。试想，有时一本对某一部名著的手稿研究专著，竟会比那部作品本身还厚，那是何等精深的学问啊。手稿学既研究作品的形成过程、修改过程，试图解释作家的主观追求，又阐述研究者对作品的理解。”舒乙说，手稿学的研究成果，常带有惊人的震撼力，往往连作者本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读。因为作者主观意图和研究者客观分析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但因为言之有理，是对大家都有启迪的。
据悉，舒乙曾和姐妹一起将老舍《四世同堂》的原稿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很快被定为国家的档案遗产。“当时后方没有钢笔水，用毛笔，老舍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他的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因为写得慢，所以就像抄稿一样漂亮，他自己也很喜欢。《四世同堂》手稿特别长，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自己也认为是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兄妹商量，认为这是民族的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应该保存在环境更好的地方，就捐了出去。”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想知道该怎么写，要读名著；想知道不该怎么写，要念手稿。舒乙认为，手稿学不可或缺，不论对写作者，还是对阅读者。
受父母亲的影响，舒乙对文化的保护是执着的，他为了保护文化小院，不辞劳苦，屡次上访，多次用画作和言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舒乙保护北京历史文化的执著人们褒贬不一，有的人热烈响应，反响强烈；也有人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都规划委员会、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后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
早年的一次北京市政协小组会上，舒乙痛斥“官本位”———冰心先生因几十年前翻译了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和《沙与沫》，黎巴嫩总统签署命令，授予她国家级勋章。授勋仪式上，主持人介绍贵宾，第三位才介绍冰心先生，而她正是授勋仪式的主角。第四个介绍黎巴嫩大使和夫人，然后是各级官员，直到所有的官员都介绍完了，才开始介绍到会的著名作家张光年、王蒙、萧乾……舒乙对此十分不满：“毛病出在不分场合不看具体情况一律以官位来排队，把它当成衡量事物的第一标准和惟一标准。这是个相当迂腐的坏习惯，不仅败坏风气，而且常闹笑话，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干部行为原则，即不论多大的职位，都是人民的公仆。”
一次，中国作协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在北戴河办学习班。对于领导的发言，许多人都顺着领导人思路，表示赞同，或者就着领导的意思发挥，尽管个人方式不同。大家为了这种任务式的学习，谁也不愿得罪领导。可是，舒乙却“不识时务”地提出了与领导相反的观点，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讲得有根有据，慷慨激昂，根本不顾领导的“面子”！
坐在前排专门来听大会发言的作协领导，脸色渐渐不悦。主持会议的作协机关党委负责人再也坐不住了，直跟舒乙使眼色、作手势……舒乙全看在眼里，但他一点也不停顿，反而口若悬河，越讲越激动，越讲声音越大！
这就是一个外表长得斯文、儒雅，但骨子里很有些文人的清高和桀骜的舒乙。他不惧上、不媚俗，不攀附权贵，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看到舒乙书桌上的鲁迅著作，让笔者觉得自己好像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里的那个“我”，被他的高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想起他当年因古城文化保护向市长大人抱拳“叩头”的场面与这次在作协会上不给面子的情景，笔者十分感动：向市长“折腰”是一种睿智，不看脸色说话同样是一种高贵！
谈到父亲时以“先生”相称
老舍曾多次说过：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实际上，老舍非常热爱生命，他最后在公园里待了整整一天，还是选择离开。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绑到国子监孔庙批斗，跪着被轮番殴打3小时，后又被继续毒打至深夜。晚间，遍体鳞伤的老舍在妻儿的作保下被接回家。第二天，老舍独自前往太平湖，以一句“跟爷爷说再见”向孙女作了人生的最后告别。在太平湖畔不吃不喝坐了一整天，于深夜时刻投湖自杀……
文化界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认为是“文革”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他殉难，以身谏，老舍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告诫世人，他骨子里是格外坚硬的，拥有宁折不弯的正义坚定的人生态度。父亲的死给舒乙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他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摸了父亲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做爱回报给他。” 或许在那个时候，舒乙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于是，“大文豪为子起名一笔解决”成为佳话。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舍予，就是舍我的意思。”舒乙说，老舍先生把“舍我”作為自己的人生指南，并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一辈子。老舍是“文革”之初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第一人，直至1978年6月3日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两个月后，邓小平在胡潔青的上书中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这个批示为沉冤九泉的“人民艺术家”彻底平反一锤定音。
今天，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潔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1984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舒乙回忆，老舍平时在家是严肃而沉默的，因为他每天不是在写作就是在思考如何写作，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还在写。舒乙说：“他写得慢，字斟句酌，年轻时候一天写3000字，年纪大了只能写1000字。”当完成了一天的写作，若逢有朋友到访，老舍立刻就像换了一个人，非常热情、幽默。“他有一肚子故事，非把你逗乐不可。只要老舍在场，其他人都不用说话，听着就行，他的笑话永远讲不完。”舒乙说。
舒乙提到父亲笔下的老北京，说道：他笔下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这和他是满族很有关系。清末民初的每个旗人，都会养花、养狗、养马、养鸽子、养蛐蛐，都会骑马射箭，都会舞枪弄棍，都会拳术，都是美食家，都懂各种礼仪……老舍先生熟悉老北京和满族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真，特别乡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11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2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背景的有150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240多个地名，95%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5次祥子的拉车路线。“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多，改得较好的有《离婚》、《四世同堂》，有些本来只可改为10集，结果大量注水，拉得很长，他们追求的是广告。”
老舍有非常朴素的创作观，他生前拒绝对自己的作品有任何拔高的评价。
捐出来与展出来是家教
对于舒乙的婚姻，老舍完全尊重舒乙自己的选择。婚礼那天，他送给舒乙一幅亲笔书写的大条幅，红纸上8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了两半，扔在地下乱踩。等他们走后，舒乙从地上将它们捡起来收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但是老舍先生留给舒乙的最珍贵的礼物。
在花甲之年，舒乙才开始画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没有学过技法，而是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他的画风颇为独特，画中典型的意境是“一湾碧水，一片黄叶，一抹惆怅，一腔呆情”。谈到绘画，舒乙说，尽管母亲胡潔青是师从齐白石、于非闇两位大师的国画家，但他认为父亲对自己在画画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相反并没从技法上受母亲一点影响。父母的家庭熏陶对舒乙来说是迥然不同的——父亲从来不会告诉舒乙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以身作则；而母亲则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
“老舍先生不懂画，但评画却一流，他的鉴赏力极佳，常对着一张字画品头论足。我从中就平白无故地知道了许多艺术标准。而我母亲则日日作画写字，她收藏的许多书画图册我都看过。母亲又大写意，也会工笔，她有一个独门‘菊花’。国画的题材本来很窄的，但她有很多发展。”谈到个人的心得，舒乙说，“从我个人来看，我能画画要得益于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我觉得画画的人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双眼睛能从平凡中发现生活情趣，这种情趣先感动了自己，经过长期思考后选出一个奇特的角度来表现。”他认为，无新意的画不是好画，画画是传递新的东西、新的意思、新的情感。“换一双眼睛，什么都能成画。画画让我发现了普通人看不见的美丽和有意思的东西。”
舒乙的《西北的田》、《窗前小草依旧》、《卢森堡公园》、《小猫爪》、《老爷树》等作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展览时，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他的画作题材广泛，色彩鲜艳，贴近现实，文学性浓郁，常常有奇思妙想和非理性的表现，突出表达生活中强烈的感受和新鲜的意思，美术界权威人士称舒乙的画非常有“笔墨情趣”。舒乙指着一幅题为《窗前小草依旧绿》的画作告诉笔者，在每天都经过的一片砖地中，有一天突然为砖缝儿长出的小草而感动，产生了创作冲动，画出了这幅充满生机的作品。舒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严肃求新的创作观与老舍先生一脉相承。
他归纳自己的作画心得——就像鲁迅先生创作阿Q的形象一样。先是“静观默察”，在生活中观察；之后“烂熟于心”，对观察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凝神竭想”，在内心琢磨表现的方法；最后“一挥而就”，把意思表达出来。
近些年来，老舍的后人将老舍的不少藏画无偿捐赠了出去。“老舍生前藏画不叫收藏，叫‘积藏’，就是不要藏起来。”对于持续捐出老舍生前遗作与藏品，舒乙说：“捐出来，展出来，这是老舍、胡潔青的家教。”
在介绍舒乙时，常常有人少不了说“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这时，舒乙往往有些无奈。舒乙承认：“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舍先生的儿子有种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
是的，既要做出成就，又不能张扬，尤其不能打老舍这张牌，必须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让别人来评价——很“为难”的。说起父亲老舍，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
责任编辑 李肖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