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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近几年达到两位数字的增长。在我们面对经济增长总体好形势的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方式粗放、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物价上涨压力增加、有效需求不足、体制机制性障碍还没有根本消除。”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战略性的综合治理，文章认为针对以上情况，分析被称为“萧条经济学”的凯恩斯投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试图通过介绍凯恩斯投资理论的动态困境和出路,结合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和趋势,指出要使宏观经济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对收入和财产分配合理化给予高度关注,加强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力度。
关键词：凯恩斯 投资理论 财产分配 合理化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8）06-040-02
一、凯恩斯投资理论的动态困境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传统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经济学教条也因此破灭。凯恩斯的《通论》（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便应运而生。在文中,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危机和失业问题。他把就业不足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三大基本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第一个规律造成消费不足,第二、三个规律的共同作用使投资不足。按凯恩斯本意,消费需求比较稳定,不易改变,他说到:“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故一般而论,总消费量主要取决于总所得量。”因此,在消费倾向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消费与收入之差,必然要借助投资来弥补。他指出:“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从短期静态看,投资增加的确可以弥补消费不足进而消除就业不足的问题。然而,从长期动态看,只能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这是因为“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弥补净所得与消费之罅隙乃成为一大问题——而且此问题随资本之增加而愈来愈难……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日均衡之困难。”也就是说,今天产出和消费之间的差距除非通过增加投资来弥补, 否则今天的充分就业均衡就无法实现,然而由于今天投资增加所引起的明天产出增大,使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比今天更大,弥补起来更加困难。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实际上承认了增加投资的两难处境。美国《每周评论》1974年4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凯恩斯主义自食恶果”的论文,把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刺激经济比喻为“就像一条漏气的轮胎,要使不致瘪下去乃至完全跑光,就必须不停地往里打气”。但是“轮胎和它的漏洞两者都随着时间消逝而愈益增长,因而就要有一个越来越有力的打气筒”。这个比喻和凯恩斯的论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凯恩斯的投资理论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动态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凯恩斯首先提出了消灭食利阶层,使利率降为零,进而实现投资社会化。由于这个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因此凯恩斯便转向消费方面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把消费不足赋予独特的重要地位,确认投资不足最终不过是消费不足的派生现象。他说:“一切生产之最终目的,都在于满足消费者”,“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之限制,总需求只有两种来源(ａ)现在消费,(ｂ)现在准备未来消费”,“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降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由此可以看出,总需求来源于现在消费和为准备未来消费而进行的现在生产,生产方面的有效需求最终来源于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即“准备未来消费的需求”最终受“现在消费需求”的制约。因此,投资不足最终不过是由于“现在消费”不足而引出的派生现象,而有效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源于“现在消费”不足。那么如何使消费需求增加呢?只有加大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依赖于收入更为公平合理。为此,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真正的补救办法,是用各种方法,例如所得之重新分配来增加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可维持某特定就业水准。”至于用什么办法重新分配所得,他说:“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在消除财富与所得之绝大差异方面已有长足进步,尤以英国为例,许多人都愿意这种办法再推进一步。”
综上所述,凯恩斯虽然强调加大投资对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扩大就业和医治经济危机的作用,但他同时也意识到投资增加的动态困境,承认了靠增加投资来解救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愈来愈困难的实际情况,进而在《通论》后面的章节中提出了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由于凯恩斯当时面对西方经济大萧条的特定环境,其在《通论》中的政策主张多为权宜之计,对收入分配问题并未展开详细论述。因此,我们通常把大规模政府投资作为凯恩斯主义的主旨,而往往忽略其“重新分配所得”政策。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滞涨”问题的出现,便是长期片面推行凯恩斯主义赤字政策的结果。从实践上看,战后所有经济稳定发展的国家,在推行凯恩斯总需求政策的同时都辅以了福利国家制度,即政府对收入与财产分配合理化给予了高度关注。
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要求进一步完善分配政策
1997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经济政策, 我国经济的增长能使广大居民进一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多年来宏观调控的目标，它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出现这种情况是来之不易的，也是初步的和不稳定的。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与之相伴随的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化，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形势。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速度，虽然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储蓄投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条件较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其中物价指数上涨，普通大众购买力不足，就是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对扩大内需形成了严重的制约,扩张性政策在较小的乘数下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其过快增长也是使国民经济从增长偏快转向过热风险加大的因素。因此，投资的增速倍受关注，抑制反弹，具有重要意义。在实施加大政府投资等扩张性政策的同时,必须用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收入分配调整的力度，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首先，衡量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在0.3～0.4之间属于中等程度贫富差距,0.4以上为差距过大。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经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尽管有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并不完全一致，在不少国家,基尼系数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界线,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由于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差距大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却往往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认为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另一方面又大谈逐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无形中还是承认了基尼系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借鉴价值。其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尤为突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1，1997年为2.47∶1，2001年为2.92∶1，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为3.23∶1，2005年为3.22∶1，2006年涨到了3.28∶1。如果再将城市居民享受带有很大福利性成分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计算在内，剔除农民收入中不可计算的实物部分，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更是巨大，约达5∶1或6∶1。另外,从居民储蓄方面看,占全国人口总额29.1%的城镇居民的储蓄占全国储蓄总额的80.1%,而占全国人口总额70.9%的农村居民的储蓄仅占全国储蓄总额的19.9%；从消费方面看,广大农村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只有全国居民消费额的1/3。此外,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以及不同所有制之间也同样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它限制了消费总量的增加,同时也使消费结构向畸形方向发展。从消费总量上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使高收入者虽有购买能力但无购买意愿,因而不会形成现实的需求;而低收入者虽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由于收入的制约,造成有购买意愿但无购买能力,因而也限制了需求的增加。这两个方面同时起作用,必然会造成相对于公平收入而言的消费需求不足。从消费结构上看,由于高收入者倾向于高档次、炫耀性、甚至浪费性消费,这部分消费基本上来自国外进口,因而无益于国内需求的拉动。同时,这种消费还会引起不良的攀比效应,会使产业结构的调整趋于不合理。而低收入者在解决温饱以后,对耐用消费品、住房、交通等方面的需要又由于受收入的约束无法完全实现。因此,低收入层不能从基本生活消费向高一级层次的消费顺利过渡,这样在制约整个工业消费品市场的同时,也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因此,要增加消费需求,关键在于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唯有如此,总需求量才会增加,社会的需求结构才会趋于合理,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才会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三、完善我国分配政策的几点措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都保持一个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依然相当突出,由此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长期造成的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以至于我们国家的GDP还不到1 000美元的时候，在我们的经济结构当中就出现了西方国家他们在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时遇到的现象，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大量的消费品都供过于求，可是农村，广大的农民还处在很多消费品极其匮乏的状态，特别是家用电器等等。我们大量的工业品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化水平过低，农民的收入水平过低，他们有需要，但是没有需求，从经济学上看他们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仅是经济学上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久战略。国外发展经验也表明,收入分配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构,它同时又是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增长的变量。因此,借鉴凯恩斯投资理论的动态困境,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调整分配关系应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政策取向。
第一，努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中低收入者是社会中主要的消费群体,其收入过低必然会影响总体的消费倾向,进而也会降低投资乘数,因此，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势在必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首先为中低收入者广开就业门路。我国目前城市的贫困现象主要是由于下岗、失业造成的,因此,解决下岗失业问题对消除城市贫困无疑是最有效率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给中小企业更大的创业自由和发展空间,比如降低行业进入门槛、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其次,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下岗职工、困难职工必须保证基本生活费,并切实做到按时足额发放,尤其要做好下岗或待业人员的再就业和就业工作，这不仅是增加该群体收入的必要手段,也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提高总体的消费需求。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1）进一步增加农村的教育投入，发展职业教育，从而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其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创造条件。（2）继续推进农村城镇化，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从而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的信息和机会。（3）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成人教育，搞好劳动力转移前的培训工作，优化劳动力的供求结构。（4）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构建农村就业信息网络的建设，形成一个以县级政府为主导，以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主体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系统。（5）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进一步拓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渠道。现在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仍然较低,只有将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兄弟才有足够的现金进行消费,才能形成工农业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因此，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速农村城镇化以及新农村建设,取消农民进城打工的各种限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调节过高收入,取消不合理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我国两极分化已比较严重，这个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使部分觉得不公平的人没有积极性，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政府必须积极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对个人所得实行累进税制，同时，应加快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办法,完善利息税。深入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局面,减少垄断利润,从而取消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加大反腐力度,打击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等丑恶现象。强化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消除内部人控制所导致的分配差距。大力打击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走私贩毒等犯罪行为,进而杜绝各种非法收入。总之,在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实行合理有效的分配政策,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消费乘数,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较大的乘数下对我国经济增长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扩大内需这一宏观政策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实现,居民消费水平能否在总体上真正提高。
第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所有制形式、生产、流通及分配方式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了构筑其上的国家、法律、司法制度等上层建筑的性质、规模与复杂程度。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公有制所有制形式的巨大变革，已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政策发生了深刻而影响广泛的变化。与之相适应，更是为了认同、巩固、深化和促进这种变化，我国的有关立法与司法制度虽然缓慢，但却扎实地完善着、发展着。其变化带有更明显的被动性和渐进性，但是其影响和作用却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因为它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制度影响下的人们观念的定型化，反过来，又影响和促进了这样一种观念进一步转变、发展，乃至飞跃。在动态的社会秩序下，既成法律规范或政策的任何变动，特别是有关经济、社会观念敏感问题的法律制度、规范的生成、取缔或者修改完善，都可能带来观念上的冲突与实践中的一时紊乱，为此，需要党和政府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不断制定和完善顺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分配政策和监管制度；对经济、社会关系深刻地洞察、领悟，带领人民，进一步予以规制、保护，最终促进共同富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总之，要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在收入分配领域，人们通常是这样说的：初次分配由市场来管，再分配由政府来管。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通俗地说，起的是“抽肥补瘦”的作用。在收入再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防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逆向再分配”（即“抽瘦补肥”）的现象；同时要确立“适度再分配”的理念，防止再分配不足和再分配过度。因为，再分配不足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再分配过度则不利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不利于效率的提高，而且从本质上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平。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83
2.刘涤源.凯恩斯经济学说评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3.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常兴华.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6.杨天赐.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杨峰玉，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和行政法学。）
（责编：若佳）
关键词：凯恩斯 投资理论 财产分配 合理化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8）06-040-02
一、凯恩斯投资理论的动态困境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传统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经济学教条也因此破灭。凯恩斯的《通论》（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便应运而生。在文中,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危机和失业问题。他把就业不足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三大基本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第一个规律造成消费不足,第二、三个规律的共同作用使投资不足。按凯恩斯本意,消费需求比较稳定,不易改变,他说到:“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故一般而论,总消费量主要取决于总所得量。”因此,在消费倾向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消费与收入之差,必然要借助投资来弥补。他指出:“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从短期静态看,投资增加的确可以弥补消费不足进而消除就业不足的问题。然而,从长期动态看,只能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这是因为“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弥补净所得与消费之罅隙乃成为一大问题——而且此问题随资本之增加而愈来愈难……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日均衡之困难。”也就是说,今天产出和消费之间的差距除非通过增加投资来弥补, 否则今天的充分就业均衡就无法实现,然而由于今天投资增加所引起的明天产出增大,使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比今天更大,弥补起来更加困难。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实际上承认了增加投资的两难处境。美国《每周评论》1974年4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凯恩斯主义自食恶果”的论文,把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刺激经济比喻为“就像一条漏气的轮胎,要使不致瘪下去乃至完全跑光,就必须不停地往里打气”。但是“轮胎和它的漏洞两者都随着时间消逝而愈益增长,因而就要有一个越来越有力的打气筒”。这个比喻和凯恩斯的论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凯恩斯的投资理论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动态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凯恩斯首先提出了消灭食利阶层,使利率降为零,进而实现投资社会化。由于这个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因此凯恩斯便转向消费方面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把消费不足赋予独特的重要地位,确认投资不足最终不过是消费不足的派生现象。他说:“一切生产之最终目的,都在于满足消费者”,“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之限制,总需求只有两种来源(ａ)现在消费,(ｂ)现在准备未来消费”,“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降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由此可以看出,总需求来源于现在消费和为准备未来消费而进行的现在生产,生产方面的有效需求最终来源于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即“准备未来消费的需求”最终受“现在消费需求”的制约。因此,投资不足最终不过是由于“现在消费”不足而引出的派生现象,而有效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源于“现在消费”不足。那么如何使消费需求增加呢?只有加大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依赖于收入更为公平合理。为此,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真正的补救办法,是用各种方法,例如所得之重新分配来增加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可维持某特定就业水准。”至于用什么办法重新分配所得,他说:“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在消除财富与所得之绝大差异方面已有长足进步,尤以英国为例,许多人都愿意这种办法再推进一步。”
综上所述,凯恩斯虽然强调加大投资对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扩大就业和医治经济危机的作用,但他同时也意识到投资增加的动态困境,承认了靠增加投资来解救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愈来愈困难的实际情况,进而在《通论》后面的章节中提出了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由于凯恩斯当时面对西方经济大萧条的特定环境,其在《通论》中的政策主张多为权宜之计,对收入分配问题并未展开详细论述。因此,我们通常把大规模政府投资作为凯恩斯主义的主旨,而往往忽略其“重新分配所得”政策。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滞涨”问题的出现,便是长期片面推行凯恩斯主义赤字政策的结果。从实践上看,战后所有经济稳定发展的国家,在推行凯恩斯总需求政策的同时都辅以了福利国家制度,即政府对收入与财产分配合理化给予了高度关注。
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要求进一步完善分配政策
1997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经济政策, 我国经济的增长能使广大居民进一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多年来宏观调控的目标，它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出现这种情况是来之不易的，也是初步的和不稳定的。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与之相伴随的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化，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形势。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速度，虽然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储蓄投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条件较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其中物价指数上涨，普通大众购买力不足，就是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对扩大内需形成了严重的制约,扩张性政策在较小的乘数下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其过快增长也是使国民经济从增长偏快转向过热风险加大的因素。因此，投资的增速倍受关注，抑制反弹，具有重要意义。在实施加大政府投资等扩张性政策的同时,必须用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收入分配调整的力度，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首先，衡量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在0.3～0.4之间属于中等程度贫富差距,0.4以上为差距过大。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经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尽管有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并不完全一致，在不少国家,基尼系数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界线,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由于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差距大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却往往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认为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另一方面又大谈逐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无形中还是承认了基尼系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借鉴价值。其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尤为突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1，1997年为2.47∶1，2001年为2.92∶1，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为3.23∶1，2005年为3.22∶1，2006年涨到了3.28∶1。如果再将城市居民享受带有很大福利性成分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计算在内，剔除农民收入中不可计算的实物部分，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更是巨大，约达5∶1或6∶1。另外,从居民储蓄方面看,占全国人口总额29.1%的城镇居民的储蓄占全国储蓄总额的80.1%,而占全国人口总额70.9%的农村居民的储蓄仅占全国储蓄总额的19.9%；从消费方面看,广大农村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只有全国居民消费额的1/3。此外,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以及不同所有制之间也同样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它限制了消费总量的增加,同时也使消费结构向畸形方向发展。从消费总量上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使高收入者虽有购买能力但无购买意愿,因而不会形成现实的需求;而低收入者虽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由于收入的制约,造成有购买意愿但无购买能力,因而也限制了需求的增加。这两个方面同时起作用,必然会造成相对于公平收入而言的消费需求不足。从消费结构上看,由于高收入者倾向于高档次、炫耀性、甚至浪费性消费,这部分消费基本上来自国外进口,因而无益于国内需求的拉动。同时,这种消费还会引起不良的攀比效应,会使产业结构的调整趋于不合理。而低收入者在解决温饱以后,对耐用消费品、住房、交通等方面的需要又由于受收入的约束无法完全实现。因此,低收入层不能从基本生活消费向高一级层次的消费顺利过渡,这样在制约整个工业消费品市场的同时,也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因此,要增加消费需求,关键在于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唯有如此,总需求量才会增加,社会的需求结构才会趋于合理,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才会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三、完善我国分配政策的几点措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都保持一个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依然相当突出,由此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长期造成的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以至于我们国家的GDP还不到1 000美元的时候，在我们的经济结构当中就出现了西方国家他们在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时遇到的现象，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大量的消费品都供过于求，可是农村，广大的农民还处在很多消费品极其匮乏的状态，特别是家用电器等等。我们大量的工业品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化水平过低，农民的收入水平过低，他们有需要，但是没有需求，从经济学上看他们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仅是经济学上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久战略。国外发展经验也表明,收入分配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构,它同时又是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增长的变量。因此,借鉴凯恩斯投资理论的动态困境,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调整分配关系应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政策取向。
第一，努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中低收入者是社会中主要的消费群体,其收入过低必然会影响总体的消费倾向,进而也会降低投资乘数,因此，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势在必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首先为中低收入者广开就业门路。我国目前城市的贫困现象主要是由于下岗、失业造成的,因此,解决下岗失业问题对消除城市贫困无疑是最有效率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给中小企业更大的创业自由和发展空间,比如降低行业进入门槛、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其次,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下岗职工、困难职工必须保证基本生活费,并切实做到按时足额发放,尤其要做好下岗或待业人员的再就业和就业工作，这不仅是增加该群体收入的必要手段,也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提高总体的消费需求。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1）进一步增加农村的教育投入，发展职业教育，从而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其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创造条件。（2）继续推进农村城镇化，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从而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的信息和机会。（3）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成人教育，搞好劳动力转移前的培训工作，优化劳动力的供求结构。（4）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构建农村就业信息网络的建设，形成一个以县级政府为主导，以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主体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系统。（5）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进一步拓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渠道。现在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仍然较低,只有将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兄弟才有足够的现金进行消费,才能形成工农业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因此，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速农村城镇化以及新农村建设,取消农民进城打工的各种限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调节过高收入,取消不合理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我国两极分化已比较严重，这个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使部分觉得不公平的人没有积极性，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政府必须积极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对个人所得实行累进税制，同时，应加快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办法,完善利息税。深入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局面,减少垄断利润,从而取消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加大反腐力度,打击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等丑恶现象。强化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消除内部人控制所导致的分配差距。大力打击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走私贩毒等犯罪行为,进而杜绝各种非法收入。总之,在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实行合理有效的分配政策,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消费乘数,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较大的乘数下对我国经济增长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扩大内需这一宏观政策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实现,居民消费水平能否在总体上真正提高。
第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所有制形式、生产、流通及分配方式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了构筑其上的国家、法律、司法制度等上层建筑的性质、规模与复杂程度。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公有制所有制形式的巨大变革，已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政策发生了深刻而影响广泛的变化。与之相适应，更是为了认同、巩固、深化和促进这种变化，我国的有关立法与司法制度虽然缓慢，但却扎实地完善着、发展着。其变化带有更明显的被动性和渐进性，但是其影响和作用却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因为它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制度影响下的人们观念的定型化，反过来，又影响和促进了这样一种观念进一步转变、发展，乃至飞跃。在动态的社会秩序下，既成法律规范或政策的任何变动，特别是有关经济、社会观念敏感问题的法律制度、规范的生成、取缔或者修改完善，都可能带来观念上的冲突与实践中的一时紊乱，为此，需要党和政府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不断制定和完善顺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分配政策和监管制度；对经济、社会关系深刻地洞察、领悟，带领人民，进一步予以规制、保护，最终促进共同富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总之，要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在收入分配领域，人们通常是这样说的：初次分配由市场来管，再分配由政府来管。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通俗地说，起的是“抽肥补瘦”的作用。在收入再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防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逆向再分配”（即“抽瘦补肥”）的现象；同时要确立“适度再分配”的理念，防止再分配不足和再分配过度。因为，再分配不足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再分配过度则不利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不利于效率的提高，而且从本质上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平。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83
2.刘涤源.凯恩斯经济学说评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3.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常兴华.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6.杨天赐.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杨峰玉，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和行政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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