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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到了“塌方式腐败”,可见当前腐败形势的严峻。而对于目前的反腐,外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些腐败不过是冰山一角,被调查的人只是被隔墙扔过来的砖不小心砸到而已;另一些人则认为,目前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少数腐败分子让整个官场蒙羞,无须对官场悲观失望。
前种观点,延伸开来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类似这种一概否定的言论,纠正起来较为容易;而后一种观点,可谓熟谙辩证法,令人难有辩驳之力,也有人称这样的话为“正确的废话”。
其实,在监督极度缺乏的现实语境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一个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命题,多数人是靠发挥想象力。然而,讨论多数干部是好是坏并无实际意义,一方面是因为论证不易,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得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结论,也无以说明当下官场就是健康的。
在现实中,总有一些事情让人对“多数为好”产生疑虑。比如湖南衡阳的贿选案,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成为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即使有这般触目惊心的窝案,不少人还是会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因为如果以整个中国或者整个省为参照,涉案的干部是少数;即使以当地干部的总数为分母,分子也显然小了很多。
然而,这样的逻辑有些自欺欺人、避重就轻,就如同河流下游受了严重污染,有人视而不见,然后说上游以及周围的河流大多还是清澈的,不要杞人忧天。况且,热衷于宏观数量的计较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恶劣影响,并非智者所为。
其实,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除了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外,也有一定的心理成因。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性善论”思想——这是孟子论证“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对照现实,一些人会发现,国家的经济依然在稳步增长,官场依然井然有序,运作正常,如果大多数干部是坏的,国家秩序岂不早已瘫痪?
而在笔者看来,“多数为好”不过是一些人的心理安慰罢了,是对腐败高发的一种无奈与妥协,同时寄希望于“多数为好”的干部能对腐败形成合围之势。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合围形同虚设。
干部“多数为好”的言外之意就是“少数为坏”。尽管两者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少数为坏”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多数为好”的引领力。影响这个不等式的主要因素就是权力。
鲁迅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掌握权力的人,就是这样的“猛人”。围绕着权力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做定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为好”的干部要么屈服权力、要么远离权力,而难以制约权力。这样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官官相护、形成利益共同体,一部分人明哲保身、和权力保持距离。也就是说,好的干部,极有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变坏。因此,在一切事务都需要自上而下发起,“上行下效”并且权力得不到足够约束的当下,“少数为坏”对官场生态的改变远远比“多数为好”要大得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就算干部多数为好,我们就能高枕无忧吗?一个苹果,如果部分腐烂,大部分是好的,在不直接扔掉的前提下,当务之急是将腐烂部分切除,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对于我们的干部,如果真要知晓其是好是坏,最终还是要交给民众来评判,所谓“知政失者在乡野”。但这种评判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而不是靠想象力。
图:王俭 编辑:程新友
前种观点,延伸开来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类似这种一概否定的言论,纠正起来较为容易;而后一种观点,可谓熟谙辩证法,令人难有辩驳之力,也有人称这样的话为“正确的废话”。
其实,在监督极度缺乏的现实语境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一个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命题,多数人是靠发挥想象力。然而,讨论多数干部是好是坏并无实际意义,一方面是因为论证不易,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得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结论,也无以说明当下官场就是健康的。
在现实中,总有一些事情让人对“多数为好”产生疑虑。比如湖南衡阳的贿选案,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成为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即使有这般触目惊心的窝案,不少人还是会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因为如果以整个中国或者整个省为参照,涉案的干部是少数;即使以当地干部的总数为分母,分子也显然小了很多。
然而,这样的逻辑有些自欺欺人、避重就轻,就如同河流下游受了严重污染,有人视而不见,然后说上游以及周围的河流大多还是清澈的,不要杞人忧天。况且,热衷于宏观数量的计较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恶劣影响,并非智者所为。
其实,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除了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外,也有一定的心理成因。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性善论”思想——这是孟子论证“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对照现实,一些人会发现,国家的经济依然在稳步增长,官场依然井然有序,运作正常,如果大多数干部是坏的,国家秩序岂不早已瘫痪?
而在笔者看来,“多数为好”不过是一些人的心理安慰罢了,是对腐败高发的一种无奈与妥协,同时寄希望于“多数为好”的干部能对腐败形成合围之势。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合围形同虚设。
干部“多数为好”的言外之意就是“少数为坏”。尽管两者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少数为坏”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多数为好”的引领力。影响这个不等式的主要因素就是权力。
鲁迅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掌握权力的人,就是这样的“猛人”。围绕着权力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做定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为好”的干部要么屈服权力、要么远离权力,而难以制约权力。这样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官官相护、形成利益共同体,一部分人明哲保身、和权力保持距离。也就是说,好的干部,极有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变坏。因此,在一切事务都需要自上而下发起,“上行下效”并且权力得不到足够约束的当下,“少数为坏”对官场生态的改变远远比“多数为好”要大得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就算干部多数为好,我们就能高枕无忧吗?一个苹果,如果部分腐烂,大部分是好的,在不直接扔掉的前提下,当务之急是将腐烂部分切除,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对于我们的干部,如果真要知晓其是好是坏,最终还是要交给民众来评判,所谓“知政失者在乡野”。但这种评判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而不是靠想象力。
图:王俭 编辑:程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