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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内涵构成了小说丰厚的魅力。本文认为它主要涵盖了以下四种内涵：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女性生存悲剧，卑琐贪婪的男性群像与作家对于政治、革命话语的戏谑。通过精准的描写，毕飞宇带领我们“直抵了七十年代的乡土和城镇”，直抵历史的本质。
关键词：毕飞宇，《玉米》，内涵
毕飞宇的小说《玉米》系列——《玉米》《玉秀》《玉秧》从甫一出版就为作家带来了诸多荣誉：2003年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10年又经葛浩文夫妇的翻译，英译本Three Sister（《三姐妹》）又为毕飞宇带来了2011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一系列奖项无疑标示了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揭示小说所具有的多重内涵，正是这些丰富的意蕴构成了小说的独特魅力。
（一） 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这在玉米这一形象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作为村支书的女儿，她耳濡目染间过早懂得了权力所带来的荣耀，而这荣耀培育了她过分的自尊心与同样强烈的羞耻心，权力成了她追逐不息的荫庇与归宿；作为六个孩子的长姐，她事实上已经是家庭的负责人，这使得她天性中的“好强”加倍繁殖。她身上呈现了权力欲过剩的人所具有的两面性：掌权时的专断跋扈与失权时的卑躬屈膝。将妹妹被强暴的秘密故作无意地泄露给郭左，毫不顾忌妹妹可能的难堪与耻辱；同样的，她也能做出自愿嫁给年长的官僚郭家兴的选择，并对郭家兴在床上的刻意逢迎，而这一强一弱间转换的动力都是一个“权”字。
也同样是权力，使得王连方一介村支书敢于睡遍王家庄横跨“老中青三代”的女性而受害人家属敢怒不敢言；使得玉秧为了一点点渴望受重视的欲望一步步走向深渊，默许了掌握权力的魏向东的身体侵害；使得郭家兴与玉米的相亲像皇帝选妃一样，最终霸占了玉米，而玉米还甚觉庆幸…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曾说：“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渴求权力并不植根于力量而是软弱。它是个人自我无法独自一人生活下去的体现，是缺乏真正的力量时欲得到额外力量的垂死挣扎”[1]，这些权力追逐者与滥用者莫不透露出深深地可悲。
（二） 女性生存悲剧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命运坎坷的女性，寄寓了作家对于女性生存的深刻体察。其中的女性悲剧可以小结为以下几种：首先是扭曲的贞操观。贞节的有无成为了女性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而可悲的女性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男性树立起的女性贞节观之病态，而是用其衡量包括自己的一切女性，以禁欲为荣以失贞为耻。玉米抵住了彭国梁进一步身体接触的要求，颇以此自傲，认为这样才能拴住他。但是这样的心机背后却是“除了这一道关口，玉米什么也没有了”的悲凉；玉秀被人强暴后，是自己的亲妹妹玉穗，为了抢一件衣服，当着众人面羞辱姐姐为“尿壶”“茅缸”；当会计小唐有意撮合儿子与玉秀时，玉秀却在单独相处的关键时刻无法驱散被男性伤害与自己已经失贞的心魔，充满恐惧与羞耻仓惶逃走。贞节成为她们自戕的心魔，愚妄的底气。
其二便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女人们继承了这样的观念——女性的价值仅仅在于满足男性的生理欲求并生下孩子，最好是一位可以成为家族继承人的男孩。所以我们看到玉米在郭家立足的重要一步就是生下一个儿子；施桂芳生下儿子后“自足”与“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尽管在王连方的眼里，生出儿子之后的施桂芳其实也已经毫无价值了；同样的，也是王红兵的出生给了玉米挨家挨户羞辱王连方姘头们的底气。女性似乎只能依靠生孩子尤其是男孩才能立足于一个家庭。对于女性这种典型的心理，孟悦戴锦华在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中这样解释：“依照拉康的理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将永远蒙受着菲勒斯缺失的焦虑与耻辱，她只能通过从男人处获取一个孩子——一个想象中的菲勒斯并借以进入象征式。于是，是生育而不是婚姻本身才是女人的成人礼和命名式。是孩子，而不是丈夫，才能使女人挣脱缺失的焦虑与无名的状况”[2]。而在男性和其家族成员来说，女性更多是作为一个容器，用来盛纳未来的家族继承人。
小说中女性悲剧还有一层，就是女性对自身魅力的妖魔化。男权话语深深地扎根在了女性自己内心，成为了她们用来诋毁、伤害同性或者自轻自贱的利器。但凡美貌伶俐的女性就被认为是天生的“狐狸精”，人们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品评着这类女性，将自己掺杂着嫉妒的偏见无情地倾泻在无辜的女性身上，一旦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必定将罪责推脱给“狐狸精”。柳粉香嫁到王家庄前是宣传队里的红人，娇俏惹眼，却被刻薄恶毒地形容成了“骚”“浪”“下作样”。王连方风流成性，但是女儿玉米将父亲的风流全部归罪于姘头们的“勾引”：“长得好看的女人每一个好东西，王连方要不是在她们身上伤了元气，妈妈不可能生那么多丫头”[3]； 父亲对完成生男孩任务的母亲愈加淡漠，玉米认为“这一切都是那个骚狐狸（柳粉香）一手做的鬼”[4]，决口不提父亲的好色成性无法无天。同样的，妹妹玉秀的美貌，娇气，嘴甜，伶俐，爱打扮使得她小小年纪就被定性成了“妖精”，父亲失势后玉秀遭到报复性的强暴，玉米竟归咎于玉秀平日的浮浪。但是最可悲的莫过于这类女性在众人的议论中渐渐迷失自身，也将别人的偏见潜意识地转化成自我认知，自轻自贱。“有些话就这样，不说则罢，只要说了，越看反而越像，一刀子捅死人”[5]——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不过如此。玉秀怀孕害喜嘴馋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她竟认为自己“看起来自己不光是骚货，还是个馋嘴猫。难怪王家庄的老人说，‘男人嘴馋一世穷，女人嘴馋裤带松’”[6]。内心已然将外界的道德偏见横加于自身，所以不难理解后来她被羞耻心驱使想到了自杀。而纵观小说中的所有女性，“狐狸精”柳粉香与玉秀反而算得上是内心善良之辈，从未有过加害别人之心。
女性悲剧的第四层便是女性之间的相互倾轧，这倾轧无非大都出于自身的嫉妒、偏见、虚荣、自私等等劣根性。玉米与玉秀亲姐妹之间长久对峙，非要争个高下；富广家的为了报复王连方指使一帮青年强暴玉秀和玉叶，把仇恨转嫁在了两个无辜的少女身上；小唐刻意给身孕的玉秀补营养以期孕像毕露令其蒙羞；赵珊珊兴致盎然地给舍友起恶毒的外号……女性之间的亲情，友谊甚至彼此之间最起码的尊重似乎都全部缺席，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羞辱中伤，读来颇让人心生寒意。 （三） 卑琐贪婪的男性群像
如果说《玉米》中的女性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她们背后的男性又是怎样一幅面貌——当我们剥去男性们的外部拥有的权力象征之后，看到的都是一个个丑陋卑琐懦弱的灵魂：王连方，一个流氓与无赖，风流成性称霸一方；郭家兴，严肃的外表下是一个冷漠、好色又满嘴套话的官僚；玉米的恋人彭国梁与玉秀的恋人郭左，自私而又缺乏担当，在心上人最需安慰理解的时刻逃之夭夭。在他们心中，恋人玉米玉秀毋宁是嘴里的肉、一件东西而非一个跟他们平等的人，他们最在乎的只是占有权的完整与否。当恋人遭受流言的非议与身心的重创时，他们第一反应竟是对恋人的鄙夷与厌弃。郭左得知玉秀被强暴的事实后甚至萌发出“反正七八个了，多自己一个也不算多”的想法最终强行占有了玉秀，然后逃离家庭丢下意外身孕的玉秀承受一切苦果。魏向东，一个打砸抢的暴徒，心理阴暗的窥视者；钱主任，延续文革时期高压的管理思维，将学生的一切都置于监控之下，把学生当成“专政”的对象，将学校管理得如同监狱。
（四） 对于政治话语的戏谑
除了以上三方面，我们在阅读小说中还可以发现作家对于政治话语的戏谑点缀整部小说中，从而揭示了其时盛行的政治话语的荒谬可笑。写到王连方第一次出轨时作者这样描述“王连方和女会计开始了斗争，这斗争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你死我活的，危机四伏的，最后却又是起死回生的。王连方迅速成长了起来，女会计后来已经不能辅导了。”[7]，作家把描述战场战争形势的革命话语搬来描述一次出轨；还有“王连方不仅要做播种机，还要做宣传队，他要让村里的女人们知道…”[8]，“播种机”“宣传队”这样典型的政治比喻也被搬演到了床事上；“除了把握村子里的阶级方面的问题，王连方其余的心思全扑在了有庆家的身上”[9]，将迷恋并霸占柳粉香这等无耻的事与“把握阶级方面的问题”并举，戏谑之情溢于言表，这一系列戏谑性描写围绕着王连方这个村支书形象，既写出了特殊年代政治话语的可笑与乏味，也形象地刻画出了王连方这个土皇帝的虚伪、麻木。
结语：成长于七十年代的李敬泽在序言中所说“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复苏和整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景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10]。对于未曾经历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毕飞宇笔下所展现的生存环境和方式或许已略显陌生，但其中提出的人性，权力，女性生存等等触目惊心的问题从未消失。他提醒着我们，也许解决的路途依旧遥远崎岖。
参考文献：
[1]弗洛姆：《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3][4][5][6][7][8][9][10]毕飞宇：《玉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8，39，32，155，20，21，22，3页
关键词：毕飞宇，《玉米》，内涵
毕飞宇的小说《玉米》系列——《玉米》《玉秀》《玉秧》从甫一出版就为作家带来了诸多荣誉：2003年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10年又经葛浩文夫妇的翻译，英译本Three Sister（《三姐妹》）又为毕飞宇带来了2011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一系列奖项无疑标示了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揭示小说所具有的多重内涵，正是这些丰富的意蕴构成了小说的独特魅力。
（一） 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这在玉米这一形象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作为村支书的女儿，她耳濡目染间过早懂得了权力所带来的荣耀，而这荣耀培育了她过分的自尊心与同样强烈的羞耻心，权力成了她追逐不息的荫庇与归宿；作为六个孩子的长姐，她事实上已经是家庭的负责人，这使得她天性中的“好强”加倍繁殖。她身上呈现了权力欲过剩的人所具有的两面性：掌权时的专断跋扈与失权时的卑躬屈膝。将妹妹被强暴的秘密故作无意地泄露给郭左，毫不顾忌妹妹可能的难堪与耻辱；同样的，她也能做出自愿嫁给年长的官僚郭家兴的选择，并对郭家兴在床上的刻意逢迎，而这一强一弱间转换的动力都是一个“权”字。
也同样是权力，使得王连方一介村支书敢于睡遍王家庄横跨“老中青三代”的女性而受害人家属敢怒不敢言；使得玉秧为了一点点渴望受重视的欲望一步步走向深渊，默许了掌握权力的魏向东的身体侵害；使得郭家兴与玉米的相亲像皇帝选妃一样，最终霸占了玉米，而玉米还甚觉庆幸…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曾说：“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渴求权力并不植根于力量而是软弱。它是个人自我无法独自一人生活下去的体现，是缺乏真正的力量时欲得到额外力量的垂死挣扎”[1]，这些权力追逐者与滥用者莫不透露出深深地可悲。
（二） 女性生存悲剧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命运坎坷的女性，寄寓了作家对于女性生存的深刻体察。其中的女性悲剧可以小结为以下几种：首先是扭曲的贞操观。贞节的有无成为了女性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而可悲的女性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男性树立起的女性贞节观之病态，而是用其衡量包括自己的一切女性，以禁欲为荣以失贞为耻。玉米抵住了彭国梁进一步身体接触的要求，颇以此自傲，认为这样才能拴住他。但是这样的心机背后却是“除了这一道关口，玉米什么也没有了”的悲凉；玉秀被人强暴后，是自己的亲妹妹玉穗，为了抢一件衣服，当着众人面羞辱姐姐为“尿壶”“茅缸”；当会计小唐有意撮合儿子与玉秀时，玉秀却在单独相处的关键时刻无法驱散被男性伤害与自己已经失贞的心魔，充满恐惧与羞耻仓惶逃走。贞节成为她们自戕的心魔，愚妄的底气。
其二便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女人们继承了这样的观念——女性的价值仅仅在于满足男性的生理欲求并生下孩子，最好是一位可以成为家族继承人的男孩。所以我们看到玉米在郭家立足的重要一步就是生下一个儿子；施桂芳生下儿子后“自足”与“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尽管在王连方的眼里，生出儿子之后的施桂芳其实也已经毫无价值了；同样的，也是王红兵的出生给了玉米挨家挨户羞辱王连方姘头们的底气。女性似乎只能依靠生孩子尤其是男孩才能立足于一个家庭。对于女性这种典型的心理，孟悦戴锦华在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中这样解释：“依照拉康的理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将永远蒙受着菲勒斯缺失的焦虑与耻辱，她只能通过从男人处获取一个孩子——一个想象中的菲勒斯并借以进入象征式。于是，是生育而不是婚姻本身才是女人的成人礼和命名式。是孩子，而不是丈夫，才能使女人挣脱缺失的焦虑与无名的状况”[2]。而在男性和其家族成员来说，女性更多是作为一个容器，用来盛纳未来的家族继承人。
小说中女性悲剧还有一层，就是女性对自身魅力的妖魔化。男权话语深深地扎根在了女性自己内心，成为了她们用来诋毁、伤害同性或者自轻自贱的利器。但凡美貌伶俐的女性就被认为是天生的“狐狸精”，人们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品评着这类女性，将自己掺杂着嫉妒的偏见无情地倾泻在无辜的女性身上，一旦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必定将罪责推脱给“狐狸精”。柳粉香嫁到王家庄前是宣传队里的红人，娇俏惹眼，却被刻薄恶毒地形容成了“骚”“浪”“下作样”。王连方风流成性，但是女儿玉米将父亲的风流全部归罪于姘头们的“勾引”：“长得好看的女人每一个好东西，王连方要不是在她们身上伤了元气，妈妈不可能生那么多丫头”[3]； 父亲对完成生男孩任务的母亲愈加淡漠，玉米认为“这一切都是那个骚狐狸（柳粉香）一手做的鬼”[4]，决口不提父亲的好色成性无法无天。同样的，妹妹玉秀的美貌，娇气，嘴甜，伶俐，爱打扮使得她小小年纪就被定性成了“妖精”，父亲失势后玉秀遭到报复性的强暴，玉米竟归咎于玉秀平日的浮浪。但是最可悲的莫过于这类女性在众人的议论中渐渐迷失自身，也将别人的偏见潜意识地转化成自我认知，自轻自贱。“有些话就这样，不说则罢，只要说了，越看反而越像，一刀子捅死人”[5]——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不过如此。玉秀怀孕害喜嘴馋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她竟认为自己“看起来自己不光是骚货，还是个馋嘴猫。难怪王家庄的老人说，‘男人嘴馋一世穷，女人嘴馋裤带松’”[6]。内心已然将外界的道德偏见横加于自身，所以不难理解后来她被羞耻心驱使想到了自杀。而纵观小说中的所有女性，“狐狸精”柳粉香与玉秀反而算得上是内心善良之辈，从未有过加害别人之心。
女性悲剧的第四层便是女性之间的相互倾轧，这倾轧无非大都出于自身的嫉妒、偏见、虚荣、自私等等劣根性。玉米与玉秀亲姐妹之间长久对峙，非要争个高下；富广家的为了报复王连方指使一帮青年强暴玉秀和玉叶，把仇恨转嫁在了两个无辜的少女身上；小唐刻意给身孕的玉秀补营养以期孕像毕露令其蒙羞；赵珊珊兴致盎然地给舍友起恶毒的外号……女性之间的亲情，友谊甚至彼此之间最起码的尊重似乎都全部缺席，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羞辱中伤，读来颇让人心生寒意。 （三） 卑琐贪婪的男性群像
如果说《玉米》中的女性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她们背后的男性又是怎样一幅面貌——当我们剥去男性们的外部拥有的权力象征之后，看到的都是一个个丑陋卑琐懦弱的灵魂：王连方，一个流氓与无赖，风流成性称霸一方；郭家兴，严肃的外表下是一个冷漠、好色又满嘴套话的官僚；玉米的恋人彭国梁与玉秀的恋人郭左，自私而又缺乏担当，在心上人最需安慰理解的时刻逃之夭夭。在他们心中，恋人玉米玉秀毋宁是嘴里的肉、一件东西而非一个跟他们平等的人，他们最在乎的只是占有权的完整与否。当恋人遭受流言的非议与身心的重创时，他们第一反应竟是对恋人的鄙夷与厌弃。郭左得知玉秀被强暴的事实后甚至萌发出“反正七八个了，多自己一个也不算多”的想法最终强行占有了玉秀，然后逃离家庭丢下意外身孕的玉秀承受一切苦果。魏向东，一个打砸抢的暴徒，心理阴暗的窥视者；钱主任，延续文革时期高压的管理思维，将学生的一切都置于监控之下，把学生当成“专政”的对象，将学校管理得如同监狱。
（四） 对于政治话语的戏谑
除了以上三方面，我们在阅读小说中还可以发现作家对于政治话语的戏谑点缀整部小说中，从而揭示了其时盛行的政治话语的荒谬可笑。写到王连方第一次出轨时作者这样描述“王连方和女会计开始了斗争，这斗争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你死我活的，危机四伏的，最后却又是起死回生的。王连方迅速成长了起来，女会计后来已经不能辅导了。”[7]，作家把描述战场战争形势的革命话语搬来描述一次出轨；还有“王连方不仅要做播种机，还要做宣传队，他要让村里的女人们知道…”[8]，“播种机”“宣传队”这样典型的政治比喻也被搬演到了床事上；“除了把握村子里的阶级方面的问题，王连方其余的心思全扑在了有庆家的身上”[9]，将迷恋并霸占柳粉香这等无耻的事与“把握阶级方面的问题”并举，戏谑之情溢于言表，这一系列戏谑性描写围绕着王连方这个村支书形象，既写出了特殊年代政治话语的可笑与乏味，也形象地刻画出了王连方这个土皇帝的虚伪、麻木。
结语：成长于七十年代的李敬泽在序言中所说“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复苏和整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景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10]。对于未曾经历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毕飞宇笔下所展现的生存环境和方式或许已略显陌生，但其中提出的人性，权力，女性生存等等触目惊心的问题从未消失。他提醒着我们，也许解决的路途依旧遥远崎岖。
参考文献：
[1]弗洛姆：《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3][4][5][6][7][8][9][10]毕飞宇：《玉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8，39，32，155，20，21，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