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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成性问题，历史角度，教学目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3-0035-03
在浙江省2008年高中历史优质课评比观摩活动中，华东师大聂幼犁教授在大会专题报告中提到，南京市宁海中学有一个老师在博客上写了一个案例，我们来看如何处理这个课堂上的生成性问题。这里不妨先将案例录之如下：
本来是昨天的事情了，可到现在这个细节却始终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今天一觉醒来，依然很清晰，总感到要是写出来，否则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到底何事情?
昨天下午第一节课，我在初二(6)班上历史课，内容是人教版八年级(下)第6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当通过启发引导，学习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后，我向学生指出，这些措施的消极影响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中国还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又逼迫中国还债等原因，致使中国出现了历史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为了具体地说明这种严重困难，我用数字加以说明，指出据报道，在这一阶段，中国大约饿死了几千万人口(不确切，只是以前看书或上网了解的大致数字，还受自己家乡长辈们的讲述影响)。原本我是想说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倾错误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灾难，可是，有一名学生听到大量人口饿死之事，却站起来这样讲(大意)：“老师，当时要不是饿死这么多人口，那今天中国的人口就更多了。”
听了这句话，我有点愕然，限于课堂时间有限和教学内容的需要，我只是简单地点出，不能这样理解。但课后一直到现在，我却心情有点沉重，因为这是一个令人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反思什么呢?1、时间才过去了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已经对这段伤痛的历史快要遗忘了，历史不能忘却，究竟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我们后人要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2、学生为什么会这样思考?3、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历史教师究竟如何平衡应试和学生素质关系?4、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学究竟要如何体现它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等不一而足。
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怪问题“当时要不是饿死这么多人口，那今天中国的人口就更多了”，这个时候老师该怎么办?我一边听聂教授讲座，一边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也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跟这位老师一样，也有骨鲠在喉之感，但一时也似乎没有良策。
不愧是聂教授，他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他说，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不要纠缠到政治问题上去，历史教师就要用历史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老师既然已经意识到“不能这样理解”，那么就应该谈谈自己怎样理解。聂教授说可以向学生说明三点：第一，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困难时期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所以才导致了1962年经济恢复以后人口的报复性增长!出现了人口的一个高生育期。(报复性增长，这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词，以前我可没有听说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女婴被溺死的情况。可见事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第二，如果当时不饿死这么多人，也就是我们不犯“左”倾错误，那就是遵循八大的正确路线，全党全民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那么，我们的生产力就会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而一般的规律是，生活水平越高，人口的增长率就越低，你看现在的欧洲国家就是这样。第三，人口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多的是低素质的人口，缺的是高素质的人才，现在不是大量引进“海归”吗?可见，人口的多寡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啊，如果我们能像聂教授一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我相信学生会心服口服的。
在以后两天的听课中，我有意识地注意上课老师如何处理生成性问题。可能是这些课都经过了教师精心的预设，课堂上对生成性问题解决的案例并不多见，不过也有这样的事例。
一位老师在“顺乎世界之潮流”一课设计了一个活动：走近维新人士。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提出自己不清楚的问题。这样设计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生成问题的机会，这位老师不简单，敢于冒险。我们看老师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研究“康有为”小组提出的问题是：康有为为什么要打出孔子的旗号来宣传维新变法?老师的解释是：这是由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决定的，他们不敢打出资产阶级的旗号。
我觉得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假，但他们是不敢打出资产阶级的旗号吗?康有为打的就是他自己的旗帜，他可没想过什么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他也没有什么另一套被隐藏起来的资产阶级旗号。康有为这么做，也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维新变法前，我们缺少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的士大夫只知孔夫子，有多少人知道伏尔泰、知道孟德斯鸠?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件事上费隆康有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是后人强加在康有为头上的。当然，有时候老师自己的观点并不一定适合教给学生，这位老师这样的处理也未尝不可。再看下面。
研究谭嗣同的这组提出：谭嗣同的性格比较激进，也比较冲动，这种性格对维新变法运动有没有作用?会起什么作用?学生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是历史教学中教师的目光很少会触及的地方。我们学习历史人物，就应该让学生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历史的主角是人，历史教育在人的教育上有独特优势。让历史人物穿越时空走进学生心灵，让学生感悟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前人的思想和命运中去反思、追问，丰富自己的思想。可惜老师的处理简单了一点：也许是老师自己也没有想好该如何处理，因此她把这个“皮球”踢给学生，让学生来说到底起什么作用。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有促进作用，他举了谭嗣同视死如归的例子，谭嗣同变法的决心最大，态度最坚决，所以变法失败后，他不肯逃走，宁可以自己的血警示后人。老师认为学生说得很好，带领大家一齐鼓掌，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
现在，我们来反思老师这样的处理有没有到位?首先要围绕这堂课的教学目标来认识这个问题，也就是要像聂教授提出的那样，站在历史的角度直面学生提出的问题，从而解决问题。我认为可以向学生说明两点(或者是引导学生讨论后得出)：第一，从维新运动的过程来看，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异常强大的背景下，激进的做法不利于维新变法运动的稳步推进，事实上，维新派的失败恰恰不是他们的软弱性，而在于他们的措施太激进，总想一口吃成胖子。激进就容易冒险，比如把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让袁世凯乘天津阅兵时杀掉荣禄，软禁慈禧，做这种事符合谭嗣同的性格，可是注定袁世凯是要告密的，注定要失败的。因此，谭嗣同的性格特征作为变法的领导者来讲，并不能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和成功。第二，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3-0035-03
在浙江省2008年高中历史优质课评比观摩活动中，华东师大聂幼犁教授在大会专题报告中提到，南京市宁海中学有一个老师在博客上写了一个案例，我们来看如何处理这个课堂上的生成性问题。这里不妨先将案例录之如下：
本来是昨天的事情了，可到现在这个细节却始终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今天一觉醒来，依然很清晰，总感到要是写出来，否则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到底何事情?
昨天下午第一节课，我在初二(6)班上历史课，内容是人教版八年级(下)第6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当通过启发引导，学习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后，我向学生指出，这些措施的消极影响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中国还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又逼迫中国还债等原因，致使中国出现了历史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为了具体地说明这种严重困难，我用数字加以说明，指出据报道，在这一阶段，中国大约饿死了几千万人口(不确切，只是以前看书或上网了解的大致数字，还受自己家乡长辈们的讲述影响)。原本我是想说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倾错误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灾难，可是，有一名学生听到大量人口饿死之事，却站起来这样讲(大意)：“老师，当时要不是饿死这么多人口，那今天中国的人口就更多了。”
听了这句话，我有点愕然，限于课堂时间有限和教学内容的需要，我只是简单地点出，不能这样理解。但课后一直到现在，我却心情有点沉重，因为这是一个令人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反思什么呢?1、时间才过去了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已经对这段伤痛的历史快要遗忘了，历史不能忘却，究竟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我们后人要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2、学生为什么会这样思考?3、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历史教师究竟如何平衡应试和学生素质关系?4、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学究竟要如何体现它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等不一而足。
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怪问题“当时要不是饿死这么多人口，那今天中国的人口就更多了”，这个时候老师该怎么办?我一边听聂教授讲座，一边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也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跟这位老师一样，也有骨鲠在喉之感，但一时也似乎没有良策。
不愧是聂教授，他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他说，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不要纠缠到政治问题上去，历史教师就要用历史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老师既然已经意识到“不能这样理解”，那么就应该谈谈自己怎样理解。聂教授说可以向学生说明三点：第一，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困难时期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所以才导致了1962年经济恢复以后人口的报复性增长!出现了人口的一个高生育期。(报复性增长，这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词，以前我可没有听说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女婴被溺死的情况。可见事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第二，如果当时不饿死这么多人，也就是我们不犯“左”倾错误，那就是遵循八大的正确路线，全党全民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那么，我们的生产力就会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而一般的规律是，生活水平越高，人口的增长率就越低，你看现在的欧洲国家就是这样。第三，人口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多的是低素质的人口，缺的是高素质的人才，现在不是大量引进“海归”吗?可见，人口的多寡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啊，如果我们能像聂教授一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我相信学生会心服口服的。
在以后两天的听课中，我有意识地注意上课老师如何处理生成性问题。可能是这些课都经过了教师精心的预设，课堂上对生成性问题解决的案例并不多见，不过也有这样的事例。
一位老师在“顺乎世界之潮流”一课设计了一个活动：走近维新人士。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提出自己不清楚的问题。这样设计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生成问题的机会，这位老师不简单，敢于冒险。我们看老师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研究“康有为”小组提出的问题是：康有为为什么要打出孔子的旗号来宣传维新变法?老师的解释是：这是由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决定的，他们不敢打出资产阶级的旗号。
我觉得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假，但他们是不敢打出资产阶级的旗号吗?康有为打的就是他自己的旗帜，他可没想过什么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他也没有什么另一套被隐藏起来的资产阶级旗号。康有为这么做，也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维新变法前，我们缺少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的士大夫只知孔夫子，有多少人知道伏尔泰、知道孟德斯鸠?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件事上费隆康有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是后人强加在康有为头上的。当然，有时候老师自己的观点并不一定适合教给学生，这位老师这样的处理也未尝不可。再看下面。
研究谭嗣同的这组提出：谭嗣同的性格比较激进，也比较冲动，这种性格对维新变法运动有没有作用?会起什么作用?学生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是历史教学中教师的目光很少会触及的地方。我们学习历史人物，就应该让学生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历史的主角是人，历史教育在人的教育上有独特优势。让历史人物穿越时空走进学生心灵，让学生感悟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前人的思想和命运中去反思、追问，丰富自己的思想。可惜老师的处理简单了一点：也许是老师自己也没有想好该如何处理，因此她把这个“皮球”踢给学生，让学生来说到底起什么作用。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有促进作用，他举了谭嗣同视死如归的例子，谭嗣同变法的决心最大，态度最坚决，所以变法失败后，他不肯逃走，宁可以自己的血警示后人。老师认为学生说得很好，带领大家一齐鼓掌，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
现在，我们来反思老师这样的处理有没有到位?首先要围绕这堂课的教学目标来认识这个问题，也就是要像聂教授提出的那样，站在历史的角度直面学生提出的问题，从而解决问题。我认为可以向学生说明两点(或者是引导学生讨论后得出)：第一，从维新运动的过程来看，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异常强大的背景下，激进的做法不利于维新变法运动的稳步推进，事实上，维新派的失败恰恰不是他们的软弱性，而在于他们的措施太激进，总想一口吃成胖子。激进就容易冒险，比如把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让袁世凯乘天津阅兵时杀掉荣禄，软禁慈禧，做这种事符合谭嗣同的性格，可是注定袁世凯是要告密的，注定要失败的。因此，谭嗣同的性格特征作为变法的领导者来讲，并不能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和成功。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