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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0年教师节，温总理在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中小学教师不会有大出息，我认为不是这样，教中小学也能出大师……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平凡事业。”遵循总理讲话精神，《中国教师》将以“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为主线，展现这些历史人物的中小学教师生涯对其本人终身成就的影响，与所有教师共勉。本期推出科学家吴文俊和教育家张伯苓。
2001年2月19日，我国颁发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这至高荣誉奖杯的两位科学家，一位是袁隆平，另一位就是吴文俊。与袁隆平这位家喻户晓的“水稻大王”相比，吴文俊在普通百姓中的知名度似乎要低一些，但科学界尤其是数学界的人都知晓，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家，他的为人为学都为他赢得了至高的荣耀。然而，在各类关于吴文俊的文章中，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在他近百年的生命旅程中有五年是在中学的三尺讲台上度过的，更很少有人探究这五年的中学教师生涯对其一生的数学追求具有怎样非凡的意义。
1919年5月12日，在五四运动的激荡风云中，吴文俊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家庭环境熏陶，幼年时代的吴文俊就饱读了各类中国传统书籍，同时广泛涉猎《新民丛刊》等反映时代潮流的报纸杂志。1936年8月，17岁的吴文俊以理学院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0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上海育英中学、培真中学、南洋模范女中。1946年开始投身数学拓扑学研究，先后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1990年），陈嘉庚数理科学奖（1993年），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4年），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1997年）及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2000年）等等。他在拓扑学、自动推理、机器证明、代数几何、中国数学史、对策论等数学研究领域均有杰出贡献，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数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0年5月4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先后发布公报通知国际社会，将国际永久编号第7683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文俊星”。
几十年的数学研究，吴文俊孜孜以求，终成一代大家，而那相对短暂的五年“教书匠”生活，却奠定了他一生的教育情愫。
风雨飘摇的选择
“幸运的是，我不久生了一场大病，从此离开了这所学校。”
——胡左旋,石赫《吴文俊之路》
吴文俊对基础教育的深刻认识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初中一年级时，他就读于私立铁华中学，那时的校长是一个洋奴买办，学校设置的所有课程除了国文之外，全用英文教材，用英语上课。吴文俊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无疑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从里到外的为洋人服务的‘人才’”。更让吴文俊感到愤慨的是校长办学不是为办教育，而只是为了赚钱，他一方面收取高额的学费，一方面剥削教师。每位教师到校教课，先有二三周的试用期，而到试用期满后，马上找个借口不予聘用，再换一位试用教师。几位教师换下来，一个学期就过去了，而学生即使想学也很难适应这种频繁的调换，何况，大多数学生远不能像听母语那样听得懂南腔北调的英语美语，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这个校长真该抓起来”，吴文俊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仍然愤怒地说，“幸运的是，我不久生了一场大病，从此离开了这所学校。”也许，正是这段让他不满的求学经历，注定了他日后的职业选择。
大学期间，吴文俊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主要是靠原来就读的正始中学所发放的奖学金来维持，但由于抗战环境混乱，政治形势日益险恶，交通大学迁到租界，正始中学的奖学金停发了。在吴文俊即将大学毕业时，原正始中学校长陈群派人找到他，表示愿意继续资助他到日本上学，却遭到了他义正词严的拒绝，原因是当时的陈群已经成为汉奸，做了“维新政府”的重要成员。大学时代的吴文俊虽然表面沉默寡言，但他的内心早已热血沸腾，爱国的激情在胸中激荡，深明大义的他清醒地知道，我们的国家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因此，大学毕业时，面对国家沦亡、山河破碎的现实，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继续攻读数学的理想，放弃了到日本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在中学讲堂的舞台上挥洒自己的青春热血。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坚持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教负负得正，我先这么教，后来发现不成。换一个教法，又不成。本来改了一下以为可以，到后来又不对头，学生就乱算一气了，反正是教负负得正，一直是失败的。
——张志辉，孙洪庆，王高峰
《大智为师——吴文俊先生访谈录》
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吴文俊首先到了当时的上海育英中学教书，担任初中一、二年级的代数老师，但由于当时的吴文俊较为害羞，不擅长讲课，所以他课时不够，就同时兼任了教务员一职。因此，吴文俊不仅要像其他教师一样不辞辛苦，非常认真地备课、上课，还得处理许多琐碎的日常性事务。“每天一早跑去点名，看学生自习课是不是到了，一个教务员要坐在那里，一天到晚直到下班。”[1]一周要上二十几节课，收入十分微薄的生活让吴文俊深切体会到了中学教师生活的清贫和艰辛。“我住的地方就是楼梯头上头的一小块地方。在这一小块空间里，要看书是不可能的。”[2]
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最后的孤岛也沦陷了，育英中学被迫解散，吴文俊失去了宝贵的教学机会。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教育救国的信念。半年之后，他又找到了新的教学工作，即在上海培真中学任教。这是一所小学加初中的学校，吴文俊还是教授初一、二年级的代数，同时兼任教务员。这里的教学环境相对稳定，吴文俊渐渐地改掉了上课害羞的毛病，开始探究讲课的方式方法，单就一个“负负得正”的原理，吴文俊就思考了很多种方法来讲解。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吴文俊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此时的他，像其他老师一样，一方面借助三尺讲坛向学生们讲授爱国道理，一方面亲身参与到抗日的伟大斗争中。而且，在这里，吴文俊有幸遇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叶克平，较早接受了共产党人革命思想的影响，只不过吴文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知这一事实的。当时，为人忠厚坦诚的吴文俊，颇得校长叶克平的信任，叶校长在对他进行了长期认真地考察之后，主动将埃德加
2010年教师节，温总理在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中小学教师不会有大出息，我认为不是这样，教中小学也能出大师……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平凡事业。”遵循总理讲话精神，《中国教师》将以“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为主线，展现这些历史人物的中小学教师生涯对其本人终身成就的影响，与所有教师共勉。本期推出科学家吴文俊和教育家张伯苓。
2001年2月19日，我国颁发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这至高荣誉奖杯的两位科学家，一位是袁隆平，另一位就是吴文俊。与袁隆平这位家喻户晓的“水稻大王”相比，吴文俊在普通百姓中的知名度似乎要低一些，但科学界尤其是数学界的人都知晓，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家，他的为人为学都为他赢得了至高的荣耀。然而，在各类关于吴文俊的文章中，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在他近百年的生命旅程中有五年是在中学的三尺讲台上度过的，更很少有人探究这五年的中学教师生涯对其一生的数学追求具有怎样非凡的意义。
1919年5月12日，在五四运动的激荡风云中，吴文俊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家庭环境熏陶，幼年时代的吴文俊就饱读了各类中国传统书籍，同时广泛涉猎《新民丛刊》等反映时代潮流的报纸杂志。1936年8月，17岁的吴文俊以理学院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0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上海育英中学、培真中学、南洋模范女中。1946年开始投身数学拓扑学研究，先后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1990年），陈嘉庚数理科学奖（1993年），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4年），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1997年）及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2000年）等等。他在拓扑学、自动推理、机器证明、代数几何、中国数学史、对策论等数学研究领域均有杰出贡献，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数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0年5月4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先后发布公报通知国际社会，将国际永久编号第7683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文俊星”。
几十年的数学研究，吴文俊孜孜以求，终成一代大家，而那相对短暂的五年“教书匠”生活，却奠定了他一生的教育情愫。
风雨飘摇的选择
“幸运的是，我不久生了一场大病，从此离开了这所学校。”
——胡左旋,石赫《吴文俊之路》
吴文俊对基础教育的深刻认识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初中一年级时，他就读于私立铁华中学，那时的校长是一个洋奴买办，学校设置的所有课程除了国文之外，全用英文教材，用英语上课。吴文俊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无疑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从里到外的为洋人服务的‘人才’”。更让吴文俊感到愤慨的是校长办学不是为办教育，而只是为了赚钱，他一方面收取高额的学费，一方面剥削教师。每位教师到校教课，先有二三周的试用期，而到试用期满后，马上找个借口不予聘用，再换一位试用教师。几位教师换下来，一个学期就过去了，而学生即使想学也很难适应这种频繁的调换，何况，大多数学生远不能像听母语那样听得懂南腔北调的英语美语，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这个校长真该抓起来”，吴文俊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仍然愤怒地说，“幸运的是，我不久生了一场大病，从此离开了这所学校。”也许，正是这段让他不满的求学经历，注定了他日后的职业选择。
大学期间，吴文俊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主要是靠原来就读的正始中学所发放的奖学金来维持，但由于抗战环境混乱，政治形势日益险恶，交通大学迁到租界，正始中学的奖学金停发了。在吴文俊即将大学毕业时，原正始中学校长陈群派人找到他，表示愿意继续资助他到日本上学，却遭到了他义正词严的拒绝，原因是当时的陈群已经成为汉奸，做了“维新政府”的重要成员。大学时代的吴文俊虽然表面沉默寡言，但他的内心早已热血沸腾，爱国的激情在胸中激荡，深明大义的他清醒地知道，我们的国家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因此，大学毕业时，面对国家沦亡、山河破碎的现实，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继续攻读数学的理想，放弃了到日本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在中学讲堂的舞台上挥洒自己的青春热血。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坚持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教负负得正，我先这么教，后来发现不成。换一个教法，又不成。本来改了一下以为可以，到后来又不对头，学生就乱算一气了，反正是教负负得正，一直是失败的。
——张志辉，孙洪庆，王高峰
《大智为师——吴文俊先生访谈录》
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吴文俊首先到了当时的上海育英中学教书，担任初中一、二年级的代数老师，但由于当时的吴文俊较为害羞，不擅长讲课，所以他课时不够，就同时兼任了教务员一职。因此，吴文俊不仅要像其他教师一样不辞辛苦，非常认真地备课、上课，还得处理许多琐碎的日常性事务。“每天一早跑去点名，看学生自习课是不是到了，一个教务员要坐在那里，一天到晚直到下班。”[1]一周要上二十几节课，收入十分微薄的生活让吴文俊深切体会到了中学教师生活的清贫和艰辛。“我住的地方就是楼梯头上头的一小块地方。在这一小块空间里，要看书是不可能的。”[2]
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最后的孤岛也沦陷了，育英中学被迫解散，吴文俊失去了宝贵的教学机会。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教育救国的信念。半年之后，他又找到了新的教学工作，即在上海培真中学任教。这是一所小学加初中的学校，吴文俊还是教授初一、二年级的代数，同时兼任教务员。这里的教学环境相对稳定，吴文俊渐渐地改掉了上课害羞的毛病，开始探究讲课的方式方法，单就一个“负负得正”的原理，吴文俊就思考了很多种方法来讲解。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吴文俊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此时的他，像其他老师一样，一方面借助三尺讲坛向学生们讲授爱国道理，一方面亲身参与到抗日的伟大斗争中。而且，在这里，吴文俊有幸遇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叶克平，较早接受了共产党人革命思想的影响，只不过吴文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知这一事实的。当时，为人忠厚坦诚的吴文俊，颇得校长叶克平的信任，叶校长在对他进行了长期认真地考察之后，主动将埃德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