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诗言志”是指诗用来表达人的情志。“志”本义指志向，泛指人的主观方面，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在内。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亦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可见人因为内心积聚感情，因而写诗来抒发，即“诗缘情”。其实，不论“言志”与“缘情”，都是为了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才写出诗篇。
　　反之，我们要真正读懂一首诗，了解一位诗人，也需从雪泥鸿爪、疏梅鹤影中探寻出诗中意趣、人之情志。故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即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断章取义地曲解辞句，也不能用辞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心志。
　　现以诗圣杜甫为例来说说我对这个观点的理解。在杜甫辗转流离的一生中，他走一路，忧一路，吟一路，留下一颗赤诚之心，留下一片悲悯之情，留下一路的感慨与唏嘘，在对自己生活处境和社会动乱现实的关照中，他成就出诗歌与生命相互交织、以生命之悲苦浇铸出诗歌之辉煌的华章。
　　一、颠沛之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士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入仕，即“学而优则仕”。入仕不仅能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入仕成为萦绕在士人心头的头等大事。杜甫天宝五年（746年）入长安求官，次年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的士人到京就选，杜甫决定参加考试。这是一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对这次考试充满希望，没有想到的是，这是由李林甫操纵的一场骗局，金榜题名指望落空，这次考试无一人及第。这个事件对杜甫的打击是不小的，断绝了他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的想法。但杜甫是一个不肯服输的人。他在长安忍受冷嘲热讽，奔走于权贵之门，谒见王公大臣，想找到一条入仕的道路。不管他怎样委屈求全，怎样忍辱负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幸运之神还是不肯光顾。举进士不第则应制举，应制举退下则献赋。天宝十载（751年），杜甫迎合玄宗的兴趣，作了《雕赋》、《三大礼赋》，玄宗很赏识，召试文章，却一拖再拖，没有结果。杜甫不得不在这样的困顿与屈辱中在长安生活达十年之久。真可谓“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久，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所面对的长安却是“城春草木深”。国破之殇，家人之念，日夜折磨着痛楚的诗人。后来他潜至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为宰相房琯事上疏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刚有起色的仕途生涯再次被击碎。陷入绝境的杜甫为了生计随逃难的民众和家人一路辗转逃往成都。这两次的流亡生涯使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将国家的危难、黎民的悲苦注入笔尖，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在一路的悲吟中一点一滴地熔铸进民族的精髓里。
　　当生命的尺度刻进历史的青竹，磨难就变成了一种高度！
　　入蜀之后的杜甫曾获得短暂的安宁，但很快，因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严武死，他再度飘泊，沿长江东下。在西南漂泊时期，杜甫年事已高，疾病缠身，虽感慨“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但还是忍不住喊出：“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二、立命之源——致君尧舜上，下悯万民疮
　　杜甫出生在襄阳（河南巩县）的一个“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辈的浸染，家学的传承，使年轻的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二十岁起，开始了先南游吴越，后游齐赵的游学生涯。十年壮游期间，他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使他早期诗歌也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句。从这两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早在清代，浦起龙就认为杜诗“当以是为首”，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读杜心解》）这和杜甫“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相互浇铸，成为杜甫在动乱年月，在几十年的漂泊生涯中仍能热肠挂住、大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立命之源。
　　杜甫杰出的地方在于他突破了士子们坚守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观，始终采取面对现实、投身政治的积极态度，而把个人的穷达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也非要过问政治不可；再穷、再老也不肯放弃他的理想，拙就拙到底，愚就愚到底，“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何等坚定顽强！杜甫这样做，决不像那般蝼蚁辈是为了自求其穴，也不是为了皇帝一人一姓的利益，而是为了整顿乾坤接济苍生。在他的心目中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皇帝一人一姓的利益。“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才是推动杜甫积极从政的原因。所以他越是看到政治黑暗，就越不肯避开；越是看到民生疾苦，就越忘掉了个人的不幸。他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用诗歌及时地反映每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断提出自己的褒贬态度，以求对政治发生积极的作用。曾大呼“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
　　杜甫在西南飘泊的时候，政治热情也不曾衰退过。中原的战乱，西部的边患，蜀中军阀的混战，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都是诗人时刻关心的问题。虽有“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悲吟，但始终惦念着“蜀相”，发出“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慨！
　　经过长安十年的磨练，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现实的教育，杜甫早年对仕途的豪情壮志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个人建功立业的成分减弱了，以国家人民为重，不惜为国为民自我牺牲的精神昂扬起来。这就使他的现实主义带上了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写了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吹破，以致长夜不寐之后，所祈求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天下寒士的温暖。这首诗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鲁迅先生的《自题小像》诗：“灵台无计逃神失，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人如果具有这样广阔的胸襟，这样崇高的志向，就一定能够保持昂扬乐观的情绪了。
　　正是因为心中潜流的热血，完成了杜甫一生的重大转折，一位为个人仕途汲汲以求，忍辱负重的忠臣化为为民呐喊、针砭时弊、笔录青史的义士！“忠”“义”“仁”成为一代诗圣留给后人的坚实背影！
　　[作者通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