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传甲总纂的《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是“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之后，对北京区域的人文地理做出的第一次归纳总结。
　　“京兆”是汉代的京城行政区划，含义为“大众所在”。以后便以“京兆”作为首都的代称。《大中华京兆地理志》，以“京兆”借指北京。今天的北京市，清朝定鼎后，名为“直隶”（“京师”）。“辛亥革命”，以南京为首都，北京又称“北平”。封建社会的元明清时期，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北京为政治文化中心。民国初，首都南移，但北京（北平）对中国，仍然是协调南北、牵系东西的地理标志。
　　作为《大中华地理志》的第一篇，《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创意在民国五六年间，中华民国八年（1919）八月成书。《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名曰“地理志”，实为20世纪初北京地区的百科全书，北京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丰富内容：建制、沿革、天象、疆界、山脉、水道、水利、地质、地势、城市设置、气候、物产、政治、军事、经济、自治、宗教、教育、实业……以及当时京师所附属二十个县治、重镇、模范村的方方面面，尽在其中，“手此一篇，不出庭户，便可洞悉一切”（冯文光序）。
　　可以说，《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是20世纪前20年间北京地区的“国情调研”记录。作为当政者全方位治理京兆地区、制定工作计划与长远规划的资料来源与依据，又是当时学术界研究地理学的资料索引，也是教育界教授地理知识的新一版教科书。清末推行“新政”，改革教育体制，兴办学校，是重要内容。光绪三十一年（1905）规定，以“乡土志”为学校主要课程之一，并且颁行了编辑小学堂《乡土志》课本的“例目”，要求各地的《乡土志》，包括家乡的历史、地理、博物等内容，“惟乡土之事，耳所习闻、目所常见，虽街谈巷论，一山一水，一木一石……一经指点，皆成学问。”以设置《乡土志》课程为起点，提倡爱祖国、爱家乡，成为改良教育的重要任务，成为清末民初的舆论导向。以上，是林传甲编纂《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社会背景。
　　即将进入现代时期的地理学科的一件大事，是清宣统元年（1909）中国地学会正式成立。编纂《大中华地理志》是学会的立足之本。
　　进入民国后，林传甲倡议编纂《大中华地理志》。“民国五年夏，林君来地学会，发议编纂《大中华地理志》，各省各县，广招同志，分担编辑，由中华书局购稿刊行。嗣以国内多故……事复中辍……林君愤然不为馁，时主讲易水，成《易县志》。发奋遍游寰宇，以作成全国省区志为己任，遂去易之鲁、之苏、之浙、之赣、之皖、之鄂，车尘邸两中，不释卷，不辍笔，乘官署欢迎而咨其政，携卷走乡闾以查其俗，每莅一省，凡三四阅月而成一志。”为此呕心沥血，“苦心孤诣，矢成巨举”。（苏莘《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序）
　　民国政府教育部次长傅治芗成为《大中华地理志》主要支持者。当时林传甲为教育部记名佥事，深感此项工程浩繁（一千八百四十四部县地理志），人员庞大，需费繁多，但未受政府补助。仅靠中国地学会，“张蔚西长者及同志八百员，于传甲近三年总纂《地理志》，实行监督，扶助进行，日日无闲。”各地官员协同，“每县得一同志，则三月成，事在人耳”。（民国八年林传甲报告书）
　　仅编撰《京师街巷记》二十册，动用了北京二十区半日制学校学生与教师五千余人，进行实地调查。“吴总监命传甲领五十五校，教五千余人，课学生作记事文，就本区本街，实地调查。教员身任‘巡官长警’，覆阅尤多修正，每区汇成一册，陆续出版。”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自序》谈到如何鼓励学生调查，“传甲系顺天中学十七年前老教习，当年学生，今已任职教员。暑假前以拙著遍奖京兆公立第一中学校诸生，勖以调查。”仅此就动用如此之多的人力与时间，可见要完成全国若干省市之《地理志》分册，耗费人力与精力，不可想象。任务之艰巨，工作之繁浩，没有立志进行《大中华地理志》之决心与理想，绝不可能完成。
　　从学校开设“乡土志”课程，到动员在校师生关心、记录乡土历史文化，参与“乡土志”的编写，是进入现代时期的中华民国国体建设的标志性“社会文化工程”。
　　《大中华地理志》成为社会的凝聚力之一，以编地理志唤起民众的责任感，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开拓了知识领域。
　　通过《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序》的编纂出版，则为北京人留下了“责任书”：国家富强、民生富裕，是中华民国的文明标志。
　　在《大中华地理志》之中，《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成为经典。
　　比如，人民篇的种族、言语、衣服、饮食、居处、器用、婚丧、卫生，都在相应各章结合当地的特点，一一加以举例说明。《饮食》章，谈到京师之人不论贫民还是小康，均食杂粮玉米，细到每人每月之食量及花销钱数。还例举了具体食物的名称，如绿豆粥、炸酱面、荞麦面贯（灌）肠、小米粥、饽饽、麻豆腐等，就连发面用碱与其他地方的优劣比较，也列为一条。《婚丧》章从婚礼之订婚分赠喜饼开始，到办事、赔奁、撞婚、亲迎、点茶、回门，一一列举，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礼节与人情。“丧礼”节，则从告丧、招魂、殃榜、停柩、送葬、圆坟等逐条细说。这些民间习俗，大部分不复存在。《卫生》章谈到京师著名药品十七种，为各县举出著名良药两种，以及对京师医疗设施作了介绍。
　　民俗、小吃、节令等章节，是今天读者感到兴趣的内容，因为它们来历久远，因为它们容易失传。第六章《节令》，举出旧历一至十二月节令，及各县风俗。这些风俗，多数已经流失在时代发展过程。
　　与传统方志侧重不同，注重实业、水利、物产、资源、运输等内容，是写作背景的体现。京兆地区的《水道》特列一篇，对十一道河流分章叙述，连沟渠、湖泊、堤闸也一一列出，并列举了各河水患及治理的建议。水系由小溪汇流为江河，是其重点。涉及湿地，无不从当地利益出发，认真确认其所在。《公司》章，对门头沟、斋堂等地的煤矿公司作了介绍，侧重在资源的调查与开发，以及产销渠道。《京绥铁路》章，例举了民国八年（1919）北京地区的火车站，比如广安门车站，“上下客车不多”，附近有菜园，所产远销塞北，蔬菜售价比北京高。“北京白菜，遂为张北、大同、丰镇招牌”。这不经意的一笔，北京大白菜、南菜园，相对“冷落”的广安门火车站与北京物产有了结合部位。
　　在19世纪与20世纪过渡时期，通过北京的人文地理特征，展示出历史的演进与时代的变迁，《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因此留在了读者心目之中。
　　林传甲著作等身，撰写出版了数十种地理书籍，主要是属于《大中华地理志》的各地“地理志”。这是他一生主要成就，也是民国前期人文地理方面的代表作。《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则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