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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罗布是中国当下文坛上一位有着多方言说价值的优秀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既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也蕴含着超越地域、超越民族文化范畴的普遍性审美内涵;他的作品既潜藏着关怀现实生命和揭示存在境遇的社会底蕴，也拥有超验性的形而上品格;他的艺术精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散发着现代主义讲究叙述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意味。可以说，次仁罗布是一个把艺术表现手法、地域文化因素和艺术超越性追求融汇结合得比较完美的机智型作家。如果说，他的中短篇小说是一幅幅用功精细的日常生活素描画，那么，2015年发表的长篇《祭语风中》，则是一幅内容丰赡的历史画卷。综观这部小说，可以发现，它是次仁罗布对自己以往创作经验和人文情怀的一次更为深广的演绎，是次仁罗布在艺术与精神方面所做的一次巨大而有力的攀升。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精神蕴涵上，这部作品都是其过往小说某些主导性方面的延续与深化。与其中短篇小说相比，这部作品在许多层面上，都表现出了值得肯定的巨大超越。把这部作品置于藏族文化的宏大背景中，联系次仁罗布的中短篇小说，以此审视它所展现出的纷繁艺术景观，也许能够更为切近地发现它所涵纳的独特审美意蕴和深刻文化内涵。
由于地域文化的历史性渊源，无论是古代藏族文学，还是当代藏族文学，都与宗教有着盘根错节的各种联系。古代藏族文学自不待言，“长期以来，宗教在藏族社会和藏族生活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宗教对藏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精神追求各方面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同样，宗教同藏族文学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故事情节、结尾处理等等，也是关系相当密切的。这是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①尽管当代藏族文学不再像古代藏族文学那样，对宗教的书写和表现很多情况下都是为了宣扬宗教教义和宗教伦理道德，具有浓烈的宗教劝诫意味;也不是所有的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都仅仅围绕宗教现象铺成展开;但整体而言，当代藏族文学的宗教文化色彩和意味还是比较鲜明、浓厚的。当代藏族作家要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人事，就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背景，这一客观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诸多创作不可能不带有地域文化色彩。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因为我的族别，我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取是一种必然。”①由此可见，题材上的地域民族化对于生活在藏地的当代藏族作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是非宗教的，也不仅仅只关乎藏民族的生死哀乐，但题材上的地域民族性，依然使得他们的创作被“理所当然”地归入地域文化写作范畴。
迄今为止，次仁罗布的创作视野，至少在题材上还没有越出地域文化的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次仁罗布的创作在精神层面也只是停留在地域民族的范畴内）。与绝大多数当代藏族作家相似，次仁罗布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熟悉的那群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精神心理。他的小说世界呈现的是，特定地域的一部分藏族民众在驳杂纷繁的现实生活里的种种境遇;描绘的是他们在生活面前流露出的喜怒哀乐;演绎的是他们心灵与情感的悸动和纠葛。这是次仁罗布小说世界展示给读者的现象化的审美景观。但这并不是他的小说世界的全部，更不是他小说世界的重心所在。有人说，次仁罗布的写作是一种神性写作。这是一种带有玄妙意味的说法，但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次仁罗布小说所着力追求的精神境界。我个人认为，次仁罗布是一位非常注重探寻人的心灵秘密的作家，一位倾向于追问人的精神存在的作家。在阅读次仁罗布的作品后，人們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悲悯意识、宗教情怀、宽容慈悲等等。尽管这些概括并不能完全涵盖次仁罗布所有小说的全部艺术内涵，却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次仁罗布小说所蕴含的那些主导性内涵。而这些主导性内涵在生命关怀的层面上，体现了次仁罗布对人的存在的普遍性境遇的揭示，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形而上的追问。这种揭示与追问在《祭语风中》里得到了更为充分地表现，而此前的《放生羊》则是一篇标志性作品。《放生羊》可以说是次仁罗布中短篇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无论是在叙事手法上，还是在内容主题上，都体现出了次仁罗布极为个人化的创作取向。这种创作取向在叙事艺术上主要是讲究叙述的技巧性，也就是特别注重如何把一个普通的故事用非常技术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这显示出了作家自觉的叙事意识。内容主题方面的倾向是对人的存在境遇的关注，而人的存在境遇的核心内容则是苦难。《界》《秋夜》《雨季》《绿度母》《焚》等中短篇小说，都是对这一主题的描述与反映。《祭语风中》则是对这一主题的延续、发展与深化。在这部长篇制作中，次仁罗布再一次把焦点集中在了无法躲避的“苦难”上，并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超越苦难”的现实选择和精神期望。对社会、人生苦难境遇的描述与揭示，对民族精神本相和心灵秘密的探求，使这部小说拥有了厚重的人文品格;而面对苦难时的态度和超越苦难的具体方式，则彰显出作品形而上的超越性品质。
以喇嘛身份开始自己的人生征途，原本希望通过师父的点拨和教导，成为一名像师父那样的得道高僧，从而能够弘法祈愿，普度众生，完成灵魂的救赎;却在时代的剧烈转型中不得不还俗成家，并最终成了一位在天葬台诵经的师傅。这是小说主人公晋美旺扎的一生经历。
晋美旺扎的一生，在现实层面，可以说是与苦难相伴的一生;在精神层面，则是试图不断超越与救赎的艰难过程。面对苦难重重的现实人生和社会乱象，晋美旺扎的生活动力与精神支柱是对伟大先哲米拉日巴传奇人生的痴迷、膜拜般的追忆。通过虔诚的追忆，他把精神的触角伸向了民族文化的深处。在为个人的生命存在寻找到强大坚实的依据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观念，找到了可靠而坚定的精神纲领。那个生活在几百年前，把承受苦难与精神救赎演绎得惊心动魄的僧侣，幽灵一样附着在晋美旺扎的生命肉体和精神意念中，指引着他在苦难重重的人世，像一个受难的圣徒一样，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终点。历史与现实交汇，过去与现在重合，两个跨时代的出家人在思想观念上似乎是合二为一的。在精神意念上，在对待苦难的态度上，在对苦难的现实意义的体认上，过去的米拉日巴似乎就是现在的晋美旺扎，现在的晋美旺扎似乎就是过去的米拉日巴。当历史与现实就这样打通、联接起来后，次仁罗布希望《祭语风中》能够成为一部“揭示藏民族心灵史”的作品的愿望，似乎达成了。在“民族心灵史”这一层面上，苦难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宗教意识支配下的苦难观，在揭示“民族心灵史”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论是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还是晋美旺扎的现实遭遇，都与苦难如影随形。如此强调苦难与个体生命的息息相关，这显然是藏传佛教所提倡的“人生即苦”观念的现实化，是生命个体对佛教观念精神皈依的具体体现。而藏传佛教所倡导的生命轮回的生死观，则使苦难显现出了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祭语风中》通过描述、演绎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的曲折经历，充分揭示了苦难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以此探寻生命存在的真谛，试图表达对人类社会和人的存在境况的哲理性思考。
对于苦难的意义的认识，次仁罗布虽然摒弃了因果报应的观念意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藏传佛教的苦难观。或者说，除了没有明言因果报应的苦难观外，大体上就是依照藏传佛教的苦难观来表现现实苦难的意义的。藏传佛教认为“人生即苦”。由此一来，如果要完成自我的灵魂救赎，成为精神上的超越者，并为来世的幸福种下善业，那就必须承受现实苦难的重重考验。“肩挑着前世和来世，今生的人放弃不了为来世幸福追求，也忘记不了洗去前世的罪过。在这样的心境下，让他如何重过正常‘人’的生活呢？受苦！受苦！受苦！这就是今生的全部内容、任务和意义。”① 在小说中，米拉日巴和晋美旺扎的人生经历都真切地印证着这一宗教义理。在米拉日巴和晋美旺扎的人生经历中，苦难对他们的灵魂得救和精神提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米拉日巴为了得到玛尔巴大师的真传，为了修得正果并以此完成自我的精神超越而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肉体上的痛楚，尊严上的伤害，精神上的折磨等，许多几乎已经超出了人的承受极限的“摧残”，是米拉日巴修成正果、救赎自我的必要条件，舍此别无他途。晋美旺扎的生活经历虽然没有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那样惊心动魄、充满荆棘，但一路走来，他也亲身经受和亲眼目睹了诸多的苦难场景和生命死亡。种种令他伤心悲痛的人世现象，促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寻找生存的依据。此时，在寺庙里接受的宗教教诲，成了他可靠的精神资源。具体来说，是米拉日巴的受难经历，为他人生的延续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柱。以伟大先哲米拉日巴为至高无上的榜样，他把承受苦难视为生活在人世间的众生摆脱罪孽的必由之路，看作是个人修炼和自我救赎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严峻考验。米拉日巴“正是通过这些常人无法承受的苦痛，才涤荡了造下的罪恶，最终此生开悟得到了解脱。我们经过这次的洗礼心灵能得到升华吗？”①
至此，苦难显现出了它弥足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在苦难重重的现实世界，躲避苦难是痴人说梦，唯有自觉地承受苦难，才能救赎自己的灵魂，然后才能坦然地面对人世间的生生死死。苦难为个体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精神的净化提供了唯一的通道，也为民族心智的成熟和精神的博大提供了可能。
很显然，《祭语风中》借助古人和今人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揭示了藏民族心灵世界中始终蕴藏的面对外部世界的强大力量。也许在作者的认识中，这是藏民族之所以能够以如此坚忍顽强的精神形象，屹立于雪域高原的一个重要的缘由所在。无法躲避的苦难，在此意义上转化成了一种具有积极效应的现实存在。看上去是人的异己力量的苦难，未必会给人带来灾难性后果，相反会成就人的精神渴求，提升人的生存境界。从哲学的高度看，这是次仁罗布的深刻之处，小说的形而上品质也就此显现。而晋美旺扎这一形象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就此凸显。
但次仁罗布对苦难的书写，并没有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简单赓续上。尽管晋美旺扎在精神上以米拉日巴为导师，在实践上把他视为至高无上的榜样，但二者的生活经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而这种差别自然会决定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在根源和性质上也是有显著的差别的。而正是这种差别，使得次仁罗布笔下的苦难，显现出了超越传统文化的高贵品质，具有了强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形而上的意味。为了比较全面地认识彼苦难与此苦难之间的差异，为了辨析两人承受苦难的不同意义，我们不妨将二者人生经历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各自的思想观念做一些简略的比较。
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迫受难。米拉日巴幼年丧父，从小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不料却受到伯父伯母一家的欺凌虐待，受尽苦难。第二阶段报复伯父伯母一家。为了报仇雪恨，在母亲的唆使下，米拉日巴学会了恶毒的咒术，通过念咒，以极为残忍的手段报复伯父伯母一家，还使其他无辜人也受到了伤害。除了损害财物之外，最惨烈的是伤害了三十五条性命。第三阶段是幡然悔悟，苦修妙法，终成正果。米拉日巴出于报复而伤害他人性命，就此犯下了深重的罪恶。为了达到洗脱罪孽、灵魂救赎的目的，他决定拜师学法，苦修正果。受苦——报复——苦修，是米拉日巴的人生在时序上和逻辑上有着必然联系的三个阶段。从米拉日巴决心苦修正法的動机来看，他对苦难的承担，是良心发现后的主动接受，包含着藏传佛教因果报应的善恶逻辑。这种体现在米拉日巴身上的由善恶主导的因果逻辑，无论是在《米拉日巴传》中，还是在《祭语风中》里，都有过详细的描述。小说中米拉日巴人生经历的大致情景是这样的：报仇雪恨后，米拉日巴幡然悔悟，自知罪孽深重，决定拜师学法，完成自我救赎。几经周折，他前往绰洼隆玛尔巴大师那里求法修炼，结果遭受了种种苛责严厉的艰苦考验。米拉日巴为此而感到身心交瘁、痛苦不已。当他看到玛尔巴身边的其他弟子禅坐修炼、念诵经文、相互交流的场景，而自己却孤零零地扛着工具去干活，内心甚是感伤，更是为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恶感到后悔。晋美旺扎是这样回忆这一情景的，“您想：玛尔巴大师不给您传法，只因您曾祸害了那么多人，伤害了很多条生命，您的罪孽比这里的任何人都重。想起这些，您为自己犯下的恶业不禁落泪，心灵忏悔不停。”① 可以看出，米拉日巴因良心发现，深知自己罪有应得，所以决心以承受苦难的方式洗清罪孽，让灵魂得到解脱。在藏传佛教因果报应的逻辑关系中，承受苦难是这一链条上的必然之果。著名藏学家丹珠昂奔在谈到藏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和心理时指出：“由于今生的行善行恶都会得到报应，所以一切行为都在严格的意志控制之下，要考虑到行为的善恶效果。我曾反复考察过藏人的这种心理特点，他们有一种以大难换取大德大善的心理状态，以为今生越苦那就意味着来世越幸福，今生的富有可标志前世的贫穷，或来世的无有，今生的卑贱，可换来来世的高贵等等，他们沿好坏、贵贱两极进行推理而形成逻辑联系。”②虽然这种受因果报应思想支配的苦难观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但在一般的认识逻辑中，遭受苦难至少对作恶者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惩罚。因此，在作恶就应该受到惩罚这一逻辑关系内，它也潜含着一些合理成分，至少能够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对于受惩罚者来说，是一种肉体上的打击和思想与精神上的清算;对于其他信众来说，则具有警示、劝诫的功用。 反观晋美旺扎及其身边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在根源与性质上显然与米拉日巴所遭受的苦难有着很大的区别。与米拉日巴在年轻时“犯下深重的罪恶”完全不同，晋美旺扎终其一生都没有犯过任何罪孽。相反，他却时时遭受来自他人和社会的打击、折磨、凌辱。这一切使晋美旺扎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实人生的本相，那就是：苦海无边。正是有了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晋美旺扎才既在精神观念层面，又在实践层面认识到了先哲米拉日巴受难精神的伟大。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传承先哲精神品格的受难选择与心路历程。但正如前面所说，晋美旺扎自身并没有犯下过任何罪孽，而小说也没有在因果报应这一逻辑链条上讲述晋美旺扎的人生经历，这就意味着晋美旺扎的受难态度和经历，应该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加以考察。而这正是次仁罗布塑造晋美旺扎，并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来演绎苦难的意义和探索超越苦难的可能的艺术追求。
从作品所设置的故事情节来看，次仁罗布在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自己对人性善恶、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的宽容态度和博大情怀。对生命尊严的敬重，对善念的刻意追求，使他试图用超越一切差别，以渡人渡己的佛家眼光看待一切。他让笔下的人物毫无选择地承受一切苦难，就是这种渡人渡己的博大情怀的深刻体现。以此来看，次仁罗布的良苦用心是令人敬佩的，其宅心仁厚的人文情懷也让人感动。同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苦难也是历练身心、磨砺精神、考验意志，能够让人达到脱胎换骨、成就伟业、提升境界的一种重要因素。在小说中，晋美旺扎以一种超然一切的态度看待自己遭遇到的种种苦难，通过承受、消融各种苦难，以此来完成灵魂救赎和超度他人的神圣使命。晋美旺扎的这种超然物外的崇高态度，是苦难所蕴含的深厚的现实意义。对于晋美旺扎来说，苦难给予了他认识人生，体悟生命的可能和机会。他承受苦难不是为了个人的自我救赎，而是让更多的生命获得救赎的可能。这是他勇敢无畏地承受苦难的根本原因。
就《祭语风中》所描写的内容来看，晋美旺扎所表现出的苦难意识和对待苦难的态度，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人生态度。正如前面所说，认识到苦难的无法避免，认识到苦难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财富，并身体力行地去承担苦难，消化苦难，试图让苦难转变成个人生命机体的积极因素，以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去包容一切，超越一切，是次仁罗布思想深刻和精神高远的一种体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主动地、勇敢地承受苦难，不仅仅只是个人美好愿望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反抗精神的曲折表达。当晋美旺扎以大海般开阔、天空般辽远的博大胸怀接纳无边的苦难时，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魄力和牺牲精神，体现出的他对每一个来到苦难世界的生命的关爱和尊重。晋美旺扎从精神导师米拉日巴那里获得了生命的启示，又能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去赋予苦难更为广博深厚的现实意义，把苦难的意义从拯救个人的范畴，上升到了救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高度。晋美旺扎的成功塑造，是次仁罗布在背靠传统文化和面对当下现实的不幸境遇中，所表现出的既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又力图超越个人存在的精神追求。他试图赋予自己的文学世界一种包容一切苦难，又超越一切苦难的精神品格。因为在他的精神观念里，生命才是最为珍贵的。在珍贵的生命面前，苦难会让人的价值发出熠熠的关辉。
在我的认识中，就思想内涵的厚重性而言，这部作品完全可以进入中国当下文坛上优秀长篇的行列。因为从历史风云到现实境况，从民族历史到个人经历，作品虽然描述的是现实人生的种种遭遇，但关注的却是人的精神世界。以晋美旺扎的灵魂倾诉为作品的中心线索，让他在破败不堪的现实生活中坚守精神阵地，始终倾听心灵的呼唤，这是对人的精神存在的高度肯定。正是对人的精神信念的永不舍弃和对生命存在的无条件关怀，使这部作品蕴含了巨大的内在力量。
由于地域文化的历史性渊源，无论是古代藏族文学，还是当代藏族文学，都与宗教有着盘根错节的各种联系。古代藏族文学自不待言，“长期以来，宗教在藏族社会和藏族生活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宗教对藏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精神追求各方面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同样，宗教同藏族文学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故事情节、结尾处理等等，也是关系相当密切的。这是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①尽管当代藏族文学不再像古代藏族文学那样，对宗教的书写和表现很多情况下都是为了宣扬宗教教义和宗教伦理道德，具有浓烈的宗教劝诫意味;也不是所有的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都仅仅围绕宗教现象铺成展开;但整体而言，当代藏族文学的宗教文化色彩和意味还是比较鲜明、浓厚的。当代藏族作家要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人事，就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背景，这一客观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诸多创作不可能不带有地域文化色彩。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因为我的族别，我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取是一种必然。”①由此可见，题材上的地域民族化对于生活在藏地的当代藏族作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是非宗教的，也不仅仅只关乎藏民族的生死哀乐，但题材上的地域民族性，依然使得他们的创作被“理所当然”地归入地域文化写作范畴。
迄今为止，次仁罗布的创作视野，至少在题材上还没有越出地域文化的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次仁罗布的创作在精神层面也只是停留在地域民族的范畴内）。与绝大多数当代藏族作家相似，次仁罗布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熟悉的那群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精神心理。他的小说世界呈现的是，特定地域的一部分藏族民众在驳杂纷繁的现实生活里的种种境遇;描绘的是他们在生活面前流露出的喜怒哀乐;演绎的是他们心灵与情感的悸动和纠葛。这是次仁罗布小说世界展示给读者的现象化的审美景观。但这并不是他的小说世界的全部，更不是他小说世界的重心所在。有人说，次仁罗布的写作是一种神性写作。这是一种带有玄妙意味的说法，但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次仁罗布小说所着力追求的精神境界。我个人认为，次仁罗布是一位非常注重探寻人的心灵秘密的作家，一位倾向于追问人的精神存在的作家。在阅读次仁罗布的作品后，人們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悲悯意识、宗教情怀、宽容慈悲等等。尽管这些概括并不能完全涵盖次仁罗布所有小说的全部艺术内涵，却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次仁罗布小说所蕴含的那些主导性内涵。而这些主导性内涵在生命关怀的层面上，体现了次仁罗布对人的存在的普遍性境遇的揭示，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形而上的追问。这种揭示与追问在《祭语风中》里得到了更为充分地表现，而此前的《放生羊》则是一篇标志性作品。《放生羊》可以说是次仁罗布中短篇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无论是在叙事手法上，还是在内容主题上，都体现出了次仁罗布极为个人化的创作取向。这种创作取向在叙事艺术上主要是讲究叙述的技巧性，也就是特别注重如何把一个普通的故事用非常技术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这显示出了作家自觉的叙事意识。内容主题方面的倾向是对人的存在境遇的关注，而人的存在境遇的核心内容则是苦难。《界》《秋夜》《雨季》《绿度母》《焚》等中短篇小说，都是对这一主题的描述与反映。《祭语风中》则是对这一主题的延续、发展与深化。在这部长篇制作中，次仁罗布再一次把焦点集中在了无法躲避的“苦难”上，并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超越苦难”的现实选择和精神期望。对社会、人生苦难境遇的描述与揭示，对民族精神本相和心灵秘密的探求，使这部小说拥有了厚重的人文品格;而面对苦难时的态度和超越苦难的具体方式，则彰显出作品形而上的超越性品质。
以喇嘛身份开始自己的人生征途，原本希望通过师父的点拨和教导，成为一名像师父那样的得道高僧，从而能够弘法祈愿，普度众生，完成灵魂的救赎;却在时代的剧烈转型中不得不还俗成家，并最终成了一位在天葬台诵经的师傅。这是小说主人公晋美旺扎的一生经历。
晋美旺扎的一生，在现实层面，可以说是与苦难相伴的一生;在精神层面，则是试图不断超越与救赎的艰难过程。面对苦难重重的现实人生和社会乱象，晋美旺扎的生活动力与精神支柱是对伟大先哲米拉日巴传奇人生的痴迷、膜拜般的追忆。通过虔诚的追忆，他把精神的触角伸向了民族文化的深处。在为个人的生命存在寻找到强大坚实的依据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观念，找到了可靠而坚定的精神纲领。那个生活在几百年前，把承受苦难与精神救赎演绎得惊心动魄的僧侣，幽灵一样附着在晋美旺扎的生命肉体和精神意念中，指引着他在苦难重重的人世，像一个受难的圣徒一样，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终点。历史与现实交汇，过去与现在重合，两个跨时代的出家人在思想观念上似乎是合二为一的。在精神意念上，在对待苦难的态度上，在对苦难的现实意义的体认上，过去的米拉日巴似乎就是现在的晋美旺扎，现在的晋美旺扎似乎就是过去的米拉日巴。当历史与现实就这样打通、联接起来后，次仁罗布希望《祭语风中》能够成为一部“揭示藏民族心灵史”的作品的愿望，似乎达成了。在“民族心灵史”这一层面上，苦难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宗教意识支配下的苦难观，在揭示“民族心灵史”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论是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还是晋美旺扎的现实遭遇，都与苦难如影随形。如此强调苦难与个体生命的息息相关，这显然是藏传佛教所提倡的“人生即苦”观念的现实化，是生命个体对佛教观念精神皈依的具体体现。而藏传佛教所倡导的生命轮回的生死观，则使苦难显现出了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祭语风中》通过描述、演绎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的曲折经历，充分揭示了苦难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以此探寻生命存在的真谛，试图表达对人类社会和人的存在境况的哲理性思考。
对于苦难的意义的认识，次仁罗布虽然摒弃了因果报应的观念意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藏传佛教的苦难观。或者说，除了没有明言因果报应的苦难观外，大体上就是依照藏传佛教的苦难观来表现现实苦难的意义的。藏传佛教认为“人生即苦”。由此一来，如果要完成自我的灵魂救赎，成为精神上的超越者，并为来世的幸福种下善业，那就必须承受现实苦难的重重考验。“肩挑着前世和来世，今生的人放弃不了为来世幸福追求，也忘记不了洗去前世的罪过。在这样的心境下，让他如何重过正常‘人’的生活呢？受苦！受苦！受苦！这就是今生的全部内容、任务和意义。”① 在小说中，米拉日巴和晋美旺扎的人生经历都真切地印证着这一宗教义理。在米拉日巴和晋美旺扎的人生经历中，苦难对他们的灵魂得救和精神提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米拉日巴为了得到玛尔巴大师的真传，为了修得正果并以此完成自我的精神超越而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肉体上的痛楚，尊严上的伤害，精神上的折磨等，许多几乎已经超出了人的承受极限的“摧残”，是米拉日巴修成正果、救赎自我的必要条件，舍此别无他途。晋美旺扎的生活经历虽然没有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那样惊心动魄、充满荆棘，但一路走来，他也亲身经受和亲眼目睹了诸多的苦难场景和生命死亡。种种令他伤心悲痛的人世现象，促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寻找生存的依据。此时，在寺庙里接受的宗教教诲，成了他可靠的精神资源。具体来说，是米拉日巴的受难经历，为他人生的延续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柱。以伟大先哲米拉日巴为至高无上的榜样，他把承受苦难视为生活在人世间的众生摆脱罪孽的必由之路，看作是个人修炼和自我救赎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严峻考验。米拉日巴“正是通过这些常人无法承受的苦痛，才涤荡了造下的罪恶，最终此生开悟得到了解脱。我们经过这次的洗礼心灵能得到升华吗？”①
至此，苦难显现出了它弥足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在苦难重重的现实世界，躲避苦难是痴人说梦，唯有自觉地承受苦难，才能救赎自己的灵魂，然后才能坦然地面对人世间的生生死死。苦难为个体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精神的净化提供了唯一的通道，也为民族心智的成熟和精神的博大提供了可能。
很显然，《祭语风中》借助古人和今人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揭示了藏民族心灵世界中始终蕴藏的面对外部世界的强大力量。也许在作者的认识中，这是藏民族之所以能够以如此坚忍顽强的精神形象，屹立于雪域高原的一个重要的缘由所在。无法躲避的苦难，在此意义上转化成了一种具有积极效应的现实存在。看上去是人的异己力量的苦难，未必会给人带来灾难性后果，相反会成就人的精神渴求，提升人的生存境界。从哲学的高度看，这是次仁罗布的深刻之处，小说的形而上品质也就此显现。而晋美旺扎这一形象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就此凸显。
但次仁罗布对苦难的书写，并没有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简单赓续上。尽管晋美旺扎在精神上以米拉日巴为导师，在实践上把他视为至高无上的榜样，但二者的生活经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而这种差别自然会决定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在根源和性质上也是有显著的差别的。而正是这种差别，使得次仁罗布笔下的苦难，显现出了超越传统文化的高贵品质，具有了强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形而上的意味。为了比较全面地认识彼苦难与此苦难之间的差异，为了辨析两人承受苦难的不同意义，我们不妨将二者人生经历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各自的思想观念做一些简略的比较。
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迫受难。米拉日巴幼年丧父，从小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不料却受到伯父伯母一家的欺凌虐待，受尽苦难。第二阶段报复伯父伯母一家。为了报仇雪恨，在母亲的唆使下，米拉日巴学会了恶毒的咒术，通过念咒，以极为残忍的手段报复伯父伯母一家，还使其他无辜人也受到了伤害。除了损害财物之外，最惨烈的是伤害了三十五条性命。第三阶段是幡然悔悟，苦修妙法，终成正果。米拉日巴出于报复而伤害他人性命，就此犯下了深重的罪恶。为了达到洗脱罪孽、灵魂救赎的目的，他决定拜师学法，苦修正果。受苦——报复——苦修，是米拉日巴的人生在时序上和逻辑上有着必然联系的三个阶段。从米拉日巴决心苦修正法的動机来看，他对苦难的承担，是良心发现后的主动接受，包含着藏传佛教因果报应的善恶逻辑。这种体现在米拉日巴身上的由善恶主导的因果逻辑，无论是在《米拉日巴传》中，还是在《祭语风中》里，都有过详细的描述。小说中米拉日巴人生经历的大致情景是这样的：报仇雪恨后，米拉日巴幡然悔悟，自知罪孽深重，决定拜师学法，完成自我救赎。几经周折，他前往绰洼隆玛尔巴大师那里求法修炼，结果遭受了种种苛责严厉的艰苦考验。米拉日巴为此而感到身心交瘁、痛苦不已。当他看到玛尔巴身边的其他弟子禅坐修炼、念诵经文、相互交流的场景，而自己却孤零零地扛着工具去干活，内心甚是感伤，更是为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恶感到后悔。晋美旺扎是这样回忆这一情景的，“您想：玛尔巴大师不给您传法，只因您曾祸害了那么多人，伤害了很多条生命，您的罪孽比这里的任何人都重。想起这些，您为自己犯下的恶业不禁落泪，心灵忏悔不停。”① 可以看出，米拉日巴因良心发现，深知自己罪有应得，所以决心以承受苦难的方式洗清罪孽，让灵魂得到解脱。在藏传佛教因果报应的逻辑关系中，承受苦难是这一链条上的必然之果。著名藏学家丹珠昂奔在谈到藏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和心理时指出：“由于今生的行善行恶都会得到报应，所以一切行为都在严格的意志控制之下，要考虑到行为的善恶效果。我曾反复考察过藏人的这种心理特点，他们有一种以大难换取大德大善的心理状态，以为今生越苦那就意味着来世越幸福，今生的富有可标志前世的贫穷，或来世的无有，今生的卑贱，可换来来世的高贵等等，他们沿好坏、贵贱两极进行推理而形成逻辑联系。”②虽然这种受因果报应思想支配的苦难观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但在一般的认识逻辑中，遭受苦难至少对作恶者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惩罚。因此，在作恶就应该受到惩罚这一逻辑关系内，它也潜含着一些合理成分，至少能够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对于受惩罚者来说，是一种肉体上的打击和思想与精神上的清算;对于其他信众来说，则具有警示、劝诫的功用。 反观晋美旺扎及其身边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在根源与性质上显然与米拉日巴所遭受的苦难有着很大的区别。与米拉日巴在年轻时“犯下深重的罪恶”完全不同，晋美旺扎终其一生都没有犯过任何罪孽。相反，他却时时遭受来自他人和社会的打击、折磨、凌辱。这一切使晋美旺扎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实人生的本相，那就是：苦海无边。正是有了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晋美旺扎才既在精神观念层面，又在实践层面认识到了先哲米拉日巴受难精神的伟大。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传承先哲精神品格的受难选择与心路历程。但正如前面所说，晋美旺扎自身并没有犯下过任何罪孽，而小说也没有在因果报应这一逻辑链条上讲述晋美旺扎的人生经历，这就意味着晋美旺扎的受难态度和经历，应该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加以考察。而这正是次仁罗布塑造晋美旺扎，并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来演绎苦难的意义和探索超越苦难的可能的艺术追求。
从作品所设置的故事情节来看，次仁罗布在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自己对人性善恶、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的宽容态度和博大情怀。对生命尊严的敬重，对善念的刻意追求，使他试图用超越一切差别，以渡人渡己的佛家眼光看待一切。他让笔下的人物毫无选择地承受一切苦难，就是这种渡人渡己的博大情怀的深刻体现。以此来看，次仁罗布的良苦用心是令人敬佩的，其宅心仁厚的人文情懷也让人感动。同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苦难也是历练身心、磨砺精神、考验意志，能够让人达到脱胎换骨、成就伟业、提升境界的一种重要因素。在小说中，晋美旺扎以一种超然一切的态度看待自己遭遇到的种种苦难，通过承受、消融各种苦难，以此来完成灵魂救赎和超度他人的神圣使命。晋美旺扎的这种超然物外的崇高态度，是苦难所蕴含的深厚的现实意义。对于晋美旺扎来说，苦难给予了他认识人生，体悟生命的可能和机会。他承受苦难不是为了个人的自我救赎，而是让更多的生命获得救赎的可能。这是他勇敢无畏地承受苦难的根本原因。
就《祭语风中》所描写的内容来看，晋美旺扎所表现出的苦难意识和对待苦难的态度，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人生态度。正如前面所说，认识到苦难的无法避免，认识到苦难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财富，并身体力行地去承担苦难，消化苦难，试图让苦难转变成个人生命机体的积极因素，以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去包容一切，超越一切，是次仁罗布思想深刻和精神高远的一种体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主动地、勇敢地承受苦难，不仅仅只是个人美好愿望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反抗精神的曲折表达。当晋美旺扎以大海般开阔、天空般辽远的博大胸怀接纳无边的苦难时，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魄力和牺牲精神，体现出的他对每一个来到苦难世界的生命的关爱和尊重。晋美旺扎从精神导师米拉日巴那里获得了生命的启示，又能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去赋予苦难更为广博深厚的现实意义，把苦难的意义从拯救个人的范畴，上升到了救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高度。晋美旺扎的成功塑造，是次仁罗布在背靠传统文化和面对当下现实的不幸境遇中，所表现出的既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又力图超越个人存在的精神追求。他试图赋予自己的文学世界一种包容一切苦难，又超越一切苦难的精神品格。因为在他的精神观念里，生命才是最为珍贵的。在珍贵的生命面前，苦难会让人的价值发出熠熠的关辉。
在我的认识中，就思想内涵的厚重性而言，这部作品完全可以进入中国当下文坛上优秀长篇的行列。因为从历史风云到现实境况，从民族历史到个人经历，作品虽然描述的是现实人生的种种遭遇，但关注的却是人的精神世界。以晋美旺扎的灵魂倾诉为作品的中心线索，让他在破败不堪的现实生活中坚守精神阵地，始终倾听心灵的呼唤，这是对人的精神存在的高度肯定。正是对人的精神信念的永不舍弃和对生命存在的无条件关怀，使这部作品蕴含了巨大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