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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如法兰克福学派、罗马俱乐部和吉登斯等对如何保持当代资本主义乃至全人类的和谐发展进行了积极思考。
1 哈贝马斯的思想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干预和科技力量的增大是其面临经济风险和合理性风险的反映,即“反映为了特定利益的社会化生产与驾驭规则之间的矛盾。这种风险趋势以国家机器失控的方式,转化为丧失合理性”①。在考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时,他着重探讨了社会进化的问题。
1.1社会进化的动力
社会进化是指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思想、观点、能力的学习过程②,这种学习过程不但表现在技术知识、组织知识、工具知识的生产力的领域中,而且也表现在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解决行为冲突的道德实践领域中,它能够产生出划时代的发展动力。
1.2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关系
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当它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③。因此,必须强调人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强调人的系统(社会化的人)和社会系统在结构上共同性,强调类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表现同一性的一致性。
1.3对话在社会进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话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交往活动。通过对话,双方的愿望和要求都能够成为对话的对象,双方的利益都可得到考虑。即使发生矛盾,一方还能以社会规范标准和正当性为依据来进行解释。当说服了对方,其意向性力量就会在对方的行动上发挥作用。于是,理解和协调行为就会出现。人们借助于对话取得的共识最终将推动社会进步。
2 米都斯的主张
罗马俱乐部的宗旨是研究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引起政策制订者和舆论的注意。该团体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增长的极限》(即《米都斯报告》)是其中的代表。
《增长的极限》第一次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④当时正值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社会经历了“二战”以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并达到顶峰,也正处“石油危机”的前夜,西方社会所弥漫的乐观情绪相当强烈。该书的问世不啻当头棒喝。
“零增长”是人们对该书最简单最普遍的解读,也是颇受诟病之处。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看来,这种主张无异是在扼杀他们追求经济发展的努力,甚至是把他们锁定在贫困状态的“国际阴谋”。事实上,米都斯等人虽提出要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以减缓向极限逼近的速度,但并非在鼓吹“零增长”,他们主要针对的是那种增长高于一切、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的观点,也是对人类在贪婪地追求财富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这一现实的反思。如果能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如果能让全人类共同分享增长的成果,那么人类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增长就能维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他们通过描述各种场景模拟了各种可能性——如果人口增长会保持在何种速度,如果资源的消耗速度能降低到多少,如果技术进步能达到某种水平……指出在这些可能的各种状态下,人类的经济增长会不会持续、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只是模拟结果大都清晰地告诉我们,如果人类不能对自己的贪婪欲望和增长的速度加以约束的话,最终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3 吉登斯的观点
“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⑤吉登斯认为风险的概念与不确定性的概念是分不开的。传统社会虽有风险现象,却无风险概念,而是用运气、命运、上帝意志等来表示。风险概念的出现不仅预示着现代人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宇宙决定论的否定及对突发事件认识的深化,更预示着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⑥
那么,风险社会的特点何在呢?虽然风险社会的风险多种多样,如来自外部的自然风险(地震、洪水、瘟疫等),但主要风险是来自“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例如,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人口爆炸、全球经济的萎靡等等。现代性内在包含全球化,现代性中所涉及的风险也就在全球化中向全人类普遍展开,人们在其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没有旁观者,没有特权人。风险的全球化表现出的是全球化后的风险,这就是他所说的“现代性的后果”的重要内涵。
当然,风险概念具有双重意义。“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毕竟,‘风险’一词(risk)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⑦我们不需要去认识风险社会是不是可怕的社会,而是要思考我们在风险社会该如何更好地生存。值得注意的是,他揭示出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潜在的副作用,由此呼唤科学家在研究中树立和构建新价值体系,呼唤风险社会需要新的价值制度体系以避免风险。不过,他也无可奈何地说明,风险社会的存在只能表明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知识之有限性的焦虑和无奈,因为风险的可能性更多地存在于未知之中——因为未知才风险,因为未知才焦虑。
诚然,西方思想家们所说的“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本质区别,但其观点有不少合理成分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内容存在着相通之处,值得借鉴。
1 哈贝马斯的思想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干预和科技力量的增大是其面临经济风险和合理性风险的反映,即“反映为了特定利益的社会化生产与驾驭规则之间的矛盾。这种风险趋势以国家机器失控的方式,转化为丧失合理性”①。在考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时,他着重探讨了社会进化的问题。
1.1社会进化的动力
社会进化是指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思想、观点、能力的学习过程②,这种学习过程不但表现在技术知识、组织知识、工具知识的生产力的领域中,而且也表现在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解决行为冲突的道德实践领域中,它能够产生出划时代的发展动力。
1.2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关系
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当它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③。因此,必须强调人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强调人的系统(社会化的人)和社会系统在结构上共同性,强调类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表现同一性的一致性。
1.3对话在社会进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话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交往活动。通过对话,双方的愿望和要求都能够成为对话的对象,双方的利益都可得到考虑。即使发生矛盾,一方还能以社会规范标准和正当性为依据来进行解释。当说服了对方,其意向性力量就会在对方的行动上发挥作用。于是,理解和协调行为就会出现。人们借助于对话取得的共识最终将推动社会进步。
2 米都斯的主张
罗马俱乐部的宗旨是研究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引起政策制订者和舆论的注意。该团体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增长的极限》(即《米都斯报告》)是其中的代表。
《增长的极限》第一次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④当时正值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社会经历了“二战”以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并达到顶峰,也正处“石油危机”的前夜,西方社会所弥漫的乐观情绪相当强烈。该书的问世不啻当头棒喝。
“零增长”是人们对该书最简单最普遍的解读,也是颇受诟病之处。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看来,这种主张无异是在扼杀他们追求经济发展的努力,甚至是把他们锁定在贫困状态的“国际阴谋”。事实上,米都斯等人虽提出要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以减缓向极限逼近的速度,但并非在鼓吹“零增长”,他们主要针对的是那种增长高于一切、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的观点,也是对人类在贪婪地追求财富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这一现实的反思。如果能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如果能让全人类共同分享增长的成果,那么人类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增长就能维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他们通过描述各种场景模拟了各种可能性——如果人口增长会保持在何种速度,如果资源的消耗速度能降低到多少,如果技术进步能达到某种水平……指出在这些可能的各种状态下,人类的经济增长会不会持续、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只是模拟结果大都清晰地告诉我们,如果人类不能对自己的贪婪欲望和增长的速度加以约束的话,最终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3 吉登斯的观点
“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⑤吉登斯认为风险的概念与不确定性的概念是分不开的。传统社会虽有风险现象,却无风险概念,而是用运气、命运、上帝意志等来表示。风险概念的出现不仅预示着现代人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宇宙决定论的否定及对突发事件认识的深化,更预示着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⑥
那么,风险社会的特点何在呢?虽然风险社会的风险多种多样,如来自外部的自然风险(地震、洪水、瘟疫等),但主要风险是来自“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例如,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人口爆炸、全球经济的萎靡等等。现代性内在包含全球化,现代性中所涉及的风险也就在全球化中向全人类普遍展开,人们在其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没有旁观者,没有特权人。风险的全球化表现出的是全球化后的风险,这就是他所说的“现代性的后果”的重要内涵。
当然,风险概念具有双重意义。“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毕竟,‘风险’一词(risk)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⑦我们不需要去认识风险社会是不是可怕的社会,而是要思考我们在风险社会该如何更好地生存。值得注意的是,他揭示出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潜在的副作用,由此呼唤科学家在研究中树立和构建新价值体系,呼唤风险社会需要新的价值制度体系以避免风险。不过,他也无可奈何地说明,风险社会的存在只能表明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知识之有限性的焦虑和无奈,因为风险的可能性更多地存在于未知之中——因为未知才风险,因为未知才焦虑。
诚然,西方思想家们所说的“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本质区别,但其观点有不少合理成分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内容存在着相通之处,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