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先生去世近二十年了，带着他平生的遗憾、郁闷和悲哀。而他的音容，棱角分明地留在他的几卷遗作里。旧有所谓“怒书”，不多见但不可无；我说荒芜的诗就是“怒诗”，不但大违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也超出了这一诗教标榜“兴观群怨”对怨艾所允许的限度。
　　在这方面还是西人说得好：“愤怒出诗人”，或译“义愤出诗人”，总之这样的诗人写的是“怒诗”吧。荒芜的怒诗，如果不是更早，那大概在一九六六开始的十年浩劫中，遭到非法关押的时候就已经酝酿于胸，像七言律诗《牛棚抒怀》显然是当时当地真情实感的表露：
　　危楼高议日纷纷，太息鱼龙未易分。
　　莫谓低头非好汉，可怜扫地尽斯文。
　　“听猿”实下伤心泪，斗“鬼”欣闻“滚蛋”声。
　　灞上棘门儿戏耳，亚夫原是女将军。
　　虽然加注说“女将军”确有所指，是“看管牛棚那位严厉的女造反派”，但当时当地，敏感的读者总会联想到颐指气使的江青。尽管在高压下忍辱低头的文化人，曾经只能阿Q式地自命好汉，这却也为大家暂出一口恶气。此诗锋芒毕露，置之“天安门诗歌”中绝无愧色。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天安门诗歌”也被清查，但就在这年五月，荒芜在《赠自己》一诗中，对被黜的邓小平寄予了历史性的同情，说“可怜晁错临东市，朱色朝衣尚未除”。一九七八年秋冬，“四五”运动得以平反。在这之前，二月间荒芜就冒着料峭春寒，在上海《文汇报》副刊发表《诗三首》，亮出了沉默二十一载的声音。接着，荒芜诗情激荡，一发而不可收，《长安杂咏》十九首出手后，先以手抄稿流传，后来在许多报刊“补白”，大获青眼，一时洛阳纸贵。在不少人还“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诗人敢言。诗人吐出的胸中块垒，几乎也是人人胸中的块垒，他以自己的知觉，唤起人们的知觉：起初对多年来非正常政治生活中的众生相略加回顾，如“告密投机新伙伴，昂头变脸老相知。名流陆续成帮鬼，小丑仓皇戴画皮”。之后，很快转入世态人情，他在诗中无情地鞭挞又一次变换画皮的“风派”，随时准备闹地震的“震派”，蠢蠢欲动的“江东子弟”，以及袍笏登台的老贵和新贵。
　　荒芜自称写的是打油诗，但他的嬉笑怒骂绝不是插科打诨，他旗帜鲜明，一开始就张言“日写小诗三两首，官僚头上试开刀”。他温和地批评了类如“软骨症”，“长安市上千千柳，舞损腰肢太可怜”，也涉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消极现象，而他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新旧官僚衮衮诸公，如《为某公画像》二首就是得到广泛认同的犀利辛辣之作：“眼已花来耳已聋，脑瓜难免不冬烘。魂销脂粉绮罗里，身老琼楼玉宇中。可笑牛皮非马列，堪怜公子变毛虫。彩油剥尽人争看，特号当今客里空。”“从来树大易招风，假药仙丹自不同。遗憾夸夸谈马列，羞人答答扮雷锋。空传西域来天马，不信南阳有卧龙。欲向辕门听《斩子》，谁知《宿店》放曹公。”
　　我以为读者不必一一索隐指认，诗中形象固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须知这是写诗词啊”（毛泽东语），故并非必此人必此事。诗人做到了鲁迅于自己杂文所说的“讲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某公者，类型也，公约数也，是某公，却不必是这一某公、那一某公也。这些“某公”是权力者，或更确切地说是特权者，侈谈马列，暗涉贪腐，其时权力寻租的规模、渠道和手法已经冒出地平线，被我们的诗人瞥见了。别的不说，十年动乱中都未停止的豪奢工程，日益泛滥的公款宴会，与民间疾苦对比是严酷的：“峻宇雕墙迥出尘，墙头铁网绕三巡。家人父子皆新贵，故旧亲朋满要津。幕后笙歌声细细，庭前车马到频频。对门老妇头如雪，捡纸归来当积薪。”（《杂感七首》之五）“童年熟读《桃花源》，世外云山尚有村。前度渔郎来相告，‘旧时童叟悄无言。桃林斫尽为薪火，渔网空悬挂破门。高价食粮籴不起，更无余沥到鸡豚’。”（《癸亥杂诗五首》之五）
　　诗人不仅写了《咄咄吟》多首，历数官僚政治的征象，他还要探索它的来龙去脉，“历史无情翻旧账，沧桑有迹认残灰”。他以被严酷的现实唤醒的历史感，写了他在秦兵马俑坑边的思考和感慨：
　　车文空见九州同，好大从来更喜功。
　　万世徒怜胡亥马，卅年终失楚人弓。
　　焚书圯上传黄石，偶语河中出祖龙。
　　一炬咸阳三月火，至今禾黍怨秋风。
　　海滨驱石血殷鞭，北筑长城近塞边。
　　枉使李斯除逐客，空教徐市访真仙。
　　沙丘落日风吟树，博浪惊魂月堕天。
　　地下本来无敌国，何需兵马俑三千？
　　东临渤海射蛟还，一辆辒辌向陕关。
　　凿地早通骊谷下，置身先在臭鱼间。
　　阿房宫里笙歌歇，万里城边烽火寒。
　　十二金人无片语，看他胜、广揭长竿。
　　—《观骊山兵马俑》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诗人曾自叹“回思三十年间事，都在一知半解中”。在那三十年间，他经历了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斗争，发配北大荒，在完达山冰天雪地中伐木，是为在建的人民大会堂提供木材。随后是十年动乱，他被抄家，焚烧了他视同心血的惠特曼诗译稿，他陷入茫然之境，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后来，荒芜对改革开放和其他善政也曾有笔墨及之，并非不分善恶真伪，一路怒骂。这有他若干首诗可以为证。
　　荒芜，这位接受过欧美现代思想熏沐的知识分子，像他那一代众多读书人一样，也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陶冶，这便不难理解他以身许国的宿志，还在《五七年错案得平，感赋》中，就有感人的诗句：“回看娇女开新酒， 笑伴童孙画小鱼。但使片言能活国，甘心轻掷老头颅。”而他认定：“写文与作诗，立言贵不朽。上以拯斯民，下以挞群丑。不做应声虫，蝇营与狗苟。”于是他“不写风花雪月辞，苍生霖雨系相思。欲将一管狼毫笔，直指千秋鬼魅祠”（《感怀十首》之四）。他重视他这一支独立诗笔的社会功用，尽管他没有高举“匕首和投枪”，但也要针对一班狐鼠和变色龙，以戳穿鬼魅的假面为能事。
　　从他《感怀十首》之九，可以看到写诗已经成为荒芜晚年生命中的主要部分：“何曾有意作诗人，百折千磨劫后身。海国风涛畴日泪，关山戎马故园心。苦吟渐觉须眉白，久病方知子女亲。一字未安眠不得，残宵和梦写真真。”
　　然而，一边是时弊日深，令人失望，要写诗来讽刺；一方面又是“去年寄出诗三卷，尸骨无存砍了头”。八十年代末，他怀着异样的心情去异域探望亲人，或是兼有怀旧之意吧，却除了一首《乡音》，没留下诗来。回京以后，这位孤高、峻急、狷介的老人，陷入沉默之中。只从他身后被亲人发现的片纸只字，如“世事炎凉只自知……输了人生一局棋”，可以窥见其绝望的心境。
　　九十年代有一天，为欢迎远道而来的广州诗人李汝伦，在方成家相聚，有钟灵、牧惠、舒展和我，想到荒芜久不见，临时接他来会会老友散散心，他欣然而来，但一席无话。后来，在荒芜悄然辞世前不久，我去他百万庄家中看望，他仍然没说话，只给我看了他写在纸片上的一首五律：“老病无生趣，真成木乃伊。懒吃三顿饭，怕写一行诗。世事由它去，平生只自知。但求归八宝（按指八宝山火葬场），斩断藕千丝。”
　　荒芜就这样决绝地拂袖而去了。然而他遗留给我们一卷“怒诗”，堪称诗史，可为镜鉴。如果用他的话说，前三十年输在“一知半解”，那么后来若干年，他终于走向大彻大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