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医学发展而言，从原始本能到经验医学的全过程，基本可以说是一致的，各民族都不乏掌握草药用法之人，也都有心灵手巧的外科医生。此后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各民族建立起了形形色色的“传统医学”，但流传至今未见衰亡、尚不能被西方近代医学所取代的，大概只有中国医学。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医学并非简单的经验医学，她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作指导，医生治疗疾病时可以根据理论分析处理从未见过的病症，这是经验医学难于做到的。即使是屡见不鲜的常见病，正确的中医治法也是从分析辨证入手，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往的经验。
　　中医理论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神农”、“黄帝”都是上古之人，或者说，他们在传说中是人和神之间的混合体。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神话传说是唯一可以记载历史的手段。零碎的经验医疗实践经验，如果不通过个人的总结，不会形成理论化的医学。不管个人的成就如何需要客观的因素，任何一种划时代的创见，从实践经验向理论的飞跃，终究要通过个人来完成，这种工作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如果说经验医学的发展有赖于人的智慧，那么体系化的形成就非需要“英雄人物”不可了。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这样的人，医学也不例外。没有他们，医学只能有量的发展（例如历代本草药物的总结、方书的扩展），难于出现质的变化。
　　中医的五行学说概念并非医学独有，而是一种社会的哲学思想，当其被引入医学后，就出现了病因、病理、药物、治则诸方面浑然一体的高度概括，以及相互间纵向的联系。这种理论化的进步，只能归功于那些未受分工限制、博学多闻、敏于思维、能够融汇贯通的杰出人物。有关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还要涉及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脉学说。对于这种迄今尚未被现代科学完全证实的人体联络系统，过去一般解释为源于临床实践观察；经络的发现，和针刺术的发展相关联。然而临床实践观察乃是世界医学所共通，原始的针刺、放血、按摩、热熨等治疗手段也同样广泛地应用于东西方诸国，如果是上述理由导致了经络的发现，这一学说就应普遍出现于世界各地，而实际情况却是唯有中国。另外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的出土，也显示了针刺方法并不是产生于经脉学说之前。因此只有认为经络的发现导致了针刺术的发展，才能解释为什么原始的针刺技术唯独在中国能够得到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治疗技术。

　　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医学发展成熟的最重要标志。在西方世界，古希腊的医圣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确立了以四元素为主导思想的理论体系，经古罗马的盖仑（公元129一199）的发挥，一直控制着西方医学界，文艺复兴后才被近代医学所取代。而近代医学的庞大体系又是以维萨里（公元1514-1564）的解剖学为基石而逐渐发展起来。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奠基完成于漢代，此后基本沿袭未见本质的改变。但是理论体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经验医学的终结。经验始终是第一性的，并不断地在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出现，成为医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各种理论还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许多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渐而销声匿迹；另一方面，新的经验积累又促使智者将其总结归纳上升成为理论。医学，恰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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